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聚义故事的法理解读＊

薛成有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西宁810001)

水浒聚义故事的法理解读＊

薛成有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西宁810001)

中国古代“文史一家”的文学传统使得《水浒传》描写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小说主要篇幅描写了公吏生活,梁山人物中公吏和地方豪强占多数,公吏具有主导和核心地位。通过对梁山人物法律身份和上山原因的分析,并结合对宋代公吏法律地位的考察,可以看出“逼上梁山”和“农民起义”的定性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实际。水浒故事实质上反映的是以公吏阶层为主体的公吏、豪强联盟与官员阶层之间的矛盾纠纷。公吏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也决定了水浒故事的过程和结果。

水浒聚义;宋代公吏;法理

传统法律研究主要依据正史资料和法律文本,这种资料运用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即正史资料和历代法律文本更多关注法律的应然现象,即统治者希望的法律效果,但对法律在社会中实际效果的记载相对较少。就宋代法律现象来看,能够反映执法人员法律生活的资料非常匮乏,现有历史资料记载的事实无法全面考察作为法律人士的公吏阶层的法律生活状况,而《水浒传》刚好给我们这样一个空间,以此考察宋代公吏法律生活状况,可弥补历史资料和法律文本不足。

一、梁山人物的法律身份

在研究《水浒传》相关问题时,不能不考察上梁山的人物,因为从上梁山的人物中我们可以探究当时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根据这些上梁山人物来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由于资料本身不明确,梁山基层群体身份无法核实,我们的视角只能针对梁山上的头领们,也就是有名有姓的一百零八员头领,其身份和经历具有相当代表性。上梁山的人物在上山以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梁山一百零八位头领上山前社会身份的统计,总结出上梁山的人物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公吏人员。现代汉语词汇中,“官吏”被定义为旧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或者为古代官员的通称。而将“吏”解释为泛指官吏或者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员,特指小官和差役。在宋代,官吏区分是非常明确的事情。凡是中央政府委任,颁发俸禄,定期考核升黜,有品阶,有不同程度决策权的朝廷命官,可算是官员;而由民户轮差或由招募、承袭等途径进入各级官衙,办理具体事务,无品级,无俸禄或俸禄很低的官吏胥徒,则属吏员或称吏人。残存宋朝法典规定:“诸称公人者,谓衙前、专副、库称、掏子、杖直、狱子、兵子之类。”“称吏人者,谓职级至贴司,行案不行案人并同。”“称公吏者,谓公人吏人。”[1](卷五十二·解试出职·名例敕)公人、吏人主要指在宋代地方政府各级各类部门协助官员办理各种事务的人员。但由于公吏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关于公吏生活状况的历史资料历来缺乏。

从水浒人物看,梁山事业的开创者晁盖,上山前是当地保正。从广义上讲,保正也属于公吏阶层,最起码是乡村社会中与公吏有密切关系的角色。如果说晁盖身份有争议,那么梁山头领宋江是典型公吏人员,上山前在郓城县做押司,而押司在宋代州县属于高级公吏,主管事务重要而复杂。其他上梁山的人物如林冲、关胜、朱仝、戴宗、杨雄、杨志、鲁智深等人在上山前均为公吏,甚至如武松,在斗杀西门庆以前也是阳谷县步兵都头,属于公吏人员,再比如李逵,在上梁山以前是江州监狱狱卒,属于低级公吏人员。据笔者统计,一百零八位梁山人物中,能够确认经历和身份的人数大约九十五位,其中有公吏经历者约三十七位,这说明梁山主要人物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曾经从事过公吏事务。另据笔者统计,梁山中坚人物即天罡星三十六员中,有二十员有公吏经历,这个比例高达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上梁山的主要成员属于公吏群体。

第二类上梁山的人物是地方豪强。前面所说的晁盖在具有乡役人员身份的同时,也是典型的地方豪强。《水浒传》对他的描写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独自把青石宝塔从西溪村“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2]其他地方豪强在梁山也占有重要地位。晁盖去世后,宋江苦心经营设计骗上梁山的排名第二位的头领卢俊义就是典型的地方豪强,“北京城里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2]在晁盖去世以后,宋江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诸如卢俊义的地方豪强加盟梁山队伍?原因为梁山人员结构所决定,因为梁山人物中除公吏阶层外,主要群体就是地方豪强阶层,如李应、李俊、张横、张顺、史进、孔明、孔亮等人均属地方豪强。笔者对梁山人物身份统计显示,地方豪强人数所占比例与公吏所占比例大体持平。公吏和地方豪强合计人数占梁山人物的绝大部分。当然从这两类人在梁山群体中的地位来看,公吏阶层占有主要领导地位。

二、水浒人物上梁山的法律原因

对于水浒人物来说,与法律最为密切的行为就是上梁山。上梁山就是造反,就是与政府为敌,就是反叛法律。那么作为公吏和地方豪强,他们上梁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水浒传》第二、三回合所写的史进是个莽撞汉子,爱好枪棒,里正之子。学好武艺后,听说有打家劫货的强人出没,就组织民众自卫。但此后当陈达同伙朱武、杨春行苦肉计,哭诉与陈达兄弟义气时,为他们“义气”所感,居然不顾身份,将他们放回山,后来又收取金银财物,兄弟相称。当官府发现并来捉拿时,拼死保护他们,并最终找他们入伙。显然,史进上梁山算是主动的。

相对于史进来说,晁盖、吴用等七人完全是主动上梁山的。他们精心策划了一起特大麻醉抢劫案件,作案动机是图一世快活,为自己挥霍和享受,难以找到“逼上梁山”的因素。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受到过谴责或质疑。不管是作者或者是公众,都认为其行为应当得到赞扬,赞许的理由是抢劫对象是奸臣财产,是不义之财,人人可以取之。问题是这些不义之财被他们以这种方式取得并归他们自己享用,同样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

宋江上梁山的原因更值得分析。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当他得知有关司法机密时,不是考虑抓获罪犯,而是先稳住公差,自己却向晁盖(即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明知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事后又收取了晁盖等人送来的金条。宋江之上梁山不能说是被逼的,或者可说是自己逼迫的,不是社会不容他,而是他不容于社会。与宋江差不多的还有朱仝、雷横等人。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就是柴进。柴进是有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的人物,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将许多批捕在逃犯隐匿在家或者大力资助。最初上梁山的人物就是他资助的,后来又介绍其他人入伙。从小说中,我们很难发现柴进的行为中有外力逼迫因素。

水浒人物上梁山大致分如下几类:一类是真正被逼迫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冲、解珍、解宝等人。由于社会原因,其生活突然发生巨大变化,经过抗争和努力,失败后无奈上了梁山。他们主观上无反叛社会愿望,而最终走上梁山,根源在于社会,就是法律制度被歪曲执行。第二类是主动走向梁山,最典型的要数夺取生辰纲的晁盖、吴用等人。对于他们来说,走向梁山就是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类人当中也有最初不愿上梁山,但最终由于自身原因上了梁山的,如宋江等人。这类人物向往的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第三类是被先上梁山者所逼,如卢俊义、徐宁、萧让、金大坚等人。这些人之所以入伙梁山,是由于受到先上梁山者的逼迫,在断绝他们回归社会的可能后不得已上梁山。他们之所以被梁山人物所看重,仅仅是他们对梁山有短暂或者长久的利用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水浒人物上梁山的原因比较复杂,个别人确实存在着“逼上梁山”的情节和理由,但多数人上山并非社会所逼。我们不能把先上梁山者逼迫后上梁山者的原因怪罪于社会,更不能把自愿上梁山的责任“嫁祸”于制度。因此,只要我们不是先用伟大的“农民起义”标签标示水浒人物的行为,并对过去的制度抱有后来人自我优越的蔑视,而是平心静气看问题,就很难得出梁山人物是“逼上梁山”的结论。

三、宋代公吏的法律地位

在宋代社会中,除最高统治者皇帝家族外,官员属比较稳定的社会上流阶层,公吏是官员之下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缺乏稳定经济来源,也无政治前途。公吏们是政治不得意的人员,但他们又不愿意为民。相对于官员来说,公吏是受官员统治的下层社会成员。从《水浒传》描写来看,公吏基本权利能否保障完全取决于官员意志,公吏人员的人格权利、取得报酬的权利、执行公务的权利以及其他权利都呈现出两面性。比如王进、林冲面对的是高俅,而高俅又有一个好色儿子,于是王进和林冲还有后面遭遇高俅的杨志就没有什么权利保障问题。高俅为了报私仇,竟然对王进百般刁难,逼迫王进出逃。为了夺得林冲的妻子,高俅们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及至于以性命相取,最终将林冲逼迫得家破人亡。在这种情况下,公吏人员没有权利保障可言。一个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保障的公吏群体,很难有主体的自觉意识。生命权如此,其他权利比如人格权、健康权利更难以保障。

除林冲、王进外,《水浒传》第十七回描写的三都缉捕使臣何涛的遭遇是一个典型。何涛系主管缉捕事务的高级公吏,应该有一定地位。但在府尹眼中,何涛只是缉捕盗贼的工具,与囚犯无多大区别,居然在其脸上迭配刺字,空缺所刺配的地方。刺配是一种既损害人身体健康更主要损害人格尊严的刑罚方法。在府尹眼中,作为负责抓获盗贼的公吏何涛没有任何地位。

相对享有的权利,公吏承担的义务却是繁重的。如前面提到的何涛,虽在缉捕盗贼工作中竭尽全力,但在盗贼不能抓获时要受到严重处罚。小说中朱仝、雷横等人奉命巡查要取回树上红叶为证。官员的所有需要无所谓公事或私事,都必须尽心竭力完成。如武松、杨志都曾经为他们所服务的官员送过贪污受贿的赃款。公吏不是按照法律来衡量和约束行为,而是按照官员私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员和公吏人员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也无争议解决机制。官员即是公吏人员的录用、罢黜甚至制裁的主体,公吏的一切均掌握在官员手中。

但从民众视角看,公吏属于官府成员,是代表官府的执法人员,拥有公共权力资源。由于其权利义务无法与官员平衡,这种平衡只能在公吏活动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化解。在面对社会民众的框架下,公吏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进行公务行为,行使手中权力,而这种权力就是公吏人员自我调整其失衡权利义务的重要手段。

公吏人员保证了宋代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没有公吏群体,宋代官府机构将处于瘫痪状态。宋代社会中官员只是政府机构的架子,而公吏则是政府机构的具体运作者。与官员相比,对公吏人员的财政支出要少得多,甚至许多公吏人员没有财政俸禄,其经济收入完全靠公务活动中非固定的机会性收入。在宋代对外用兵频繁、财政负担过重的社会现实中,公吏制度可以节约财政开支。相对于官员,公吏人员更容易管理,制裁起来也容易得多。公吏人员来自于民间,熟悉当地民情民生状况,长期从事某类公务,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尤其是在官员侧重于谈文论儒的空谈情况下,务实的公吏人员为政府职能的实现发挥了应有作用。由于公吏人员的努力,封建国家各种政令长期得以畅通,社会治安得以维护,政府财政税收才能够按时足额上交。公吏制度是宋代国家政治制度之基础。

在宋代,有一个为当时和后代争议的现象,就是“吏强官弱”。[3]在不少地方和衙门,一些公吏把持了地方政府,有的甚至影响到中央一些部门。公吏行使了本应由官员行使的权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吏强官弱”现象累被当时和后代批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许多批评仅就现象论现象而已,没有深刻挖掘现象后面的根源。产生“吏强官弱”现象不是公吏自身过错,不能因此而否定公吏在社会治理中曾发挥过的巨大作用。这种批判显然带有官员视角。“吏强官弱”现象的存在具有两面性:制造了大量事端,使许多无辜百姓受到损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官员阶层权力,使官员阶层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力不从心,从而不得不减少其害民的客观状况。由于公吏制度下,官员和公吏属于两个阶层,二者之间常常也因利益冲突而明争暗斗,所以才在客观上出现由于统治者内部纠纷而产生的内讧,普通民众可能在这个空间获取喘气的机会。

四、法理解读水浒聚义故事的几点结论

通过对水浒聚义故事的法理解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借助水浒故事研究宋代公吏法律生活,可以从民间视角看待法律实施状况。传统法律史研究中主要通过历史资料和法律文本研究法律现象,而很少考察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变化或者实效。对公吏的社会评价中,现有资料大多来自于封建士大夫的文本,由于其所处位置和立场,更多是对公吏舞弊行为的揭露或者愤恨,而很少看到公吏阶层中的优秀人才。他们看到公吏的舞弊,却没有看到公吏微薄可怜的生活,没有看到正是由于官员造成公吏的胡作非为,甚至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公吏群体堕落。水浒故事刚好弥补资料不足的缺陷,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

二,水浒聚义是“农民起义”和“逼上梁山”的观点并不符合作品实际。《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英雄赞歌的说法值得探讨,“逼上梁山”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梁山上的人物中确实有一些农民出身的人士,但梁山上的主要人物是公吏群体和地方豪强阶层,公吏阶层为梁山群体的领导者。这表明公吏阶层在宋代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公吏群体的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地方豪强和公吏阶层形成的联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他们在当时社会中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但这种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水浒故事反映的是由于公吏制度本身的缺陷而产生的官员与公吏之间的矛盾,这是引发梁山聚义的社会原因。

三,从梁山人物最终接受招安并为朝廷出力的事实来看,尽管公吏们对其政治地位非常不满,但并不表明他们对整个社会制度不满,相反,他们在肯定这个制度。他们上梁山的经历和最终通过招安方式进入社会上层或力图进入社会上层的事实表明,宋代的公吏制度由于没有为这个群体设定相应的政治出路,导致他们以非程序方式达到目标,即通过造反招安渠道进入上流社会或者说官员阶层。因此梁山人物不反对皇帝只反对贪官。他们所期望和努力的只是打破公吏阶层无政治出路的既定模式,而力图从制度外寻求公吏政治诉求的方式。

四,在法律运行中,制度是重要的,但具体执行制度的基层执法人员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执行制度的主体是否适应制度本身的需求,如果执行制度的主体不适应制度,则制度的实效就会产生变异。

[1]庆元条法事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3]周源.宋代“吏强官弱”现象之探析[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4).

ReadingWaterM argin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XUE Cheng-you

(Party School ofQinghai Committee of CPC,XiningQinghai 810001,China)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nfersW aterM argincertain degree of reality in its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life.The novel ismostly devot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of the government clerks of SongDynasty.Most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government clerks and local lords,with the former taking the lead.Analysis of the legal identiti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reasons of their rebelling fights in the light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government clerk of SongDynasty reveal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lusions that the novel centerson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forced to revolt are not what the novel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depict.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novel reflects the conflicts be tween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allied government clerks and local lords.The legal status and social positions of the government clerks determines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results of the story.

WaterMargin gathering;government clerks of SongDynasty;Legal perspective

book=7,ebook=192

I207.412

A

1673-2103(2010)04-0052-04

2010-03-18

薛成有(1968-),男,青海民和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