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谢益清

先父谢金溪老人辞世已一周年了，坐在他生前曾经笔耕不辍的书桌前，翻阅他留下来的遗作和墨宝，以及他生前与学生、友人们的往来书信，感慨颇多，想借《茶叶通讯》一角寄托我挥之难去的怀念之情。因为父亲曾是该刊的忠实读者和积极的撰稿人，并时刻关注着它，热爱着它。

父亲1915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出生在湖南湘乡谷水羊古洞镇的一个中医家庭，当时祖父谢星彩坐堂行医，家里开了药铺，带了徒弟，家境还算殷实。祖父为人仁慈耿直，在当地口碑极好，去世几十年后仍有人怀念他。可天有不测风云，祖父不幸患了肺结核英年早逝，当时姑母谢文淑只有七岁，父亲只有一岁零二个月，祖母目不识丁，又是小脚，只好把药铺转让给了别人，换了一堆军阀发行的纸币，不久纸币化水(贬值)，成了废纸，从此一贫如洗。姑母在九岁时送人做了童养媳，祖母带着父亲到当地一大户人家做了佣人，直到父亲与母亲结婚。得益于祖父当年留下的声望，父亲由当地谢氏祠堂送到初中毕业，后又由谢氏祠堂吸纳到祠堂办的“树人小学”教书。父亲说在那里一边学，一边教，除了没有教过音乐，其它都教过。由于勤奋好学，任劳任怨，做到了教务长(即教导主任)。后来又考进邮政局，同样由于工作努力，从邮务员做到了涟源桥头河镇的邮政局长。解放初期，在邮政局为人民币的使用做了大量工作，曾受到省及当地政府的嘉奖。可在1951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到陷害和误会，被停职审查达三年之久，后经组织多方调查落实，并平反恢复工作到长沙的湖南省干部文化补习学校。1958年省干部补习学校撤消，由组织调到衡阳湖南省水产学校，1962年该校撤并，由农业厅调到省茶叶研究所（高桥），从此又开始了在高桥兢兢业业的工作岁月。

实际上父亲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地下党员，在清理他的遗物时还发现了证明他当年由谁发展入党的书面材料。朋友们时常带来延安的革命书籍、资料，把毛主席在延安写的文章印成小册子互相传阅，掩护地下党员工作等等。当时涟源桥头河镇有一家“求知书店”，曾是很多爱国进步人士常去的地方。父亲阅读了鲁迅的许多著作，与许广平先生有过书信往来(可惜辗转工作多处，遗失了)。父亲利用在邮局供职的有利条件，为当时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尽管自己家里并不富裕，还尽自己所能，在物资上给予接济，但结果还是被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嗅到了疑点，母亲曾对我说，国民党的兵包围了邮政局，明晃晃的刺刀把家里挑得乱七八糟，并把父亲关进了警察署，后来母亲沿街盖铺保，国民党又没有搜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放了父亲。父亲曾说当时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刚刚由他传阅到别人手里，如果那次被搜到，必定会被国民党抓去枪毙的。长沙和平解放，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也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工作位置，冒着生命危险配合。而对自己在解放初期所受到的莫大委屈，却鲜见提及，说自己的委屈算不了什么，还有许多比自己受到更大委屈和错误处理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一次受到冲击，在受侮辱的日子里，曾想到过要结束生命，但坚信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从不曾做过坏事，同时坚信党和国家总有一天会拨乱反正，还自己一个清白的，所以坚强地挺了过来。十年浩劫后，当年对他有过过激行为的同志向他表示歉意时，他非常大度，善解人意地回答：“怎么会怪你们呢?当时谁也搞不清楚啊！”正是他的大度，使他的晚年过得从容和充实，并得以长寿。

他和所有从苦难中走过来的老人一样，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欺侮掠夺，常对我说，现在的中国才像一个国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看了电视报导，说这在旧中国是没人管，也没有能力管，并不留姓名捐款。北京奥运时，已病重在身，仍然打起精神看完了整个奥运，说自己多么幸运，看到了北京举办奥运，看到了祖国强大的曙光。8月24日奥运会一闭幕，就病倒了，送进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

父亲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而且博览群书，每到一处安顿下来就是找当地图书馆办理借书证，他常对家里的晚辈说“开卷有益”，因为耳濡目染；我们兄妹很小就喜欢阅读。

父亲生前写了许多关于茶文化的文章，常以“茶人”署名，分别在《茶叶通讯》、《长沙茶叶》、《茶博览》、《茶人之家》，《茶文化》以及《中国茶叶》、《茶叶科技》、《经济日报》等报刊登载过。他的作品《枫叶集》一至三卷有一卷就是茶文化专辑。“枫叶集”原本在他九十岁时要自费印刷的，但与印刷厂联系时，要求印的数量太多，他的朋友、学生、同事已相继故去，在世的廖廖无几，后来又看到有自费印刷的书籍被人当废品卖掉，遂决定作罢。转而自己复印装订(不要我们帮忙)成册，家庭成员中每家一套，原工作单位一套，“浙江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湘乡图书馆”、“湘潭图书馆”、“韶山图书馆”各赠一套，图书馆均寄来了收藏证。

父亲在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工作生活了26年(1962年调入，1988年迁居湘潭)，在所里工作时倾注了满腔热血和精力，可能“认真”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从衡阳调到高桥后，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还与所里的一些同志千方百计地与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联系，以提高所里名茶的知名度，增加所里的文化底蕴，如：郭沫若先生的题诗、何香凝老人的梅花、赵丹先生的字画、周谷城的字给本来就文化气息浓厚、人才济济的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增了辉，添了彩。1963年至1964年，所里搞人工降雨的科技项目，他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在大家的努力下成功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在衡阳上学)。去年我们回湘安葬父亲时，所里还有老同志告诉我，他细心地把当时施工的地下管道绘了图，现在还能派上用场。

我辛劳的母亲于1997年12月20日在湘潭辞世后。我即把父亲接到贵阳家中养老，朝夕相伴十个年头。老人家虽人在花溪，却心在家乡，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两个年头，他说夜夜做梦在高桥。常回忆1962年调到高桥时已是隆冬季节，所里早已把住房安排好了，并把木炭火烧得很旺，温暖回家的感觉使他终生念念难忘。我饱经沧桑的祖母于1965年9月22日在高桥辞世，当时只有父母亲在家，我们兄妹均在外地，附近又没有亲戚，是所领导和同志们帮忙，妥善又体面地安葬了祖母，当时全所的人都来为祖母送行，那份大家庭的感受，父亲常常提及，感叹不知如何报答这些如同亲人般的人们。在我这里常说自己是客寓花溪，而所里才是他的家，每当听到所里的好消息，总是高兴不已，每当接到院里、所里熟人打来的电话，也要兴奋半天，每得知院里、所里按政策要派人来看望他时，会翘首以盼，胜临佳节。在清理遗物时，翻到他2008年暮春写的一首诗《品茶思乡》：“高桥别后二十年，客寓花溪度晚夕，怕饮壶中思乡泪，无奈银峰换毛尖”。

2008年8月28日病重住进了贵阳四十四医院，当日就下了病危通知，住到九月底，医生告诉我，出院回家过一个国庆节，让老人家放松一下，再来住院，可能就出不去了。十月中旬，我遵医嘱催促老人住院，可他嫌住院费用高，说住一天院要多少斤茶叶才能抵上呀！并说一年来住过次把就行了，全然不知死神就在眼前。只同意到贵阳医学院附一做个复查，并开了一点药。到了十一月中旬，脸色已非常难看，再三动员，终于同意住院，我赶紧去医院联系床位，床位联系好了，第二天早上喊他老人家去住院，却不起床，说好一些了，不去了，无奈只好顺从。又过了一个星期，开始昏睡，我们轮流劝他住院治疗，终于答应去住院，医院却暂时无床位，又等了几天，终于在2008年12月10日住进了四十四医院，当晚医院又下了病危通知。医生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次日晚便高烧昏迷，医生嘱准备后事。14日早晨八时五十五分，这位在人生道路上一生努力、一生奋斗、一生坎坷、却耕耘不息的老人带着许多遗憾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遵照父亲生前交待，辞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一切从简，家人一行六个护送他老人家魂归故里，回到了他日思夜梦的高桥，回到了他和母亲曾经辛勤劳动，洒下汗水的扇形山。今年清明，我与家人由在长沙工作的表侄驱车前往高桥扫墓，住在扇形山下的庄师父热情地给予了配合，衷心地感谢他。淅淅沥沥的春雨滋润着郁郁葱葱的茶园，这里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也曾留下过我少年时寒假义务劳动的足迹。长眠在此的至亲不寂寞，他们可以相拥在此，看到所里忙碌的人们，还可以和同样长眠在此的朋友们彼此寒喧聊天。良久，在亲人们的催促下，我饱含热泪离开，下山回长。

最后，我代表所有的家人向院、所领导，在马坡岭、高桥接灵的朋友们鞠躬致谢！是你们在去年12月给予了我们那样的礼遇和妥善安排，永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