吴佩孚教育思想略论

朱华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吴佩孚教育思想略论

朱华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但作为秀才出身的他对近代中国教育也非常关注，在教育理念、教育方针等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强调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倡导“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推崇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吴佩孚；教育思想；内容

作为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第一位中国人，著名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权倾中国军界政坛，声名显赫，同时由于他在诗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小有成就，因此又有“儒帅”［1］、“儒将”［2］、“秀才军阀”［3］等盛誉。近年来，学界对吴佩孚的研究集中在他的政治、军事、外交、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格、晚节、历史作用及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等诸方面，而对他的教育思想却鲜有学者关注。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其教育思想进行梳理，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吴佩孚（1874～1939年），字子玉，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蓬莱众多的传奇故事与传世名篇、诗文佳作等，对吴佩孚的影响深远，为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吴佩孚的童年，家境寒微，但其父母望子成龙，六岁时即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儒家启蒙教育。因此吴佩孚从小就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深受孔孟儒家文化的熏陶。吴佩孚“性好学，喜诗文。”［4］747他几乎每天都到蓬莱阁玩耍，对阁墙所刻诗文经常熟读。在历代文人学士诗文的影响和自己努力下，吴佩孚不仅读书精博，而且善诗能文，12岁时就能提笔写文，“为宿儒所延誉”［5］268，表现出超常的能力。不可忽视的是，在吴佩孚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其早年的引导鼓励，对他教育思想的产生帮助甚大。1887年，13岁的吴佩孚丧父，一家生计的担子都落在他的寡母身上，全家生活全靠母亲经营祖传的“安香”小杂货店收入维持。吴佩孚母亲节衣缩食，竭尽所能保障他衣食无忧，即便“衣不充体，食不果腹”，“典质俱尽”，“饥寒堪虞”，仍以“纺绩所得”“贴补家用”，坚持让吴佩孚“攻书求学”。［5］26715岁时，吴佩孚又师从当地宿儒李丕森，寒窗十载，深得儒学精髓。1896年，22岁的吴佩孚考中秀才。随后，吴佩孚设馆教书［6］9，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发生，吴佩孚可能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在家贫的生活环境和慈母的严格要求教育下，吴佩孚饱读四书五经，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忠、义、孝、悌”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教育在他的思想上烙上了深深的儒家文化痕迹，为其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尤为重要的是，吴佩孚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1840年以来，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西学东渐潮流，不仅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改变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走向，民主思想成为近代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受到冲击。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并随之发生改变，近代新式教育模式取代了传统封建教育模式。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中国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是中国技艺的落后，造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由此掀起了在工艺、技术、制度等各领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热潮，此即经世致用和洋务教育思想的兴起。随着对西方学习程度的深入，人们发现器物虽然革新了，但收效并不明显，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并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只有从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深层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与之相适应，在教育领域中，重视学习西方文化的教育思想开始出现。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要想像日本一样强盛，必须改变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统治，必须要彻底扫除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障碍；而要扫除这些思想障碍，必须依靠教育，于是传统教育随之变革，西方新教育思想进入中国。吴佩孚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

二

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其教育思想与同时代教育家不同的是，虽无专门教育著作与论文，但曾多次就教育问题发表言论，在其众多言行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显示出独特的教育理念。吴佩孚云：“古者立国教育为本，今日之学生即他日社会之中坚分子，有教育，方有好学生，则他日国家方有好政治。”［7］148又如，“好人与坏人之分别，当视其所受教育之良否。虽读书万卷，学富五车，使品行不端，即是坏人，等于未受教育。民国以来，中外都无好教育，故连年祸乱，疮痍日深。”［7］151上述言论，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一位爱国者对教育的深切关注与思考。综合起来，吴佩孚的教育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调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

忠是儒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伦理范畴；孝是儒家思想中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在传统社会中，忠孝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是一种责任，对国家、对父母的责任。但在吴佩孚的推崇下，他赋予了新的解释，即视忠孝为人才的基本品格，是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关键。只有从小接受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最终形成爱国主义精神。

首先，吴佩孚详尽阐释忠、孝的含义以及重要作用。何谓忠？在封建社会时期忠主要针对君主而言，臣对君要绝对忠诚。吴佩孚对忠的理解不是强调对君的忠诚，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忠是待人接物的基本处世态度，亦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他说：“吾人处事，凡我忠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为诚恪对待之。……推而至于忠其职，忠其事，忠其心，无一而不出于忠之一字”；进一步言，忠为“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也，亦即中心由静而动之一点始基也。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忠于人，则人服且悦。忠于事，则事无不成。忠于物，则物无不格。故忠者，包万事万物，而为中心表现实行之道也。”［7］117他认为“为人谋而不忠，此之忠不属于君也。言忠信，行笃敬，此之忠又不属于君也”，唯有“砥柱中流，挽回乾坤，方算大忠”。［7］120如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是“大忠大义”的表现。［7］130吴佩孚特别强调，无论何人，不可不具忠字的品格。如教师，以品节育人才；农民尽力耕种，依限完粮；工人尽力做工，创造财富；商人货真价实；军人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即忠于国家，这些都是忠［7］130，是个人的最基本品格。

孝，是儒家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伦理范畴，“仁之本”、“人伦之始”、“百善孝为先”等是其重要性的鲜明体现。吴佩孚多次在演讲中提到孝，特别是在各级学校演讲中详尽阐释孝的重要作用，“孝为百行之原”［7］153，“人能尽孝，必能尽忠，是孝实为忠之根。”［7］13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将孝视为士人的基本品格，提出“若士不孝亲，则为衣冠禽兽。”“教之道，首重在孝双亲”。［7］146亦即对待父母首先要在物质上赡养，其次在精神上使父母愉快。鉴于此，吴佩孚主张中小学务必加强忠孝教育，“孝为忠之本，忠为孝之用”。［7］119

其次，吴佩孚认为教育的根本在忠孝。他认为：“教育之法，有体有用，有本有末，就中比较，以体与本为重”。［7］117“前清教育重文章，不重实行；民国教育重物质不重根本，根本者何？就是五个字：道德仁义礼。”［7］117吴佩孚认为：道德仁义集中于礼，“孔子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而且“春秋时孔子教育均以礼为本”。［7］117不仅如此，吴佩孚还强调，礼的根本在忠孝，“千万要注重忠孝二字。因孝者是本忠者是用。人人全能尽忠尽孝，何患天下不平？”［7］119也就是说，只要人人对于社会事业各尽其能，没有丝毫虚伪，保证青少年有学上，自然社会稳定，国家安宁。总之，教育的根本在忠孝，“根本认清，再学各种职业，才有根本。”［7］145显而易见，吴佩孚对忠孝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强调跃然纸上，体现出他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与学生传统道德养成的重视。

吴佩孚不仅倡导学校教育要以忠孝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途径。吴佩孚提出学生“研究科学之外，宜于忠孝要道，三致意焉。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则忠孝可以偏行于中国，偏行于世界，其造福与社会不其伟乎！”［7］122具体而言，他认为忠孝必须从平时一言一行出发，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只要从忠孝出发，就能成长为一个对于社会有用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在演讲中他多次说到：“凡事能本忠孝做去，则可造成完人。诸君散学回家之时，须当习出告反面，冬温夏清，侍膳问安，晨昏定省之礼，尤应行之有恒。能本乎此，则足以言家庭天伦之乐矣。此乃孝之初步。盼诸君身体力行，以臻与大孝至孝之境。修齐治平先重亲亲。成圣成贤，概基于是。”［7］122应当说，这是吴佩孚对培养学生忠孝的具体要求和期望，是其教育思想实现的具体途径。

再次，吴佩孚把忠孝与爱国相联系。民国时期虽然“爱国”一词成为口头禅，但很多人是打着爱国的幌子而行卖国之实。究其原因，吴佩孚认为是由于学校教育中没有注重忠孝教育。在各种演讲、集会中，吴佩孚多次对忠孝与爱国的关系进行了阐释。1931年，在四川广安县中学校欢迎会上，吴佩孚提出：“忠由孝出，才算真正爱国，倘以为有利于国，有益于民，不可顺应潮流，与人同污，必须砥柱中流，挽回乾坤，方算大忠。”［7］120大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甚至他认为孝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途径，“如求国家之治，天下之平，须从孝字做起。”［7］175因为“忠出于孝，如能孝父母，扩而充之，则对师长对朋友，对地方，对国家即无不进思尽忠矣。”［7］153鉴于此，吴佩孚提出教学中应对“孔孟书籍，多加注意。”［7］118众所周知，孔孟书籍是礼的来源，是培养忠孝品格的基础。换言之，学校教育要以孔孟的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只有从小学习儒家文化，逐步培养忠孝品格，爱国主义思想才能真正养成，才能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奉献一切。

吴佩孚倡导的以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尽管是对传统礼教的维护，有宣扬旧道德、旧文化的缺陷。但其对忠孝重要性的强调，视忠孝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特别是将忠孝与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相联系，在当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民族自尊精神，以及社会的安定、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而且有助于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统一。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倡导“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

与吴佩孚重视儒家传统教育相联系的是，在教育方针上，他积极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要求学校教育必须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才能培养出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

吴佩孚的“中体西用”教育方针的提出是建立在他的“西学中源”观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无论文字、数学、机械制造等，中国古已有之，并且西方的科学文化都是来源于中国。如文字，“英语与国文今并论之，英文二十六字母，中国在伏羲前已有。其A至J十字，即天干甲至癸之十字，……俱是当时一种符号。嗣后中国文字，变简为繁，其本原遂无人论及。”［7］120而且西方文字是在中国汉字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中国人一部分西迁时，带到欧西去的。至今考古家发见欧美许多古迹，是与中国古代相同的，可资证明。”［7］120其他诸如飞机、汽车等，中国均早已有之，“今之飞机汽车似属外国发达，殊不知中国伏羲时代，有奇肱氏者，曾造飞车。春秋时公输子，又造飞鸢，岂非发明飞机的先祖吗？三国孔明又造木牛流马，岂非发明汽车的先祖吗？”［7］120具体到学校教育中的德、智、体三育，吴佩孚认为中国早已有之，“《中庸》上已详言之，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是为造诣成功之人说法”；不仅如此，吴佩孚甚至认为“西方三育，是为造就初步人说法。”［7］144显而易见，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优劣的认识上，吴佩孚的主张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中源说”的延续，尽管他的这种主张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和比附，但对于打破中西文化的对立，认同西学，以及促进国人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此基础之上，吴佩孚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他认为：“立国要素端在教育，教育良否，关乎国家兴衰治乱。教育良则国治而兴，教育不良则国乱而衰。”［7］154一定程度上说，今日的好学生就是以后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教育怎么才能做到“良”呢？吴佩孚主张“良”就是要坚持“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即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国学说，向来注重根本，西方学说则以应用为主。”［7］144他明确指出，“学生之好坏，全视国家对于教育所定之方针如何。余向来主张教育方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前清教育方针尚属不错，但读书者偏重文章，不重实用。及至民国，又空谈技艺，不重根本。若能以《四书》、《五经》为本，以各种科学为用就好了。”［7］154

诚然，吴佩孚的“中体西用”教育方针是建立在以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是一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调和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肤浅和片面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同样不能否认，一方面对于认同西学，传播西学和促进中西文化融合有推进之功；另一方面对于学习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传统素养以及利用儒家文化为现实服务有重要作用。

（三）推崇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

吴佩孚不仅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而且特别强调教育不分男女，提倡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吴佩孚利用各种演讲、集会等场合呼吁社会要重视女子教育，特别是学校要为女子教育提供条件，“要知道，向来中国国家兴亡，关于女子之责任甚大。幼年学为贤女，将来必成贤母，有贤母后有孝子贤孙。”［7］136在北京箴宜女校演讲会上，吴佩孚从家庭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详尽阐释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家庭和睦、国家兴亡的大事，万万不能忽视，“大凡教育事业，向来男女并重。且国家之治乱安危，关系女子之事迹甚多，不胜枚举。……家有好主妇，家庭即兴；如无好主妇，家庭必日就衰败。如居高位者，有好主妇，国家即可兴盛，否则国家必致灭亡。女子之贤否，关系国家之兴亡”，如“黄帝之兴，由于嫘祖为之内助；舜之兴也，由于娥皇女英为之内助；周之兴也，关乎贤女子者。”［7］209所以“女学生对于国家，尤为重要”。［7］154在此基础之上，吴佩孚进一步提出女子教育为家庭教育的根本，“女子为家庭教育之本，相夫教子，责任重大。如文王之后妃，幼时为好女学生，故后能母仪天下，佐兴周室。”［7］154有鉴于此，吴佩孚大声疾呼，女子应该从小接受系统的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还提出了胎教兴家教的思想。“教子孙之法，有根本教育，有应用教育。根本之法为何？即胎教兴家教。”具体而言，胎教就是女子从受孕开始，在怀胎时，女子须“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笑不苟笑，言不苟出。”［7］124-125此虽从胎教的目的出发，但是间接地为女子受教育提供了条件。因为要实现胎教，只有女子自身先要受良好的教育，女子才能贯彻实施这一套胎教理论。

吴佩孚提倡的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既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又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他重视女子教育的思想不仅是有远见的，而且又是十分有胆识魄力的。他强调男女平等，重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指导了当时女子教育发展，而且对今天女子教育仍有现实意义。由于从小接受正统封建教育，吴佩孚不能彻底摆脱封建礼教对其思想的影响。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仍有一定局限性，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表面上是注重男女平等，实际上仍然有男女不平等的烙印。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著名军阀，吴佩孚对教育的关注可说是独树一帜的。尽管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所限，他的教育思想存在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其忠孝为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以及推崇男女并重的女子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近代教育思想。这不仅在当时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深化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

［1］王希亮.直系儒帅吴佩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董尧.北洋儒将吴佩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吴国平,等.秀才军阀吴佩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4］郭剑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下卷［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5］吴佩孚先生集委员会.吴佩孚先生集:上册［M］.台北:大中书局,1960.

［6］郭剑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上卷［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7］唐锡彤.吴佩孚文存［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马纲〕

Research on Wu Peifu's Pedagogical Thought

Zhu Hua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Sichuan 637009,China)

Inmodern China,Wu Pei-fu who is a warlord ismainly reflected in political,military fieldsand so on.But as the origin ofa scholar,he is very concerned for the education inmodern China and has raised distinctive viewson educational concept,educational policy and so on.He emphasizes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patriotism which is based on the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advocating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west technique unde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praising the woman's educational thoughtof th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woman.In short,he has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modern China.

Wu Peifu;pedagogical thought;content

K820.9

A

1671-1351（2010）06-0118-04

2010-06-15

朱华（1973－）男，四川资中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