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2010-08-15 00:49
关键词:源语归化异化

周 浩

(长江大学一年级教学工作部,湖北 荆州 434025)

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周 浩

(长江大学一年级教学工作部,湖北 荆州 434025)

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争论的热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应该为目的语读者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以避免读者遇到语言文化障碍,还是应该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这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问题。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归化;异化;跨文化;互补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不同的文化。从翻译的表象来讲,它是在进行一种语言的转换,即把源语(source language)转换成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但从本质上来讲,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和传播,也可称之为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就需要译者既精通两种语言,又熟悉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否则译文只是一串串干巴巴的语言符号,而缺少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不同的语言反映、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而不同民族文化在宗教、地理、历史、民俗、历史典故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语言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视角不同、喻体不同、语域不同、词汇缺项。这就使译者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源语中隐含的文化内涵能让读者接受?对于译者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翻译方法的问题。对于源语中文化内涵的翻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即归化法(Domestication)和异化法(Foreignization)。归化法和异化法这两个翻译术语最早起源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一篇论文On the Dif f erent Methods ofTranslation。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翻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但当时他并没有给这两种翻译方法以特定的术语。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创造出了这两个翻译术语,以此明确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1]

一、归化法在中西方的运用

归化主张译文应以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目的语文化(TL-culture)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即在翻译中应尽量适应目的语的文化习惯和表达方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为目的语读者提供自然流畅的译文,以避免读者遇到语言文化障碍。由此可见,归化是以读者的阅读需求为中心,即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尽量不干扰读者,请作者向读者靠近”。奈达是归化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倡功能对等,即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功能对等”被定义为“目的语读者对译文信息的接受与源语读者对原文的接受应大体一致”,即强调原文和译文作者反应的对等。为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

对于为什么要在翻译中采用归化法这一问题,奈达有自己的理由。其一,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一个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媒介,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把源语的文化内涵植入到目的语的行为模式中去。其二,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译者所翻译的语言应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以避免给读者造成语言上的障碍甚至误解,归化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三,翻译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达成有效的、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因为目的语读者会用自己的文化视角来理解译文,所以一种文化里有效的交际模式在另一种文化里不一定有效。因此,为了达成有效的交流,译者应尽可能地将源语的文化植入到目的语文化之中,以消除文化障碍。[2]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第一,译作在与原文大意相同的同时,也应保持与原文文化内涵的相似。由于不同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难以做到完全地还原源语的文化内涵,而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当译者不能兼顾原文的意义和文化时,只有舍弃形式对等,因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即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

归化这一翻译策略在中国也有不少代表人物,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随着西方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开始应用归化法来翻译外来作品。比起异化派,中国的归化派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严复和林纾是晚清时期归化派的代表,当时他们虽然看到了西方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强大,但是在内心还是认为中国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这样的态度直接反映在他们的文学翻译上,即不囿于原著,采用归化的策略。之后的朱生豪、钱钟书、吕叔湘、张谷若等人都是归化派的支持者和实践者,比如钱钟书就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即“译文对原文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中国翻译的诸多理论标准以及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表明,归化是根本,是基础。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调是归化法,因为对于一个民族的语言而言,它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在吸收外来表达方式的过程中具有选择性和渐进性。多年以来,中国的翻译标准均强调以目的语为依归,即较强调归化的译法。

二、异化法在中西方的应用

与归化相反,异化提倡保留源语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主张译文应以源语(source language)、源语文化(ST-culture)或原文作者为归宿,提倡译文应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异化翻译法旨在保留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从而最大限度地传播文化,让目的语读者了解源语中的异国文化,感受“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即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

韦努蒂是异化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对他来说,归化法“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同时他还认为,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3]因此他主张采用抵抗翻译策略(resistant strategies),而反对通顺的翻译(fluency translation)。在他看来,通顺的翻译掩盖了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而抵抗翻译策略突出了翻译作品中外国文本的外来身份以及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区别,同时保护了原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

对于韦努蒂和其他异化支持者来说,他们采用这一翻译策略也有自己的理由。第一,异化翻译策略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抑制英语国家“暴力”的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能有效地解决文化交流中不平等的现象。第二,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异化翻译策略保留了源语中的异国情调,能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和欣赏到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第三,将源语文化添加到目的语文化中,不仅丰富了目的语文化,而且丰富了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为了最大程度地展现源语中的文化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在异化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遵循以下方法: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

在中国,异化翻译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鲁迅就主张用异化法来翻译西方的作品。在他看来,翻译出来的文本应“尽量保存洋气”,“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他认为异化法可以有效地将源语文化添加到汉语文化中,从而丰富汉语及其表达方式,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所以他提倡直译外国作品,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流畅而引进外语文法。中国的异化派认为在翻译某些带有异国情调的概念时,切不可随意借用民族色彩很浓的中文字眼来对译,否则,以“中国味”取代了“洋味”,势必引起意义上的失真。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语言,都是异化翻译积累的结晶,这些表达方式已经被我们所接受和运用。比如“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一石二鸟”(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肥皂剧”(soap opera)、“因特网”(internet)等都来源于西方文化。

三、归化和异化的互补

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绝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归化和异化在跨文化翻译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一种翻译策略,而应根据翻译作品的文化地位、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来决定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有时候甚至还应该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如果过度强调归化,译文势必会失去异国情调,读者所阅读的都是被“同化”了的译文,当然也就无法领略到源语中不同的风格文体以及内涵。如果过度强调异化,译文的流畅程度就会受到影响,变得晦涩难懂,让读者不知所云因此,无论从文本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看,译者对归化与异化的选择都处于一个动态平衡中。翻译文本在变,读者对象在变,译者对原文本的态度以及文化态度在变,翻译目的在变,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也应该做相应的改变。[4]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3]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Cross-culture Translation

ZHOU Hao (Department of Freshman Education,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434025)

There exists a long-lasting debate about the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field.In translation,whether translators should provide the target readers with fluent translated texts in order to avoid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 or preserve the foreignness and otherness of the source language,it remains an unsettled question as well as the center of debat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The translator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urpose and situation.

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cross-culture;mutual complement

book=5,ebook=137

H315.9

A

1673-1395(2010)05-0166-03

2010-06-20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Y034)

周浩(1976—),男,湖北仙桃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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