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

唐 成

(长江大学纪委监察处,湖北 荆州 434023)

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

唐 成

(长江大学纪委监察处,湖北 荆州 434023)

从认识论、研究战略、资料收集三个层次,可以见出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的特色,即具有本土特色的功能主义认识论,微型社区研究策略,以及参与观察与访谈技术。

社会研究方法;功能主义;微型社区研究

费孝通把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实地调查方法和其它学科的方法综合运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建立了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社会研究方法[1]。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中经常应用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由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等组成。[2]具体而言,定性研究方法是由访问、观察、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组成,原始资料包括场地笔记、访谈记录、对话、照片、录音和备忘录等等,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事件、现象、人物并更好地理解所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3]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构建的研究认识论(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问法。[4]本文将从定性研究的这三个层次深入探讨费孝通先生的社会研究方法,澄清有关问题。

一、认识论层面——对费孝通功能解释方法的探讨

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相对来说最久远的理论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俑于孔德、斯宾塞,后经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的努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费孝通的功能主义思想体系就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逐渐成熟的。同时他学习和吸取了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观点,使自己的功能理论和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本土化特色。谢立中称其为“另类的功能主义”,并认为这种另类的功能主义核心内涵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文化的意义在其功能”,文化既不能作为“遗俗”也不作为“传播”的结果来简单地加以解释,而必须要从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履行的实际功能中去加以理解;文化是一个功能性的整体;文化的功能归根结底是在于满足人的生物性需要。[5]

首先,费孝通在解释文化的功能时,和马林诺夫斯基有所不同。马林诺夫斯基过分强调文化的生物基础,将一切文化和人的基本需要相联系,而费孝通则认为文化的作用在于社会的需要。费孝通坚持了社会唯实论的认识传统,即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有机体,在承认个别存在的同时,更承认一般的东西,强调整体对个别的作用[6]。社会有机体内部存在各种子系统,彼此功能耦合,共同为社会这个大系统做出自己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的功能需要促成各种制度文化的发展,因此费孝通认为社会的制度、文化规范、各种禁忌其存在的功能在满足于社会的需要。例如,婚姻不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婚姻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为了社会的继替和完整才有婚姻,才有性行为的禁忌。

其次,费孝通的功能主义并不像传统的功能主义,其视界中的社会固然是一个结构精良的有机整体,但他并不认为社会的个体(个人)只是社会规范的践行者,是被动的和缺乏能动性的,相反,他认为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有其主动性。个人固然受社会的约束,而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7](P485)这种能动性使得社会因为有了个人在其中的活动,而展现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史,凸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使得历史更有意义。

第三,费孝通将历史的因素引进了功能主义,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功能主义,增强了功能主义的解释力。费孝通认为,西方功能论者观念中的整体是平面的,应该把它转换成垂直的,即加入历史的因素。比如,他认为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概念是一种平面的人际关系,而作为中国人,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责任,这是一种代际整合,因而中国的社会整体是垂直的而不是平面的。可见引入历史视角,功能主义理论的包容度与诠释力都得到了加强,对此,有学者专门称其为“历史功能论”[8]。

二、研究战略——关于微型社区研究的探析

在研究战略上,费孝通采取了其自称为“微型社区研究”的策略。从定性研究的工具看,费孝通的“微型社区研究”即为个案研究,是五大传统工具之一。对于为什么采用个案研究作为研究的工具,费孝通认为,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研究者想一一地亲自观察,人生有限做不到,即或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也难以做到,但择其一二先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逐一增加,也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认识。费孝通坚信哲学关于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个别寓于整体之中,整体总是通过个别表现出来,因而通过描述和分析具体的村庄,也就可以为揭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资料,增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下,费孝通发展完善了其微型社区研究的方法工具,认为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7](P165)同时,费孝通还认为社区研究是“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盖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种制度的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9](P91～92)。

费孝通在理论上对其研究工具做了详细的阐释,并努力在实践中去验证。微型社区研究策略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学者对个案的代表性问题提出质疑。费孝通在回答老同学Leach“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问题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它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7](P46)怎样从个别出发接近对整体的认识呢?费孝通提出了类型比较法,通过比较把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逐个地描述出来,发现其异同相异是个性,各具特征;相同是共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特征或规律性。

其实,费孝通关于微型社区研究代表性的论述,走的是从社区研究到比较方法到模式再到普遍化的道路。在方法层次上,与个案研究的逻辑基础相关联。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上升到理论)。王宁认为,个案研究追求的是“类型代表性”而不是“总体代表性”,即个案研究结论可以向“同质化类型”(那些与所研究的个案同质或同类的其它个案)进行外推。这个外推过程,叫做“分类同质化”外推(或“分层同质化”外推)。[10]只不过费孝通的理论目标更高,他希望通过类型化比较,发现不同的“模式”,然后再走向普遍化,发现总体的共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微型社区研究是值得我们采用和推广的。

三、资料收集技术

在具体资料收集上,费孝通特别强调观察法和访谈法,尤其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他认为研究者要参与到要观察的社会团体、社会过程中去做观察,必须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亲自体验他们的行为意义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如在瑶山调查时,他最初是从简单的社区入手,以体察方法为主,以人种研究和乡村社会组织研究作为调查的核心。参与观察法最早是由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建立并完善的,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实地观察的作业标准。这一方法创新彻底改变了人类学家“坐在安乐椅上沉思的”研究形象,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天地。参与观察要求调查者深入实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有的甚至作为该社群中的一员,以便从这个社会的内部来感受文化的氛围,考察人们的种种行为和方式,全面了解该社会和文化的现状。参与观察的优点在于收集的信息资料比较真实,更接近社会事实,和那些“完全依赖问答方法形色仓促的田野研究者”相比,能够获得更多更为确切的实际资料,克服口头资料提供者的主观局限,而且通过观察社群的日常生活,往往可以发掘那些社群中人自以为没有意义的活动背后的某种社会涵义,这种涵义在一般的访谈中是难以显示出来的。访谈则是另一种有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与参与观察形成互补。在费孝通的社会研究过程中,访谈总是与观察同时并用的。他特别强调那种有深度的直接访问,包括个人谈话和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但是参与观察与访谈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参与观察并不能够观察到社区生活的全部事实,由于研究者的参与,还可能影响被观察者的正常活动。访谈的缺陷在于收集到的资料可能不是访谈对象的真实想法,导致结果失实,影响研究的有效性。因此,费孝通十分强调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尊重调查对象,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实践者和创造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所得的资料才是最贴近社会原型的。

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本土化再造,具有浓厚的乡土味道。其一生所提倡的微型社区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之一。作为定性研究的一种模式,其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指明了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向。在理论上,我们要通过深入本土社会,在社会调查中加深理性认识,形成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建设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在方法上,要注重理论的指导。如果研究停留于事实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尽管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但对于学科发展乃至社会发展而言,作用不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学科本位观的社会问题的“采掘”,只是材料的堆积,没有理论的建构过程,也就缺乏方法论的创新意义。[11](P49)因此,费孝通的社会研究方法为我们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以至学科建设有着无穷的启示。

[1]刘豪兴.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J].社会, 2004(11).

[2]Denzin and Y.S.Lincoln(eds.),Thousand Oaks,CA:Sage. 1994.

[3]张梦中,(美)马克·霍哲.定性研究方法总论[J].中国行政管理, 2001(11).

[4]Gabrielian,Vatche.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An Overview.In Miller,Gerald J and Whicker,Marcia L.Edited.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Marcel Dekker,Inc.NewYork.1999.

[5]谢立中.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6]乐章,陈璇,风笑天.费孝通实地研究方法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0(1).

[7]费孝通.费孝通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8]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王宁.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J].甘肃社会科学, 2007(5).

[11]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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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0

湖北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08ZS009)

唐成(1977—),男,湖南浏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