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俄)与中国新疆1917-1949年关系的几点启示

王益平

(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苏联(俄)与中国新疆1917-1949年关系的几点启示

王益平

(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1917至 1949年的苏联(俄)和中国新疆的关系基本上是一场单项、非对称的“零和”关系。在这个旧中国军阀称雄割据、外敌入侵以及强邻窥伺的时代里,新疆——这块占据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在政治安全上呈现着历史上罕见的危险态势。宏观俯视苏联 (俄)与中国新疆该时期的关系,在如何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以及准确把握国际政治运转时机、维护新疆主权等方面将获得诸多深刻启示。

苏联;新疆;关系;启示

1917-1949年,苏联 (俄)和新疆历届地方政权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单向、非对称的“零和”关系。苏联国力的强大和新疆地方政权的脆弱是这种“零和”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在这 33年的短暂历史上,苏联三次出兵新疆则是这种“零和”关系最显著的明证。

1921年,苏俄红军进入中国境内追剿逃入新疆的前沙俄政府的白匪军;1933-1938年苏联派遣精锐部队消灭拒与苏联支持的新疆军阀合作的敌对势力;1944年再次出兵伊犁。同期,苏联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签订了若干有损中国政治、经济主权的条约、协定,如 1924年的《新苏临时通商条件》、1931年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1933年的《盛苏密约》、1940年的《租借新疆锡矿密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对新疆控制和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条件也日趋严苛。关于出兵情况及这些协定、条约的后果影响只是本文论述的背景而非本文的论述重点,此处不再赘述。

从苏俄革命到苏联建立,苏联很快继承了沙俄的全部领土,同时也基本承袭了沙俄殖民主义扩张的衣钵,虽然“斯大林曾经批评过,‘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倾向’”,但“实际上恰是他本人抱着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立场,珍惜旧殖民帝国的遗产,迷恋以往统治者的霸业”[1],它的对新政策就是一个充分的暴露。1931-1933年新疆战火纷乱,苏联就有在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之议[2];四十年代苏联策划、扶持新疆又一个分裂政权等等。但新疆最终被保存在中国的版图内,究其外因,这就是值得探究的苏联对新政策。新疆长期半分裂半割据的形势和内部“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军阀纷争,则给苏联提供了这一机遇。

1917-1949年苏联与新疆关系呈现着由疏而密的特点。从苏联与杨增新政权的基本和平相处,到对金树仁政权的经济控制,再到对盛世才政权的全面控制,最后到中国中央政府直辖期的“和、战、分、合”皆操之于手的状况,充分显示了苏联政府对新疆政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苏联对新政策缺乏应有的稳定性以及其采取的“以意识形态为表以实现国家利益为里”的政策手段,使它很难在新疆的诸多政治势力中寻找到恒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也是苏联对新追求的利益目标最终丧失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考察苏联与新疆交往的这段历史,我们可得出诸多重要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要求铲除军阀及军阀政治体制

军阀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断混战、扩充实力,吞并其他军阀,实行武力统一。投入混战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均难以完成对新疆的有效控制和治理,新疆的军阀因之得以坐大。新疆几任军阀对中央政府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是:前提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军阀割据造成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统治的虚化,给新疆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隐患。国民党新军阀与新疆军阀争夺新疆控制权的矛盾给予强邻苏联以可乘之机,而苏联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则一直将新疆视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实体”。杨增新时期,由于杨氏个人执政能力较强,加之苏 (俄)联政权尚不巩固,彼此倒能相安无事,但对苏经济主权大堤已裂开缺口。金树仁时期经济主权开始沦丧,政治控制已见端倪。而到了盛世才时期,苏联实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相结合,盛世才本人成为苏联的一个傀儡。国民党新军阀直接统治新疆,虽有维护新疆主权的决心,但却无抗衡苏联的实力。1917-1949年苏联和中国新疆关系史说明:在地方军阀和中央军阀相抗衡而又力有不逮的情形下,地方军阀往往挟外自重,外国势力则乘隙而入,谋取中国地方权益,影响甚至把控地方政治①。历史昭示世人:无论是新军阀、旧军阀,还是中央军阀、地方军阀,都是中国的祸害。尤其这种大军阀盘踞于中央、小军阀坐大于地方更是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最恶劣形式。因此,铲除军阀及军阀政治体制,建立民主集中型的中央集权体制,理顺摆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启示之二:应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利益可以分为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利益。先进的意识形态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落后的意识形态,则很有可能消蚀、损害国家利益,但“意识形态的力量无法压倒国家利益的力量”[4]。杨增新以老子哲学和孔子礼教道德奴役人民思想、维护专制独裁,其结果既无法摈绝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浸入,也无法遏止“过激派之主义,社会党之潮流”[5]。“贪婪平庸的金树仁”[6]及其领导下的军阀集团“可能是最缺乏思想倾向性的集团”[7]。其治新的五年是新疆政治黑暗、社会由治到乱的五年。其与苏联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使苏联的政治、经济势力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盛世才的“六大政策 (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一度刷新了社会政治面貌,成为凝聚全疆各族人民的一面旗帜。但为了“保证他的新疆王位,什么都可以利用,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他都信,也都不信”[8]。盛世才后来政治旗帜的变换,不仅造成“六大政策”教育影响下的各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在政治上的迷惘并最终背弃了盛政权,而且也促使苏联确立了所谓反对“汉人执政”新疆的定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一度给新疆人民以幻想,但它的民生主义只是“漂亮的空话,像个美丽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9],它的民权主义“选出来的仍是一些封建地主和巴依阿訇,为人民谋不到幸福”[10],这造成国民党民心的流失。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深深地吸引着在苏的新疆革命者以及留苏的知识青年。3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 40年代后,与苏毗邻的新疆沿边地区,受苏联政治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意识充分觉醒。苏联策动三区革命确有把苏联社会制度推广到新疆的政治冲动,但究其实质,实际上是凭借先进意识形态作为实现苏联对华和对新疆国家利益的政策手段,因为“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11]。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在苏联内含不纯因素的意识形态政策的“导向下”,很自然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部分革命者容易混淆“建立先进社会制度”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次序关系,有可能把制度愿望不恰当地置于祖国统一的利益之上,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革命如果背离了事关国家统一这一国家最高利益,革命的成果也就无所附丽了。二是三区革命者及其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很容易模糊武装斗争的性质和方向,即容易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的民主革命错认为反对汉人政权、反对汉人的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内外关系等复杂问题,才能彻底实现先进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国家统一的良性和谐统一。

启示之三:国民政府在准确把握国际政治运转最佳时机、确保新疆主权不堕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自 1917年苏俄革命以来,地处边陲、西接强邻的新疆宛如一片浮萍飘浮于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海洋里。而自 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12],这使新疆客观上失去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依托,无疑加剧了新疆问题的危险性。

自苏俄立国至 30年代初,苏联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苏联的安全,加强与资本主义大国的对抗地位,苏联实施向东西方国家“输出革命”的政策,让“苏维埃政权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势力,甚至将苏维埃化的进程推向境外,而对于暂时力不能及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了谨慎态度”[13]。中国新疆被当时的苏联视为“暂时力不能及的地区”。二十年代后期,出于工业化建设对原材料的迫切需求,苏联当时仅满足于将新疆作为苏联利益攸关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九·一八”事变,远东安全形势顿时严峻起来,中苏“两国政府对遏止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具有共同利益”[14]。1933年希特勒登台德国。在苏联东西两侧,两个遥相呼应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使苏联如芒在背。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强中苏关系,推动中国抗日,使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力北犯苏联,无疑成为维护苏联安全的最佳上选。因此,尽管 30年代初新疆局势大乱,占尽天时地利的苏联除追求经济利益外,却不愿染指新疆的领土与主权,以免刺激中国。1935年10月,苏联不仅答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而且希望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深陷中国战场,苏联以中制日的目的业已达到,短时间内还看不到日本有进攻苏联的迹象,这增大了苏联对新疆政策的空间自由度。也就在这一时期,苏联通过盛苏密约,加强了对盛世才政权各方面控制。但苏联新疆政策空间自由只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同期,英法企图将“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让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充满着疑惧。在东方,日本倡导的所谓“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构成了对苏联远东领土和其仆从政权的漫长包围线。尤其是 1936德意日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宛如一把达摩利克斯之剑高悬在苏联的头上。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一旦日本完全切除中国东部沿海的外援线和南部的滇缅公路,新疆就成了中国通往国际的唯一交通运输线[15]。对于苏盛之间的勾结,国民政府深感忧虑,但此时,既“无法阻止苏联接近盛世才,更无法阻止苏联控制新疆”[16]。限于困窘的形势,国民政府仅仅满足于苏联不对新疆主权进行挑战的限度。1939年《苏德互不侵条约》签订,1941年,苏联绥靖中国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欧洲和远东战略地位显著好转,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同期苏联远东安全对中国战场的依赖,苏联开始放手地加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1940年 11月,苏联逼签后被国民政府视为“苛于二十一条”的《新锡协定》。惧于苏联的强权,盛世才更加媚附苏联,盛世才重提新疆加盟苏联之议[17]。此时的新疆处于 1917年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日苏除公开承认彼此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古国”[18]以外,双方还指明“日本的势力范围是内蒙古与华北,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新疆”[19]。此时的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已经丝毫不顾及此前中苏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义务。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给中国政府恢复新疆主权的行使提供了难得的国际条件和历史机遇。苏联深陷欧洲战场,自顾不暇。太平洋战争,国民政府外交南移。为实现“先欧后亚”战略,美国决心在东亚扶强中国,以便战时击败日本,战后使中国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东亚屏障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防火墙”。中美结盟以及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进入“四强”,使得中国增大了与苏交涉新疆问题的份量,处于战争困境的苏联也难以抵御中国及其背后美国潜在的压力。国民党通过中央政府和新疆政府两个层面驱走了苏联势力,苏联衔恨而退。然而,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让国民政府看到了苏联国力的深厚以及重新插手新疆的可能。名强实不强的国民政府开始将英美势力引入新疆。1943年春,英美驻新疆领事馆在迪化设立。由于苏美“亚洲政策”的矛盾以及中美同盟密于苏美同盟的关系,国民政府联美以制苏的政策在新疆生效。1944年,当苏联势力重返新疆时,除谋取经济利益外,已将新疆仅仅作为实现蒙古独立和东北权益的外交筹码[20]。在新疆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性是无庸讳言的,但作为弱国政府周旋于虎狼丛生的国际政治丛林中,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确保新疆的主权不失,这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虽牺牲了蒙古,而最终保有了新疆。而中国革命迅速的胜利,则使新中国最终继承了国民政府这一外交政策成果。

最后的沉思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曾给予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无限的希望。而 1919至 1920年两次单方面宣布废除沙皇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放弃以前在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对于一度钟情于西方德、赛二先生,又为凡尔赛和约出卖中国利益痛不欲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精英来说,列宁的承诺无疑加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认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忏悔”使得俄国影响重返中国,无论对中国国民党还是共产党”[21]。然而,列宁以后的苏联承袭了沙俄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即使面对的是热切期待平等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和友好盟国新中国。1917-1949年的苏联对新政策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典型暴露,苏联的行为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建国之初的中国,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中苏冲突,虽暂时被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同盟利益所掩盖。但到了 50年代后期,当苏联大国主义行径再登中苏关系舞台时,这种潜在冲突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执而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两国的分道扬镳。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显然都恶化了彼此的国际环境。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走上了“中美建交、互为依托、共抗苏联”的道路。苏联为应付社会主义国家可能的“叛变”(如南斯拉夫)、所谓“纯粹民族主义”(即中国)以及防备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更加强化计划经济体制,加大对重工业及国防的投入,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赛跑中最终被拖垮了,而终致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国家的分崩离析。

诚然,苏联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争辩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和行径是其败亡的因子之一。这是每一个信奉社会主义学说、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和人们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 释:

①关于军阀体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危害,笔者的《略述苏新关系下的新疆军阀政治体制》一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该文发表于《昌吉学院学报》200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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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7

王益平(1968-),男,江苏睢宁县人,昌吉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苏联与新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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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0)06-0014-04

(责任编辑: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