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孔德永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孔德永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通过主动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融合、依托大众日常生活平台和通过简易化的理论表达等途径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众来说也是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佛教虽有很大不同,马克思主义需要从理论内容、传播手段、表达形式等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中国化;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其原因与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经验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主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相适应,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也是其大众化的过程。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与认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点在“化”上,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实现大众化?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与借鉴。

一、立足于本民族文化

理论是一种文化的范畴,而文化具有民族性,民族化的形式是理论普及的有效载体。中国佛教是中国僧人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吸取印度佛教思想综合创新的成果。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吸取、融摄儒、道;二是佛教影响、渗透儒、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汉代(佛道时期)、魏晋南北朝(佛玄时期)、隋唐(创宗时期)和五代以后(三教合一)等历史时期,逐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在输入过程中,一方面是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练、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一方面是佛教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1](P323-324)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时,儒、道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淀为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而且,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两种不同文化,彼此的精神实质是迥异的。例如,在生死观上,佛教不仅与儒家的观点不同,与道教的长生不死说更是对立的。因此,在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佛教就与儒学、道教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和摩擦。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是自发或自觉地寻求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融合机制。……综合、圆融,进而创新,是中国佛教的成功之路。”[1](P257)佛教的教义与儒学和道教有很大的不同,佛教主张出世,儒家提倡入世,道家崇尚自然。因此,佛教为了实现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在“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译经者大量借用儒、道两家所用的名词概念来译述佛教的一些名数。这就是所谓‘格义’的方法。……这里虽说有不少附会之处,但对沟通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来讲,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2](P313)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其道德学说中又融入了儒家道德部分,从而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道德习惯,达到儒佛一致。佛教用道家的专用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一些概念,用黄老的无为思想来解说佛教宗旨,后来又用魏晋玄学来诠释佛教般若学。这种情况正如方立天先生所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这种融合是全面的持久的,尤其是隋唐以来,融合的势头更大,吸取中国本土思想而创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大大改变了佛教原来的面貌。……适应社会的心理,重新调整诸神的形象和地位。”[1](P254-256)例如,中国佛教突出尊崇的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四大菩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在释迦牟尼佛之下,尤其是观音菩萨被奉为能解除众生现实苦难的救星,倍受中国人的崇敬。中国僧人还融合佛教与中国文化,而提出新的教义,创宗立教,最富有民族特色并且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而佛学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佛学大师“惠能不拘泥于印度佛教教义,大量融摄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人文精神、道家的自然哲学和无为的处世态度以及玄学‘得意忘言’等中国文化的思想和方法,以充分的文化自信,用中华传统文化来阐释佛教经典,去除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因子,使其符合中国文化和社会伦理,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3]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因其自身的宽容与协调性,它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佛法与王道的结合,还成功地实现了佛法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佛教也就逐渐本土化,同时佛教也成为中国人心灵的依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佛教普及的历史经验,应该立足于对中国广大普通民众在观念和行为上有厚重影响的传统文化,要善于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如果脱离了中国场域下的“地方性知识”,脱离了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无法实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P53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不断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民族式的语言、形式、风格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毛泽东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过类比和象征,使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种对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可理解性和清楚明白性的程度,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5]另外,佛教的核心价值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众化,一方面,在于佛教依托大众生活的平台,选择了符合大众接受要求和接受心理的各种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在于佛教能把高深理论通过简易的表达形式转化为普及的内容。

二、依托大众生活进行传播

佛教看似远离尘世,超凡脱俗,其实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佛教的基本精神是悟道成佛,解脱生死,佛学的精义在于启人觉悟,明心见性。“佛法是一切众生的佛法,遍及大千世界,但主要是为了觉悟和解脱人生,弘化的中心是在人间,其主要实践是人,故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6](P4)“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代代传承,一是佛教能中国化,二是与佛教在弘教中总不忘贴近世间、贴近人生、贴近日常生活分不开的。远离人间的佛教,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难有大的作为。”[7]传统中的中国人对待价值信仰往往是具有较强的实用理性,因此,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更面向现实,民众对佛的笃信更多的源自于对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佛教理论对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现世来世有一套独特而深刻的看法,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性、现实批判性和现实超越性。禅宗把佛教的道与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提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禅宗对于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古代思想的贡献在于把佛教真正的本土化、人间化,进而把世间法与佛法统一起来,这一传统被后来的人间佛教所继承和发展。”[8](P6)以慧能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宗师,使佛教走出狭隘的上层贵族社会和谈玄说妙的殿堂,注重在现实生活的真修实证,为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完成了佛教大众化的任务。

儒、释、道三家都曾通过世俗生活中各种仪式等“小传统”来强化其文化价值理念,例如,居民的丧葬习俗中既有和尚来念经做道场,也有敬天地拜祖宗拜鬼神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仪式。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9](P425)佛教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托于世俗的大众生活而进行的,表现出传播途径多元化和传播方式形象化等特点。例如,寺院通过编写劝人为善的故事书籍和免费发放给“施主”或香客传播佛教的因果轮回的观念,佛理往往借助通俗易懂的故事进行形象化的传播。寺院内楹联、书法加速了佛法弘扬的进程;佛法与绘画雕塑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佛教的世俗化;佛教音乐所特有的“悠、和、淡、静”的韵味与人们宗教膜拜的心理产生了共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既有高深的教理建设和探讨,也有各种报应、灵验故事,以及塑像、绘画等通俗的宣传作品。……佛教开始在中国扎了根,并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逐渐发生广泛的影响。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经典的译述、学者的论著固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大量的通俗宣传作品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般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对佛教的信仰,与其说是受了佛典经论深奥理论的影响,不如说主要是受通俗宣传作品的影响,更为恰当些。这些通俗宣传作品的内容,都是关于因果轮回报应、佛与菩萨神力灵验等迷信、虚构的故事,然而正因为如此,比之那些高深的教理,更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而发生信仰。”[2](P63-64)“观世音灵验故事的广泛流传,从佛教发展史上看,则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思想的形象化、通俗化的传播。”[2](P72)毛泽东曾注意到慧能思想的大众化特点,他认为慧能的《六祖坛经》“是老百姓的”。[10]

马克思主义学说始终洋溢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本质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如何,最终还是由大众来检验。列宁认为,要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让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11](P100)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停留在过于烦琐的逻辑论证上,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日益贵族化和精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论文,越来越经院化、小众化和边缘化。给人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感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的单向灌输,也在大众心目中造成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理论假象。人作为媒体的受众者,而受众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和决定的,媒体只有提供那些符合受众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就大众化来谈论大众化,不能将“大传统”深入到“小传统”中去。那么,在信息源越来越多样化,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这样的理论宣传显然只会遭大众冷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2](P26-27)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依托于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台,要注意理论的内容具体化、语言朴实化、传播渠道多元化和传播方式形象化等方面,要通过多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运用简易化的理论表达

理论形式与大众化有很大的关系,一种理论只有通过简易化的理论表达,才能使其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才有可能大众化。“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1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下层民众,士大夫阶层只占很少一部分,至于能够精研佛学或通晓佛理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它就必然要面向那人数众多的“愚夫愚妇”,以达到其灌输信仰的目的。这样,佛教势力主动地使佛教基本理念简单易懂,深入民间,为此,佛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一些改动。中国佛教崇尚简易性,佛教礼仪可繁可简,最为简单的是可以向天焚香或者口头念佛名。而且,中国的佛教少有系统的论著,主要是祖师语录,这正切合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中国佛教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也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唐代以后佛教的主流。禅宗和净土宗的久远流传是与它们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易分不开的,所以,简易性也成为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禅宗的简易性,体现在‘见性成佛’和‘顿悟成佛’的主张上。”[14](P34)“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制约作用外,佛教自身也存在能够中国化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价值构成、思维方式和表现形态等。……同时,佛教还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机制,这些机制生发于它的独特的方法论——方便说。佛教作为一种解脱学,强调要‘度脱’众生,而众生的条件、情况各不相同,为此在教化时要‘方便善巧’,‘方便权略’。允许采取各种方便方法,灵活地引导众生。”[1](P347)禅宗一反当时繁杂的思辨论证与逻辑推理,提出了返朴归真、回归原始佛教的思想主张,即“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行“言外之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主张世间即涅槃,涅槃即世间。禅宗大师六祖慧能曾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5]这是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的最好的诠释。惠能摈弃繁琐深邃的思辨和深奥艰涩的哲理,倡导“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简便法门,一改印度佛教僧侣不事劳动、依靠施舍度日的旧俗,发展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适应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精神需求,尤其得到下层群众的拥护,使其获得丰厚的发展土壤,也使得禅宗异军突起、一支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3]禅宗以“顿悟”为名,抛弃了佛教繁琐的经律,使佛教信仰变得更为简单,使民众的信仰之路也变得十分轻松,这就否定了佛教的繁琐理论思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修持成佛的有效途径,也使得佛教由早期社会上层士大夫信仰的贵族宗教,逐渐转变为深入平民百姓的大众化宗教。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理论缘于德国,而德国文化富有思辨性。后来,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又通过俄语翻译中介完成的。几经转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就变得越来越抽象和晦涩,使人们理解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中的难度对少数知识分子也是不轻松的,更何况对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大众群体。“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6](P857)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是相对容易些,而对那些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一般民众来讲就显得困难得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主要还是占人口多数的后者,抽象的理论只有经过学者的认真地梳理研究,做到言简意赅和深入浅出,才有可能被大众所认知和认同,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大众化的典型代表。“毛泽东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赢得了大量读者,对于把一些年轻人引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影响,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消除了抽象理论与现实大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而有些学者喜欢使用新名词或专业术语,或大量引用经典语录,似乎显得很有“理论”深度,实际则不然。喜闻乐见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近几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连续组织编写出版了《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理论热点18题》《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通俗理论读物,以上读物有一个鲜明特点,理论内容的简易性和表达的通俗性,运用了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而大众话语,就是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符合大众思维方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方式。

理论表达的简易化要求使用大众的生活语言,深入浅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语言通俗,切忌高深,这是大众化的基本要义之一。毛泽东指出:“那些口讲大众化而是小众化的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给老百姓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出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给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6](P841)毛泽东曾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的道理,用通俗、简明的中国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深奥理论表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表述为“实事求是”。此外,毛泽东的“三大法宝”、“糖衣炮弹”、“纸老虎”、“三座大山”、“放下包袱”等形象简易的语言,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些浅显直白,寓意深刻的理论概括,转变为人民听得懂、想得明、说得出的“白话”,老少皆宜,易记易用,既便于传播,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掌握,也很快流传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口语。因此,“理论普及工作必须体现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理论普及必须认真发掘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成语、语录、词汇、历史典故和文学故事等,认真总结大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警句、格言、谚语等,将它们加以引用和发挥来表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或论断。”[17]而以象牙塔自居的“理论腔”和居高临下的说教,肯定不会为大众所接受,即使理论本身再好,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应该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众更近些,用易懂的道理讲问题,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表达抽象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P9)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被大众所认同,它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成就,来源于其必须走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依托大众生活平台传播和运用简易化的理论表达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只从形式上做一些表面文章,并不能真正解决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反而会出现一种大众被“大众化”感觉,大众就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甚至从本能上去抵触。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只有融入民族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用真理的力量说服人,用真情打动人,用生动的形式吸引人,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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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 m and the Path of Popularization ofMarxis m

KONGDe-yong

(College ofMarxism,Qufu Nor malUniversity,Qufu Shandong 273165,China)

As a foreign culture,Buddhis m has achieved its sinicization through active integration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penetration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masses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oretical expression.Marxis m is also a foreign culture to the Chinese people,and although it is different from Buddhis m,its popularization in China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Buddhism in such aspects as theoretical content, means of trans mission and ways of expression.

Sinicization ofBuddhism;historical experience;Marxism;popularization

book=1,ebook=286

B 920

A

2010-05-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项任务项目“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09JD710024)的阶段性成果。

孔德永(1966—),男,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1673-2103(2010)04-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