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传承

伍丽洁

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观念的传承

伍丽洁

五四新旧文化转型时期，各种西方流派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兼具良好传统文化素养的叶公超，以文学本体论为出发点，建设“纯文学”，传承艾略特的经典诗学理论，提出新诗的发展必须借助旧诗的传统，建立新诗格律，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诗学观念；传统；纯文学；中国新诗

叶公超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家，其文学观念与当时的左翼主流思想相违背，甚至与其所在的新月派的观念也大相径庭。叶公超是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他以文学本体论的眼光建设“纯文学”的批评观念、探讨美学的内部意义，在30年代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中，独放异彩。叶公超的诗学观念传承了以艾略特、瑞恰慈为代表的西方诗学思想，在“五四”那个破除传统的非常时期，他提出新诗的发展必须借助旧诗的传统，建立新诗格律。

一

叶公超的留学背景使他有幸结识了现代派诗歌大师艾略特并深受艾略特诗歌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于对艾略特作品和诗论的偏爱，叶公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译介艾略特最早的新文学批评者。

叶公超的留学背景使他在亲近英美文学的同时受到了艾略特诗学观念的影响。叶公超8岁即在英国留学。从小在纯英语的环境中学习，为他以后完美的牛津口音奠定了基础。14岁时，家人因为担心战乱和频繁的学生运动影响他的学习，再次将他送往美国留学。1925年，叶公超获得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的老师、美国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对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叶公超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这一年是叶公超学术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年，因为在剑桥学习期间，他认识了当时英国诗坛领袖、著名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作为良师益友的艾略特给叶公超带来的影响是不容轻视的。“从爱默思大学到剑桥，叶公超所受的教育都是文学、艺术的教育，但其中浸透了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塑造了他包容、开放、自由的精神气质。他以后的人生，就是在他的英美教育背景下展开的。”［1］中国的五四文学改革浪潮对叶公超的影响微乎其微，西方的文学潮流让他置身于中国新文学潮流之外，与当时的左翼文艺批评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导致了他的诗学理论和实践都超然于主流文学思潮之外而独具特色。

叶公超先生受当时西方主流文艺思想影响最深的，当属艾略特。艾略特是20世纪英美重要诗人、诗评家。他的诗歌和理论改变了20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世界公认的现代派诗歌大师。艾略特的核心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围绕该论文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圣林》奠定了他在文艺理论和批评界的重要地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艾略特关于“传统”的理论。在艾略特看来，传统不是继承得到的，也不是仅仅追随于前一代，更不是盲目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首先，传统是过去的过去性和现存性的意识的结合，“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2］因此，一个诗人，甚至是艺术家，他的整体意义就不只在于他本身，而应该包括他和他之前的诗人或艺术家。其次，传统是新作品与艺术经典的理想秩序。传统是一个已存在的完整的秩序，在不断地加入新鲜的元素，而又继续把持着自身的完整性。新与旧在不断的适应过程中，传统保持活力，保持“完整”，再次面对调整。因此在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方面，诗人“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完全靠私自崇拜的一两个作家来训练自己，也不能完全靠特别喜欢的某一时期来训练自己。”“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2］一个艺术家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牺牲自己、不断消灭个性的过程，放弃当前的自己，从而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诗歌应该从单纯的自我表现转化为普遍的艺术情绪。艾略特这些关于诗人个性与诗歌关系的看法，不仅颠覆了中国传统“诗言志”的传统，而且还颠覆了英国华兹华斯关于“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的论断。

艾略特的文学成就是世界性的，远远超出了他引导的英国现代文学和所处的古罗马立场。他的诗论和诗歌不仅征服了西方国家，就连远隔重洋的中国也受其影响［3］。叶公超算得上是中国研究艾略特的第一人，他积极译介艾略特其人其诗以及其理论到中国。徐志摩在向胡适介绍叶公超时曾说，“这是一位T·S·Eliot的信徒。”在《新月》的几位主编中，叶公超以他的学术著称。在新月派主将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叶公超挑起了《新月》杂志的主编重任。“叶公超主持的《新月》第四卷第六期（1933年3月)刊发了最早详尽介绍艾略特的文章，即孙波的“利斯威的三本书”(注：应为利威斯，F·R·Leavis)。该文对艾略特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4］他认为《新月》的最大意义是“自文学革命以来，当一切左倾势力的洪流汹涌之际，它是唯一坚守内心纯正原则的一支砥柱”，这也成为他在《新月》之后“创办《学文》的原动力。 ”［4］《新月》之后的《学文》，是叶公超倡导、主办的纯文学期刊，它是由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作家集资创办的，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短暂的《学文》却是不容小视的。叶公超在《我与<学文>》中说得很清楚：“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5］《学文》的创刊号上，叶公超特约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并且亲自校订，译出文前的拉丁文。“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6］

不仅如此，作为将艾略特的诗作和诗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叶公超与艾略特在英国有过直接交往，还写过重要论文《艾略特的诗》，是目前国内最早研究艾略特的有深度的专论。几年之后，他指导学生赵萝蕤翻译艾略特的《荒原》并为其作序，题为《再读艾略特的诗》。赵萝蕤认为译序“透彻说明了内容与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与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和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作比较。”［7］此外，叶公超在文艺评论中还多次引用艾略特的观念作为批评的标准。比如：1936年7月他发表在《自由评论》第33期的《谈读者的反映》和1935年5月发表于《文学杂志》创刊号的《论新诗》，直接受到艾略特的影响，并大段引用他的观点。“叶公超评介艾略特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这与一般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的那种由浅入深、由简单介绍到深入研究的模式不一样。”［8］

对艾略特诗学旨趣的领会和译介使叶公超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深刻影响。本文将探讨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的承传与转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符合中国当时具体语境的文学批评观点。

二

叶公超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新旧转型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西方的科学、民族、文学的猛烈冲击下逐渐解体；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语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拷问、抨击。具备良好传统素养的叶公超以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眼光打量着新旧交替时期的诗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诗学理论。

艾略特认为“经典”的含义就是“成熟”，而“成熟”就必须具有传统意识。这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艾略特对传统与经典关系的看法。叶公超在 《什么是经典》中说：“在文学中，成熟意味着诗人对他的前人们有所知觉，而我们又能通过他的作品知觉到他的那些前人，就像我们可以在一个既个别又独特的人身上看到他祖先的种种特征一样。”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能割断传统，所谓创新不过是在新的意义上对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叶公超在其论文《爱略特的诗》中指出：“《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就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为什么要用典故，而且还不只用文学一方面的典故，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常用旧句或整个历史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5］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具有深刻表现的手法、古今错综的意识和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诗里的字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联系。在《爱略特的诗》一文中，叶公超大力赞扬艾略特给英国文坛带来的惊喜转变，即“综合古今作家的意识，扩大内容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紧缩用字的经济，增加音节的软韧性”。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技术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的象征功效。艾略特不但能充分地运用metaphor的衬托，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和意境，因此艾略特的诗歌具有涵容性、间接性，其诗歌语言在打破常规后具有的相当的韧性。”［4］

《再论艾略特的诗》是叶公超为弟子赵萝蕤译作《荒原》时所写的序言。在这篇论文中，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学观念和诗作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艾略特主张的用事、用典，以传统方式来错综现代意识，用字句的音乐响应意态的潜力。“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5］其次，在叶公超看来，艾略特是将英国17世纪的玄理派与法国19世纪的象征派这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加以比较，因此产生了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使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最后，叶公超将艾略特的诗论与中国传统诗论相比较，指出“艾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他举出《冷斋夜话》、《蔡宽夫诗话》、杜甫《梦李白》、苏轼改编的唐诗等例子来说明“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或至少不同的东西”，“高明的诗人把他们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

《论新诗》是叶公超发表于《文学杂志》创刊号的一篇重要论文，论文回应了当时新诗与旧诗的关系问题，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千年的诗歌传统在“五四”时期被看作是沉重的镣铐。以胡适为代表的破旧立新观点认为新诗就是从旧诗的镣铐里解脱出来的，而叶公超从艾略特经典艺术传统的关系出发，提出与当时主流思想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论述新旧诗歌的艺术联系，探讨了格律在新诗建设中的重要性。“叶公超由此认为新诗和旧诗之间也不存在着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9］他反对格律是对旧诗的桎梏，反对新诗不能存在格律，从诗歌的内在属性指出格律的重要性，“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需条件，唯有在合适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传达；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在大肆宣扬与中国古典文艺划清界限的新时代的新人中，他倡导读旧诗，认为只要诗人和读者清楚新诗旧诗的差别在哪里，读旧诗与创作新诗并不存在矛盾。“旧诗的情境，咏物寄托，甚至于唱和赠答，都可以变态的重现于新诗里。怎样变态呢？第一是要绝对用现代语言；第二是要用现实生活的情景作比喻。在这两种条件之下，诗人怎样我们都管不着。”［5］

叶公超的诗学思想是古今中外思想的大融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坛输入了新鲜的文艺理论，引进了艾略特等现代派大师，提出独特的超越时代的诗学见解，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叶公超的文学观念旨在探讨文学的内部美学意义并建设“纯文学”，这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背离，加上其个人人生路向的选择偏离了文学而朝向官场，致使他在大陆文学批评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他对社会生活的淡化态度，使他的文艺观念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深远意义，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读的。

[1]傅国涌.叶公超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恩衷.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3]梁冬华.T.S.艾略特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6).

[4]董洪川.叶公超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5]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56.

[6]叶崇德.回忆叶公超[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21.

[7]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39.

[8]董洪川.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季桂起.叶公超文学批评的观念和风格[J].北方论丛.2004(6).

I207.25

A

1673-1999（2010）10-0099-03

伍丽洁（1986-），女，四川宣汉人，西南大学（重庆400715）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