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毛泽东人格与思想的双重写照

何花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独立自主：毛泽东人格与思想的双重写照

何花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近现代中国独立自主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在他身上，独立自主的人格与思想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其形成有诸多因素：敢于斗争、藐视强权是其独立自主的前提；远大理想、执著信念是其独立自主的动力；追求真理、完善自我是其独立自主的依据；意志坚强、情怀高远是其独立自主的核心；虚怀若谷、团结同志是其独立自主的外力；注重调查、重视实践是其独立自主的根本。这些主要因素共同促成了毛泽东人格与思想的独立自主性。

独立自主；毛泽东；人格；思想

人格指个体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又称个性，是人的性情、气质、能力等的总和；思想是负载于人体上的理念。两者亦离亦合，就看统一的基点。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精神，毛泽东是其继承者，并把它发扬光大，创立了独立自主思想原则。这与毛泽东主体自身的独立人格、自尊自强意识和独创精神分不开。在他身上，独立自主的人格与思想浑然一致，合一的基点就是独立自主。这种人格与思想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是外界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主体自身积极进行人格塑造、确立自我价值、不断把人格实践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的结果。

一、敢于斗争、藐视强权：独立自主的前提

毛泽东出生的独特家庭环境和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使他一生都充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藐视强权、敢于胜利的精神。

还在幼年时，毛泽东就反抗父亲粗暴的管教方式。多次冲突的结果使他认识到：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他的父亲便软下来。由此开启他反抗斗争的自信。在家乡私塾堂读书时，他的反抗性格得到进一步体现。他反对私塾老师的旧思想旧观念，讨厌死记硬背那些四书五经，常常背着老师，读了许多所谓的“闲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这些书对他后来生涯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水浒传》里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使他体验到“造反有理”、“逼上梁山”的革命道路[1]。由于善于接触社会，爱打抱不平，毛泽东的反抗性格慢慢对准旧社会、旧势力、旧制度。他欢呼与支持造反和革命活动，还参加过半年革命军，边读书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一师求学期间，他对袁世凯政府的背信弃义、卖国求荣，对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痛局面，积极撰文予以谴责，并组织同学写成小册子散发予以反抗。新文化运动中，他痛感国民思想的麻木不仁，积极响应国民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并加入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声东击西的办法不费力地使长沙免去一场兵灾，初步展示其斗争胆识。后来，毛泽东的反抗性格越来越强烈，甚至敢造省长的反。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他决心建立湖南共和国，认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这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却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势。如果说以前造反是出于不自觉行为，那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找到了反抗旧社会的真正武器。一旦投入共产党革命事业中，他就不断号召人们起来，要扫荡一切“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的反抗性格与斗争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独立自主思想也因此出笼，使中国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提供不少帮助与援助。但共产国际传来的指示并不都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以王明为首的苏联留学知识分子，往往拿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尚方宝剑，武断地决策和指挥中国革命，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逆国民党人所料偏要走那无人敢走的沼泽地带，终于完成长征任务，保住革命火种。他不惧教条主义，不畏官职和被惩处与孤立，依然坚持其正确的思想与决策，团结一大批同志，走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合作的经验教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国民党展开既联合又斗争的抗日路线。不守成规，富于想象，特立独行，不满现状，不断进取，勇于创新，是这个阶段毛泽东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是其思想特征的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甚至连斯大林也不支持他进行国内战争，劝说他应与蒋介石联合建国，但随着斗争和形势的发展，他果断地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显示他独立自主的智慧、能力与勇气。

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大典上，毛泽东也表现出与常人思维不同。按国际惯常作法，礼炮应放二十一响，而他却要求放二十八响，这不能不给国内外人民一个中国从此崛起的信念。建国后不久，我们便遭到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在是否参战问题上，当时国内和国际上有很多人在观望，又是他一声令下，坚定抗美援朝决心，让中国人大长志气，使斯大林扭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对中国人民给予更多支持。正是凭着“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2]的信念，我们不仅打击国内反动残余，也使中国慢慢让世界瞩目。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试图丢掉洋拐棍，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斯大林去世后，中苏慢慢处于交恶状态，但他依然不怯于外界势力压迫，相信“一切反动派都只不过是个纸老虎”，毅然决然地号召全国人民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尽快走在世界强国之列，尽快超过发达的英美国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不仅长了我们民族志气，也给中国人民树立了永恒的榜样。

二、远大理想、执著信念：独立自主的动力

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不是为自己争得私利，而是实现救民救国救世的伟大抱负与理想追求，这是他人格与思想独立特行的坚强动力所在。

毛泽东最先强烈反感对个性自由的压抑，慢慢地发展为对妨碍社会进步力量的抗争，这与他从小立下的伟大志向有关。少年时代，当父辈们问毛泽东的理想时，他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3]对少年毛泽东影响很深的一本书叫《盛世危言》，后来，他还读了呼吁救亡图存、列强如何瓜分中国等宣传手册，使他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与追求。离开家乡到长沙，临走时抄了一首诗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对未来怀有远大理想抱负，使他立志出乡关，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早年怀抱着一种圣贤创世观。在一师求学时，他就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圣人之道”。在《讲堂录》中，他写道：“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他因此更专注寻求本源和守持人格的独立。“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4]虽然此时他的个人独立还带有人本主义色彩，但根据独立自主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是要个人身体和思想意志的独立和自由，不受任何外部的干涉和束缚；而人本主义之崇尚个性，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正是其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如果说强调个人修身的独立特行还仅是对个人立世的要求，但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就转向要“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5]。后来，毛泽东在对各种主义思想的追求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立志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不已。新民学会成立之时，他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至死不渝。在更广阔的天地，毛泽东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和超迈情怀，叫板“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执著于“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

他不仅志存高远，而且面临失败与困境时依然执著信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他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事业乐观的写照。大革命失败后，他上井冈山与革命同志一起开创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在世界罕见的长征途中，他依然乐观前瞻革命胜利；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有人退缩，有人太过乐观，他以理性和求实态度写下《论持久战》，一面鼓励人们不要悲观失望，一面又教人们时刻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准备条件和积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局面，根据条件变化，他一步步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种种方案措施，使中国在不流血中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苏关系恶化后，面对苏联对我们的制裁与挑衅，他从容不迫，敢于和勇于面对困难，发动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家园。虽然后来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时代所举得的成就为其后代奠定了坚实的自力更生基础。

三、追求真理、完善自我：独立自主的依据

斗争的乐趣和伟大抱负，源自他对知识与真理的苦苦求索。反过来，对后者的追求又强化着对前者的认识。追求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

早年求学时，毛泽东受西方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影响极大。他崇尚“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想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唤醒民众，共赴国难，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德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奠定了毛泽东人格修养的理论基础；“本动论”、“是生论”以及唯物辩证法，为其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创思想与精神，主要是通过务实来求得。在进一师之前，他主张厚古薄今治学方法，后在杨昌济、黎锦熙等影响下，转为以“通今”为主的厚今薄古治学方法，主张治学要有明确目的，注重研究学问一定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6]要有独见，而不是因袭古人。在读书方法上，他与众不同，认为须有己见才算得读书。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注经释经传统，显示其超群个性。毕业后，他积极投身社会实际。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认为“莫以为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超凡洞识使他不懈追求真理，成就志向，正如他所谓“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7]

毛泽东重视对主义和真理的追求，在1920年11月25，他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希望，才知所趋赴”。[8]但他同时主张把主义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在长沙组织《问题研究会》时，毛泽东亲自拟定章程，他与胡适和李大钊不同，认为主义和问题都属于“问题”，它们都值得研究，同时强调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是他注重理论问题又注重研究实际问题、主动学习的体现。

四、意志坚强、情怀高远：独立自主的核心

渊博的知识积淀为他提供了理性基础，但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人仅有理性还不够，还需要情感意志的发动。因此，坚强的意志力是实现伟大理想须臾不可离开的燃动剂。同时，它还需要主体具备高尚超迈的无私情怀。这两者构成了主体独立自主的内在因素。

受尼采、柏格森等西方哲学思想影响，同时也受梁启超鼓吹的卡莱尔“英雄崇拜论”、孙中山鼓吹的“先知先觉”论，以及古代圣贤豪杰等影响，早年毛泽东主张唯意志论，他立志要做一个时代巨人。他的个人英雄史观如他后来所说：“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被他批判和抛弃。后来，他选择了唯物史观，坚持走群众路线。但在如何实现理想问题上，他仍相信意志论作用。在很多著作中，他都强调精神和意志在战胜困难的重大、甚至有时起决定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梅斯纳，曾称毛泽东是个十足的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既不顾他们可能发现的自己所处的独特的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顾总的世界革命条件”。[9]尽管他站在局外人立场上来分析当时历史情形，但不能说没有道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的超人胆量。

毛泽东主张通过强身来锤炼意志。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他十分重视身体锻炼，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尤其是冷水浴，他一年四季坚持不懈，一直坚持了几十年。他认为体育锻炼是增强意志、成就事业的重要条件，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把体育锻炼与个人意志的磨炼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体强心健。“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0]强健的体魄是他成就事业的心理物质基础。为了锻炼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山的高峰上读书，所谓“静中求学”；有时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所谓“闹中求静”，以此来锻炼意志。

毛泽东坚强意志的背后却是他浪漫的诗人气质和哲人风范。顽强意志的树立是其思想发展的根本，而乐观自信宽广的胸怀又使其思想发展具有一种忍性，这两者使得他在任何环境下都无能匹敌。早年的《咏蛙》（1910年秋作）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已表明他独立的自信。他曾豪迈地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又率部上井冈山，从“山重水复疑无路”中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长征途中，有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他却毫迈地发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日本正在对我国恣意蹂躏时，他已经想到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好前景。当林彪想夺政权的阴谋暴露乘飞机叛逃时，好多人都主张用导弹打下来，而他却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外国人对他这份从容和少见的自信都非常佩服，基辛格就曾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叹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五、虚怀若谷、团结同志：独立自主的外力

毛泽东拥有无私宽广的高远情怀与救渡众生的博爱胸怀，善于交往、重视交往，注重采众人之智、集众人之力去实现共同理想。他个人独具的才智与品质让他易于团结有志之士，也是他主动团结同志的结果。

早年毛泽东智识卓越，为人谦逊，善于交友，常常有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追随他。其中大多是一师的学友，包括已经毕业的。他们大多是老师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1925年）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理想而活动”。

如果说毛泽东早年立志想成就圣贤人格，那么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际中，他开始发现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能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军经历无数次战役，推翻了三座大山，与国民党反动派“争为帝”；解放后，虽位居最高位，但时时关怀身边同志，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言行穿着等与普通人无二致，甚至对自己与子女要求更严，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和最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自己则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老师徐特立80岁生日时，还如此谦卑敬重等等。正因为他的宽广和谦逊胸怀，他才能团结无数人共同努力，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基础，也是他独立自主人格与思想的光辉写照。

六、注重调查、重视实践：独立自主的根本

为了实现理想，毛泽东除了对社会历史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从理论上进行探索，还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具体特点进行大量调查与实地考察。这为他后来敢于行动夯实了基础，也是他独立自主人格与思想的最终注脚。

毛泽东最反感那些坐而论道的伦理学家、道德学家、空想主义者，认为他们满口仁义之词，其实满肚子男盗女娼货色。他注重调查研究和甘当群众学生，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以实践需要为标准，怀抱强烈的现实主义。毛泽东主张，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书，而且还要善于读“活”书；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这便是群众，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早在求学期间，受老师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等影响，他将“实践主义”作为伦理学两大主张之一，并曾以“游学”形式，步行900多里对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毕业之后，他更积极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各种实践：成立新民学会，试验建立“新村”，筹备留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自治运动，驱张运动，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建立工人夜校，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通过了解社会现实，获得直接经验和人生感受，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推崇明末清初大文豪顾炎武，认为他的特点便是“足迹半天下”，对社会上各种“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对所获得的素材要“精心研究，提高见识，力求其真。事关民生国事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从对出国留学看法中，也可窥见他务实重行的人生信条。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去留，觉得糊里糊涂地留学，不如先对国情有个具体了解，这样才能到国外去“考察时可以借鉴比较”。因此他决定“暂不出国，暂在国内研究”。这种讲求经世致用、注重研究国情和重行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体现尤甚，他的确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和手里做的”，严格按照“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准则办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他一生中始终尽力地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并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和习惯。他之所以推崇墨子，是因为他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做不做官，他也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他重实行，去怠惰，讲勤苦，养气力，所以能动心忍性、贫贱忧戚、身体力行。他自认“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参加革命后，他更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他重视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尔后这一思想基本贯穿了他整个革命生涯。正是注重实际，重视人民群众实践，所以取得了大大小小无数次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强调调查实践的重要性。《论十大关系》是其调查研究思想的又一反映。他不仅要求“走马看花”，更要求“下马看花”。在同吴冷西谈编辑的事，毛泽东说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吴冷西也积极响应他的话，并说最近调查了一些地方，还只是走马看花似的就有很大收获，但毛泽东却要求他下马看花，不能仅仅是走马看花，可见他对调查工作的重视和务实精神。正因为重视实际，他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当然，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双重气候所致，也由于主体自身方面等原因，毛泽东晚年有些脱离实际。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但他那独立自强的人格和思想永远构成了伟大中华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部分。

综上所述，独立自主人格与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思想与人格的统一，统一的基点就是独立自主。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和民族都是一个现实而很好的榜样与永恒的历史记忆。

[1]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66.

[3]毛岸青，邵华.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35.

[5]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A].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6]《湘江评论》临时增刊1号1919年9月1日，转引自黎永泰著.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17.

[7]给黎锦熙的信,1917-8-2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98.

[9][美]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4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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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605（2010）05-0061-05

2010-06-10

何花，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叶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