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路遥早期的文学创作＊

张连义

(菏泽学院办公室,山东菏泽274015)

浅谈路遥早期的文学创作＊

张连义

(菏泽学院办公室,山东菏泽274015)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路遥早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不过,由于作家的特定经历以及对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其作品又有了超越时代的内涵,显示出对主流文学趋从与超越的倾向。

路遥;时代特征;趋从;超越

路遥早期作品①类型多、数量大,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路遥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时代主流话语形态的痕迹,不过由于作家的特殊经历以及对陕北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劳动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表现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又显示出对时代的超越性。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论述。

一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张红秋考证,路遥早期发表的作品②主要有诗歌《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赞歌献给毛主席》《桦树皮书包》《老锻工》《今日毛乌素》《车过南京桥》《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红卫兵之歌》,散文《银花灿灿》《灯光闪闪》《不冻结的土地》,小说《优胜红旗》《基石》《代理队长》《父子俩》等。[1]路遥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表现在作品的方方面面,这里只从为谁写、写什么和怎么写作一简要论述。

首先是为谁写。为谁写其实是作家的立场问题。延安时期,为进一步统一人们的思想,确定文艺方向,毛泽东先后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论及文艺问题,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确立了一个“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更是以领导人讲话的形式规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等问题。建国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周恩来等的报告和讲话基本上是对《讲话》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也成为作家创作的指南。之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又不断对文艺问题进行指导,进一步突出了工农兵在文学中的地位,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属性。1966年4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至此,工农兵牢牢占据了文学的阵地,政治性尤其阶级性成为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

路遥的创作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宗旨,坚持了“为人民”的写作立场。当时的人民与工农兵群众具有同一性,因此,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满足他们文艺的需求就成为作家的根本任务,也成为路遥的自觉追求。针对当时的情况,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要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作品语言和作品风格要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既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又由于迎合了老百姓的欣赏习惯而拥有着大量的观众群的革命样板戏就是明显的例子。路遥的创作文字浅显,语言通俗,写的都是工农兵的日常生活,由生活中发现故事,挖掘精神,符合当时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和接受水平。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路遥,耳闻目睹的是这样的宣传,生长生活的环境主要是农村,再加上与工农兵群众的天然联系与深厚感情,对于他来说,在坚持和贯彻为谁写的问题上,不仅是在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更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诉求,为工农兵写作的目的也就更加明确和坚决。

其次,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新中国成立后,“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排斥,等等。这种种战争文化心理特征并没有在战后几十年中得到根本性的改变。”[2]战争文化心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使其成为富有激情和鼓动性的政治文学,狂欢是其基调,斗争标示特征。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适应,文学以一种激情的方式体现着时代的特征,成为战斗性和激情有机结合的载体:战斗性需要激情渲染气氛,充实力量;激情需要战斗性作为宣泄,鼓舞精神。当战斗性与激情有机融合成为时代的普遍特征,自然激发起大众的狂热情绪,也就有了激情的狂欢;充满激情地表现劳动人民“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就成为作品的时代特色。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新中国文艺界解决问题的方式,延续了延安时期的做法。“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纲领,而整风所采取的形式则延续下来成为解决共和国文艺问题的‘正常’形式。”[3]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艺宣传工作人员一再强调,要写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反映他们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精神风貌。暴露工农兵缺点的作品则被视为贬低工农兵的形象甚至被扣上反动或思想路线方面错误的帽子,受到口诛笔伐甚至因为“政治立场”问题受到批判。萧也牧因为写《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就是明显的例子。当然,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来看:这样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导致创作风格的单一;另一方面,处于当时的形势,写工农兵的生活,反映他们身上积极的一面也是历史的必然。路遥文革期间的创作坚持了写工农兵及其火热的劳动生活的宗旨。《老汉走着就想跑》写出农村老汉有病发着高烧还要坚持劳动的拼搏精神;《银花灿灿》写了铁姑娘们忘我劳动,舍命护棉花的顽强精神;……对于不少人,写工农兵的劳动和精神品质有着很多虚假和做作的成分,对于路遥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对父老乡亲的赞颂,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正因此,路遥的作品很容易使广大工农兵产生共鸣。

集体创作有着悠久的传统,延安时期就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模式与经验被推广。“解放区的成功创作演出,可以说都是在各种方式上、各种程度上的集体创作。”[4]一直发展到后来,形成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创作公式。即使个人创作也由于集体主义的提倡和趋同的社会心理而深深打上群体的烙印,迎合着群体的阅读期待。

刘心武在文革时期曾写过一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方旗的儿童,他紧绷阶级斗争的弦,在大人疏忽处细心观察,终于识破了阶级敌人的破坏。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为神化英雄人物,其身上的缺点一概被摘除,甚至一些属于人的正常本性的东西也被舍弃。英雄人物除了对阶级同志的爱和阶级敌人的恨,几乎没有七情六欲,连人类最起码的爱情和亲情也被政治斗争所同化。正如有论者在论述样板戏时所说:“正如几个样板戏中的女人没有丈夫一样,文革文学的另一个奇特现象即是文革代表性小说中的主人公皆没有父亲。……只有避开父亲,只安排一个陪衬性的沧桑又温顺的母亲,才能为主人公浓墨重彩的涂染提供宽大的空间。”[5]路遥的《桦树皮书包》、《基石》、《不冻结的土地》、《第九支队》等作品中强烈的战斗性、阶级性以及对无产阶级英雄发自内心的颂扬,表征着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群体的印记。

二

一个时期文学主题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或以政府名义出台的文艺性政策的引导,一是国家通过文艺运动对文学方向作进一步的规范。自《讲话》起,文艺就被纳入革命的机器而充当起螺丝钉的角色,之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又不断对文艺问题进行指导,使作品打上深深的政治印记。另一方面,不符合政治形势的作品和思想则受到批判,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等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文艺的政治属性。最后,作为政治对文艺粗暴干涉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创作和评价尺度。《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该纪要并对写什么、怎么写、谁来评论、评价标准等做了明确规定。至此,文艺已经彻底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再加上“三突出、三陪衬、三结合”的创作原则,逐渐形成了一套特定时期的创作和审美模式,政治标准成为唯一标准;“阴谋文学”、“瞒和骗的文学”等大行其道,现实主义文学则受到压制和批判,甚至被视为“毒草”;一大批作家被打倒和流放,更有甚者被逼上绝路失去生命;大量的出版社、刊物被查封,大量书籍被销毁或被列为禁书,得以公开发行的只有鲁迅、浩然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以及大量群众创作的“政治文学”、“口号文学”。

路遥作品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其经历密不可分。

路遥出身于贫困山区,升入中学后进入县城。由于家庭贫困,与同学之间交往较为疏远,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看书读报,为其了解国家文艺政策提供了可能。文革开始后,路遥狂热参与其中,并成为派性头目,个中原因自是复杂,但改变自身身份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文艺政策的关注,当是原因之一。成为头目之后,路遥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文艺政策,这也为其后创作打下了基础。后来,路遥又经历了回乡劳动、当民办教师以及在县文艺宣传队“打工”的命运,尽管经历曲折,但始终与文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的国家政策,加之路遥出身于贫民家庭,对文艺为工农兵和如何为工农兵等文艺政策更乐于接受,理解也更为透彻,文学创作中贯彻文艺政策也就成为必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时期搞得轰轰烈烈,作为革命老区,知青到延安的数量较多,据有关资料,自1969年2月起,从北京到延安地区去的知青就有2.72万人。[6]路遥是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与知青的接触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其初恋情人和妻子都是知青绝不是偶然。作为北京来的知青也有条件把当时国家和党的政策尤其是文艺政策进行传播,为路遥更好地理解政策提供了机会。尤其是深处大城市的知青,对文艺政策影响下人们的精神、思想状态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感受,言传身教,为路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政策提供了更为直接的依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精神不仅为路遥创作提供了社会背景,也为其更好地理解文艺政策营造了氛围。

陕北是革命老区,北方人素有政治情结,作为出身农村的青年路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投身政治,但政治给了他致命一击,只能转而求诸文学。但路遥对政治的热情未减,“我甚至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关于路遥对文学和政治的态度,如果要用一个比例来划分,我真的感到为难了。固然,路遥最终是以文学的成就而闻名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和掩盖他对政治的关注和曾有的政治抱负。我认为,说明这一点,对于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路遥的成长与成功,都是有价值的。”[7]地域传统与对政治的热切关注,使路遥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写作时必然有着体制内的创作特征,也就自然符合政策规范。

三

从路遥具体创作来看,路遥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小说《父子俩》中儿子高三星、《基石》中身有残疾的堑石头老汉“硬过刚”、《老汉走着就想跑》中的老汉等人物可以说是典型的符合文革审美心态的标准化人物:大公无私,热爱劳动,勇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他们身上具有明显的时代印痕,显示出作家受时代深刻影响,同时,作家的经历以及接受的教育,使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进行创作,其作品也就蕴涵了超越时代的因素。

路遥文革作品吟唱着时代的颂歌,对革命、对领袖、对共和国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对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发出由衷的赞美。《塞上柳》通过寓言式的对话,写出领袖以及革命的感召力对战士的影响,赞扬了不屈的革命精神。《老汉走着就想跑》唱出对劳动人民的颂歌。老汉本是一热爱劳动的农村长者,但其动力却是学大寨,“学大寨就要拼命干,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学大寨本身无可厚非,不过干劲的动力来源于学大寨却有些片面,这显然是时代性使然。时代性的政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本身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赞歌中路遥的重心是劳动以及劳动人民。无论是《老汉走着就想跑》《电焊工》《进了刘家峡》还是《优胜红旗》《基石》等,革命都成为一种背景,作品直接歌颂的却是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劳动精神以及对祖国建设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由于作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所以写起来富有生活韵味,如果撇开时代的背景,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就是富有乡村韵味的赞美诗。

受时代影响,对革命的歌颂以及革命精神的传扬成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大量描写阶级斗争的作品实际上正是革命及其精神的夸张和扩大。生活于当时的环境,路遥不能摆脱时代限制,对革命、革命精神有着近乎崇拜的心理。《桦树皮书包》通过红军过草地时桦树皮书包的故事,写出革命精神对后人的激励作用。《老汉一辈子爱唱歌》不但写出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写出对“省里大权威”的蔑视,肯定的是老汉对毛主席的礼赞以及工农兵的主人翁地位,表现出工农兵和领袖心连心的主题。这两首诗歌生动、形象,但其故事内容却有明显的虚构性,不难看出,无论是《桦树皮书包》中的老班长还是《老汉一辈子爱唱歌》中的大权威,都是作者根据作品中心或说主题而硬性设置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这应该说是路遥作品受时代影响的典型特征。不过,由于路遥的特殊经历,在农村长大,对下层劳动人民熟悉和了解,其作品也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这里的超越性一是指对阶级斗争的淡化,路遥文革时期创作绝少描写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将其推向后台成为背景,如同绘画中的基调,其重心还是描写人和人的精神;超越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将革命和革命精神作为一条线索,重心则写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祖国的忠贞不渝、对事业的忠诚执着,表现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生活,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路遥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自己对农村生活和劳动人民熟悉的优势,对他们发自内心赞颂;对于绕不过去的政治,则通过选材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强化作品的生活色彩,将革命与斗争作淡化处理。这既不违背文革时期的政治要求,又避开了政治的规定性,可谓是一种夹缝中的写作策略。无论何种年代,对劳动人民、对劳动、对奉献的赞颂都不会过时。作为黄土地的儿子,路遥生于斯、长于斯,对农村、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写作不仅是艺术的创造,更是内心感情的真实表达。

此后,路遥的创作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都是把政治或社会形势当作背景,讲述劳动人民的生活故事,描绘广阔社会背景下普通大众的生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过度的渲染和刻意的回避都不是科学和理性的态度。路遥的作品既没有过分渲染政治,又没有刻意回避政治,而是将政治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进行淡化处理,作家则贯彻现实主义精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努力做历史的书记官,忠于生活,最终取得巨大成就。

其实,路遥的早期创作与十七年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传承关系,这不仅可以从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来解释,还可以从路遥对陕西作家如柳青等作家的自觉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似乎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圈,又重新回到它的起点。路遥创作开始于文革后期,在经过激进的文艺创作之后,文学开始慢慢回归,首先便是恢复传统。十七年文学由于带有更多的激情和胜利的记忆,文革后期对文革主流文学的反思必定带有否定性的姿态而更倾向于删除其记忆直接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十七年文学相对于文革文学更易于被大家所接受,并且,相对于文革文学的单一和贫乏,十七年文学无疑是丰富的象征。由此看,路遥作品无意识地契合十七年文学,又有着某些历史的必然性。也正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的接续和传承上,路遥早期创作显示出对文革主流文学的趋从与超越。

注释:

①路遥的早期作品主要指文革期间的作品。由于创作的延续性,本文论述时突破了文革时期的限制而将下限延伸至更长一段时间。

②路遥此一时期作品有些是与别人合作的,因掺杂了他人因素,故讨论时很少涉及。

[1]张秋红.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J].兰州大学学报,2007,(2).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石兴泽.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M].济南:齐鲁书社,2007.

[4]张庚.关于戏剧创作及形式问题[N].文艺报,1949, 1(1).

[5]董建辉:政治文化与文革公开文学[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

[6]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7]申沛昌.路遥:一个令陕北人感到无限荣耀的作家[N].延安日报,2007-11-07.

(The Office of Heze University,Heze Shandong 274015,China)

The Early Works of Lu Yao

ZHANGLian-yi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Lu Yao’s earlierworkswere marked by apparent color of the time.However,owing to the writer’s particular experience and deep feelings for rural farmers,his works had some connotation beyond the times,showing the trend of following the t imes and beyond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following;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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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7

A

1673-2103(2010)04-0025-04

2010-05-01

张连义(1973-),男,山东聊城人,菏泽学院办公室,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