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重生”与“重死”思想

王晶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史记》中的“重生”与“重死”思想

王晶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史记》中“重生”和“重死”的思想传统均由来已久。不论是对慷慨赴死、追慕仁义者的赞叹，还是对忍辱成志、快意人生者的感佩。古人的“重生”和“重死”都反映出“人”的“自重”精神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这也是“重生”和“重死”现象受到太史公重视的终极原因，至于“自重”精神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是通过“重生”还是“重死”表现出来，只是途径上的差异，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而太史公能对此特别重视，除了他的写作理想使然，还和他曾于困辱面前经历生死的抉择，并曾对此问题进行深度思考有关。

史记；重生；重死；精神

《史记》中“重生”和“重死”的传统均由来已久，从伯夷和叔齐之事即可见此传统。但二人“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是死于“仁义”，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太史公诚重二人之死，于心戚然有感，遂发问“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夷齐之死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中，诚有一席之地，多为后人所道。然其也并非闻周灭商而忧愤自尽，而是“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求生，是带有一定道德底线的求生，其赴死，是基于所坚持的信念而充满悲凉意味的赴死。《史记》中流露出对生的重视和对生命价值的考量，亦充满了对死的重视和对赴死意义的探寻。《史记》中“重生”和“重死”的两个思想传统的并存和斗争，反映了不仅是司马迁，而且是很长的历史时段内古人对自己本体价值的重视和超越于此者之上的对精神寄托的重视。而《史记》中对于生死问题的重视，又通过不同的人在面对荣辱、恩仇时不同的取舍而展现出来。

一、“重死”的思想传统

1.对精神的殉道者和恩义的追慕者的礼赞

《史记》中对于慷慨赴死的描写总是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引人掩卷长思。此种慷慨赴死在古人（尤其是士人）面对荣辱、恩仇时，多以“自刭”之形式表达，是一种对精神信仰和自我尊严的极端看重和对恩义的追慕。此例于《史记》中不可谓不多：

屈原忠而见放，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其死于文学、于历史均成为无法抹杀的一笔。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遭谗见放、远离故土，其“美政”思想不能得以实施，怀“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之忧愤赴死。其死，非不得存活、被逼无奈，实是精神上难以与群小苟同，不能放弃尊严同流合污，是“死节”之行为。

而《田儋列传》中田横之自刭，尤给人印象深刻。司马迁在写到这一段时也给以了更多的笔墨，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清代学者吴见思的《史记论文》中称“中间写田横自刭一段，尤慷慨明净。”田横之自刭包含了北面事刘邦之耻，亨郦生而与郦商同殿为臣之愧。面对耻辱的境地，他以自刭拒绝承受，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决绝地对尊严的坚持。他因无法承受耻辱的逃避和以生命洗刷耻辱的自白是同时存在的。因其死倒愈见其精神的独立不改与不可摧折之刚毅。

《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客之自刭是因为由惭愧而生的耻辱感，使他感到失去了自我的尊严。他生命本体的存在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之所以他主动放弃生命来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是因为他自己打破了他所看重和坚持的维系生活的精神信条，他的无礼和鲁莽践踏了自己的尊严。最后，他只能用生命来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殉葬。

《淮阴侯列传》中钟离眛的自刭，除了有不得不死的因素，其自刭更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尊严的保有和对自我信念的自白。钟离眛的自刭同其死前对韩信的责骂一起，在对比中构成了对韩信的讽刺，也使得这个在《淮阴侯列传》中穿插的人物瞬间充满了生动的光辉。

以上人物之死虽各个有别，但在《史记》的书写中却都成为篇中的亮点。这固然有太史公对他们的赞叹和凸显，但是，他们的死具有着对自我尊严的坚守和对精神信条的坚持的共性，这种共性本身就充满了悲剧美和感人的力量。由此可见，屈原、田横、钟离眛等人的“精神殉葬”行为本身就是“自重其死”的行为，司马迁的赞赏和凸显更使之形成了《史记》中“重死”的思想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中“重死”的思想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恩义有关。在《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出兵救赵时，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首先，这里侯生的自刭是对信陵君的报恩：侯生并没有接受信陵君的财物，之所以言恩，是因为侯生及朱亥受到了信陵君非比寻常的尊重和礼遇，信陵君给予他们的是士人的荣誉与价值的肯定。所以其“北乡自刭，以送公子。”以一“送”字见其报恩思想，其死是一种精神上的礼祭。其次，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是侠义之举，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支持，侯生和朱亥之赴死也是对其“侠义”精神的追慕。“田横五百士”体现了同样的思想：他们在接受召见可能会保全性命甚至有优厚待遇的情况下，选择了集体自杀，也是有着对田横的报恩和对节义的坚持双重的内涵。

司马迁诚见其意，也诚重其意。所以或写得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或写得干脆明了、恸人心魄，都给以了足够的笔墨。《史记论文》中赞《魏公子列传》曰：“一篇好客是主，救赵是大节，而胜处在侯生送公子一段……欲合故离，欲擒故纵，曲曲引人入胜。”实是所言不虚，恰到好处。仁人义士非不可求生，其因节义、恩德而自赴其死，是对其死有着超越于生的看重，是对精神有着超越于物质的看重。司马迁因重其“自重之义”，而特予以彰显，使其节义得以流传，于此中亦见司马氏之眼光与品性。

2.对“死而非其罪”者的叹挽与哀悼

《史记》中多有“死而非其罪”者，让人扼腕叹息。而对于此类情况，官方和民众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感情倾向，对此，《史记》中也给予了凸显。

典型的是伍子胥和白起之死：官方的态度对此十分明朗，吴王使使者赐剑于伍子胥曰：“子以此死。”且在听到子胥死前的怨言之后残忍地对待其尸身，可谓刻薄寡恩。而武安君白起之死正是由“秦王与应侯群臣议”议出来的，可谓君臣合谋。而百姓的态度就充满了公正性和人情味，对待伍子胥是“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之曰胥山。”虽然对于立祠和胥山之说集解和正义中多有反证，而越军祭子胥之说证据也更充足，但是民间对于忠而见杀的臣子的私下祭祀和悼念充满着不同于统治者刻薄寡恩的温情和感念。对于白起之死，《史记》中直称“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对于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太史公虽然都客观存之，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感情倾向的，他正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截然相反的态度进行对比，暗抒了对“死而非其罪”者的叹挽与哀悼。

《季布栾布列传》后，太史公曰“贤者诚重其死。”而太史公亦诚重贤者之死，他通过对不同人在面临“生死”大事中的抉择来见其精神，给予凸显，对死节尚恩者之赞叹，对忠而见杀者的怜悯渗入字间，也隐含了他自己对于生死的思考和对生命价值的珍重。

二、“重生”的思想传统

如同前文“重死”是相对于生来说，“重生”亦是相对于“处死”而言。二者并重并无矛盾，因古人言“死生亦大矣。”而太史公有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则必要通过此人生大事来揭示人生大义。若说“重死”往往与义与恩有关，那么“重生”常常与志与仇有关。

《张仪列传》中张仪受笞数百后，“其妻笑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矣。’仪曰：‘足矣。’”往古，士人因义不受辱，慷慨赴死者亦众矣，亦多得表旌。但是，张仪、苏秦等非不能死，死则寂然无名，其说不显，其家不荣。故忍辱奋志，终得成功。《淮阴侯列传》中韩信面对死和胯下之辱选择了后者，而他成名后的自白正表明了他对成志的坚持和超越于死亡后生存的意义。信曰：“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若说韩信是依靠对遂志成名的渴望面对耻辱坚强地生活，那么伍子胥面对父兄皆死，家破人亡的局面，历尽艰辛、独自逃亡，而最后大仇得报，身亦显荣，支撑他的动力绝对是复仇。而此时的“复仇”对于伍子胥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志向。而太史公不仅大篇幅写其忍辱，写其复仇，更于篇末太史公曰中流露赞佩与戚戚之感：“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故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于今读此评仍可以感受到太史公当时对生死的思考和充满悲愤的情感。李景星的《史记评议》中谈到此处评曰：“而太史公满腹怨意，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不可磨灭矣。以伤心人写伤心事，那能不十分出色！”亦实是点出了太史公因何对“忍死而生”者如此重视，其中除了实现生命本身价值的励志考虑外，恐怕和太史公自身遭遇、心态和抉择都不无关系。

而《史记》中还特别提到了成志荣身后的两种不同的彰显方式：以德报怨和倒行逆施。前者的代表是韩信，封辱己之少年为楚中尉，以此示己之大度，彰己坚忍之能终成大事。而另一种倒行逆施被屡次提到：《伍子胥列传》中，子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其意常恐时日不足，仇不得报，便在机会来临时，用了常人认为过分之极、有违天道的报仇方式，正显示了他爱憎分明的性格和前期以家仇为生命全部的宗旨，对于快意于本心的看重超越了对事理伦常的遵循。这次报仇是伍子胥苦与辱的集中爆发，所以要求得到等量的偿还。这是因最初“礼”遭到破坏带来的恶果是强权对“礼制”的二重破坏。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有着几乎相同的意思表达，主父偃曰：“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其实，伍子胥和主父偃的快意恩仇、肆意人生的态度亦未尝不是《史记》“重生”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对人生理想实现后的充分的自我肯定，亦包含着生命短促的感叹。

对生的重视，对死的超越，其实和“重死”背后的原因一样，都是由于对精神信条的执着和对自我尊严的看重，苏秦在游说失败遭到家人冷遇和讥笑时如果愤然横刀自刭，哪来的日后身佩六国相印的尊荣？“人”的“自重”精神的觉醒，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是“重生”和“重死”现象及此二现象受到太史公重视的终极原因，至于是通过“重生”还是“重死”表现出来，只是途径上的差异而已，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而太史公能对此特别重视，除了他的写作理想使然，还和他曾于困辱面前经历生死的抉择，并曾对此问题进行深度思考有关。所以《史记》中的生死才如此深刻，如此一场场华丽地登场和谢幕留在历史上和我们的心中。

［1］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I206

A

1673-0046（2010）2-0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