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
——一种生态学的解读

郑 伟,张 安

(11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法部,安徽芜湖241003;21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中共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
——一种生态学的解读

郑 伟1,张 安2

(11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法部,安徽芜湖241003;21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生态学;生命系统

将中共早期组织这一生态单位作为生态分析中的生命系统,对其内部架构和系统构成进行解析,揭示中共早期组织所以产生并得以发展的内在依据,从而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按照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理论:任何生态系统都有着自身的生命系统。生命系统是指人的个体或群体、及人所制造的各种规则系统。在生态学上,生命系统分为个体、种群和群落三个层次。个体是指生命的单独形态,种群是指同一生命个体之集合,群落则指不同生命个体集合而成的集合体。个体、种群和群落三种形态相互影响、互为条件,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系统,有其复杂的内部架构和系统构成。它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个体成员和各具体组织群体及组织整体三个层次(也是子系统)构成。这些层次之间存在着十分活跃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的行为对上级系统的发展演化产生着或分散或集中、或轻微或剧烈的促动作用。

一 个体——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个体成员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个体成员是生命系统中最低层次的子系统,主要包括:第一,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占绝大部分。由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存在差异以及各人的主客观因素、传播角度与着重点不同,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具有鲜明而丰富的个性色彩。如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着重于理论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编译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重要文章,还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初,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曾加入其中。1921年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但是在这些共同的组织中我们有自己的同志进行监督和领导,我们曾作过努力,要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1]如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吸收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2]上海、广州等地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也一度加入。特别是广州的组织,最初完全操纵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3]此外,还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个别工人如湖北早期组织的郑凯卿、赵子俊,以及国民党左派,如邵力子,另外还包括极端民族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如后来成为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蒋介石的主要理论家的戴季陶,甚至还有极个别标榜进步的投机分子。

二 种群——各地组织群体

五四运动之后,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和愿望,并开始积极酝酿和准备。1920年2月,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就具体商谈、相约在上海、北京筹建共产党。后来在俄共(布)、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等地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的组织是一个个相对同质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有着较强的共性。在群体结构上,基本上都是以党组织为主体,下设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或其他团体为外围。在人员构成上,其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轻,大多是五四时期革命进步团体的骨干,都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基本上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济世救民安邦救国的社会责任感。在组织上,它们都是以列宁领导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都以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为收纳党员之标准”。[4]这一情况决定了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工作方向。其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5]在活动上,各地组织还纷纷创办了报刊、书社、工人补习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

三 群落——组织整体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围绕着上海发起组运行的一个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先进分子的集合体,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天下苍生为己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力图整合社会、救亡图存,希望“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6]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思想基础,后来都转化成1921年组成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携手一致、共同迈进,整合成了一个迥异于其他组织的有着强烈献身精神和纪律严明的革命者的政治系统,并最终成为社会系统的推动、转换力量。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圈层结构,由内而外分别是个体成员、组织群体、组织整体。各个圈层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复杂关联,其边界都保持着弹性和开放,以促使着连续的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过程,从而确保生命系统的蓬勃生机。它有着控制其活动的神经中枢——上海发起组,以此为辐射点与其它组织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调适,最终通过它的指令把周边的系统调适为一个有序的整体,从而进行有条不紊的活动。它一方面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另一方面在各地党早期组织活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准备召开党的“一大”,请各地推派代表参加,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生命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由少数个体逐渐演至群体,由最初的弱小群体不断地扩大为庞大的追随者阵营,进而成为声势更为浩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最终得以扎根于中国土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生态学中,环境系统是生命系统的依托,环境与基因共同构成生命系统的两大根基,在决定生命系统品质的问题上,生态学赋予环境要素相当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能否与环境特质相协调决定着生命系统的存续大计。”[7]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环境系统是其生命系统生存和延续的外在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壮大的外在驱动力。具体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在各自的层次上与周围的社会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并与之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调适,从而使得其内容在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基本平衡。当时中国社会生态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渗透是一个多变量的维度,它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通过内部的和外部的渗透力量直接作用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型塑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结构等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生命系统会发生演变,其各个要素、要件、因子在一定情况下会产生冲突。冲突是系统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适量的冲突就如秩序与合作一样,对社会或群体具有一定的正向功能,使群体边界清晰化,使权威集中化,增强了对越轨行为与歧见的控制,并加强了系统内部的团结。随着冲突群体内组织化与冲突群体间联系形式的提高,这些冲突释放了紧张并变得正常,从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那么怎么解决冲突呢?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一种目标性调节的生命系统。它的建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的,它的运行和发展同样以共产主义为标的。在消弭冲突的运作层面,目标导向就成为统一组织、解决争端的最关键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初,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8]在一个组织里尚能携手并进,但发展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以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改造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二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如北京的早期组织,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较早就参加了,黄凌霜、陈德容等还创办《劳动音》周刊,并分担编辑、发行工作。但在1920年11月,分歧恶化,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法获得协调,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容外,都退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9]广州的早期组织与北京相似,也经历了一个与无政府主义者从合作到分裂的过程。[10]另外,部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由于具体问题的策略、方法的差异,也有不同意见。如1921年2月,陈独秀与李汉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就产生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争论。[11]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不断地调适、协调,决策功能、执行功能、反馈功能得到不断发挥,在系统中逐渐建立良好、机敏的冲突反应机制和调节机制,保持了冲突心理的平和与理性,消弭了这些冲突,从而获得更为有利的资源优势,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纯洁、巩固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各种活动更有成效,使系统趋向平衡。“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12]如北京共产党小组,“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13]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冲突及无政府主义者的退出,使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后来发展党员时十分慎重。不久,邓中夏、高君宇等陆续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力量加强了,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入正规,影响不断扩大。后来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孟雄等。[14]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经过调适而达到平衡,为进一步发展引起系统新的追求创造了条件,促成了生命系统内部进一步分化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从而导致生命系统进化到更高的层次即中国共产党的最终产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了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开始了开天辟地、气势磅礴的红色旅程,中华民族开始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4][13] 中央档案馆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

[2][5][9][22][14]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共产主义小组(上)[M]1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

[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共产主义小组(下) [M]1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

[6] 李大钊文集1第4册1人民出版社,19991

[7] 王邦佐1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M]1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19811

[1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近代史研究室等1“一大”前后(二)[M]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

Ana lysis of L ife system of the Early Organ iza tion s of the Comm un ist Party of Ch ina on Ecolog ica l Perspective

ZHENGWei,ZHANGAn
(11AnhuiBusiness College ofVocational Technology,DepartmentofLaw and Politics,Wuhu Anhui241003, China;21Anhui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epartmentof Politic,Bengbu Anhui233030,Ch ina)

the Early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cology;life system

The paper analyse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system components on the Early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2 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ecologicalanalysisof the ecologicalunitofLife system,revealing a internalbasisofbirth and developmenton life system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o as to exp lore the ne2 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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