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对中国劳工环境变化的影响

胡立君 刘红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自颁布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劳资关系“变革”的广泛争议。而在国际贸易中,劳工问题也在众多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中日益突出。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形成的低生产成本势必造成发展中国家向高劳工标准国家的“社会倾销”。此外,在社会责任运动背景下,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SA 8000标准在跨国企业中广泛推行,对中国相关企业直接提出了劳工环境改善的要求。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劳工环境的关注。中国的劳工环境现状到底如何?是否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工业化进程对中国劳工环境是如何实施影响的,其影响机理是什么?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文献回顾

由于中国处于被动要求改善劳工环境的地位,因而大量的研究集中在介绍、探讨国际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劳工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推行的内部生产守则、跨国企业中广泛遵从的自愿劳工标准SA 8000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实施各种劳工标准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及对出口贸易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但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大量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实施较高的劳工标准有利于吸引到更熟练和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可以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大大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使企业实现面向全体利益相关者的社会绩效最大化,并进而实现以企业长期利润为衡量标准的企业价值最大化[1]。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对于拥有有限资源的中小型企业,较高的劳工标准是“负担”,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困难[2]。此外,对劳工标准与直接投资及出口贸易的相互影响关系也有大量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低劳工标准可以吸引直接投资流入[3];但也有研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直接投资的流动受到了低劳工标准的吸引[4],甚至高劳工标准更有利于吸引直接投资[5]。

第二是研究影响劳工标准变化的因素及改善劳工环境的相应对策。Gloub对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指出,生产力同工资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低工资是由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6]。Flanagan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劳动生产力水平对劳动力成本差异的影响,指出前者对后者的贡献率为87%～88%,因此,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首先提高该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7]。Maskus的“贫困的恶性循环论”表明,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做法,只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而劳工标准却难以得到提高[8]。Rodrik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9]。周鹏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演进路径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必然经历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对于劳工标准的改变有重要作用,而并不需要国际组织的外力干预[10]。

以上这些研究对我国制定改善劳工环境的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但我们认为,一国劳工标准的选择、劳工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历程中,劳工标准、劳工环境必定随工业化演进而不断变化发展,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构成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重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研究工业化演进与劳工环境变化的关系,可行的做法或许是在标准的劳工环境变化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引入工业化的度量变量,然后进行实证分析。但由于劳工环境本身是对多种环境因素的一种综合度量,而对于其中每个变量的决定因素也还没有形成基于权威性解释的理论模型,不过依然有一些普遍的认识,如劳工环境的变化应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阶段。但对于工业化进程影响劳工环境变化的机理却鲜见有研究。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连续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其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增加值及其就业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其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效益提升。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过程,既有结构的转变,亦有总量的变化,还会在空间上产生差异,因而我们选取结构变量（产业结构）、总量变量（劳动生产率）和空间变量（城市化率）三类指标来度量工业化的演进,研究劳工环境如何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改变。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劳工环境。由于劳工环境是对多种环境因素的一种综合度量,因而本文将构建一个劳工环境指数（index of working environment,IWE）体系:

（1）式中,安全工作环境（SAFE）,可以用历年各省伤亡事故率、职业病发生率来表示,但由于我国对这些数据缺乏完整而全面的统计,我们改用历年各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数来替代;工资报酬环境（WAGE）,用职工月平均实际货币工资表示;职业保障环境（CARE）,用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在职职工参保人数/就业人员总数）表示;就业机会环境（EMPL）,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并对其进行方向上的变化,变化后的指标值越高,则就业机会环境越好;社会责任环境（RESP）,用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对于工作与休假环境、培训与再教育环境和社区和谐环境三个方面因数据的缺失而在此不予研究。类似于Rico对健康劳动力指数的生成办法[11],本文劳工环境指数的生成办法为:首先分别对上述指标在每个时点对省份进行排序,然后将同组内的指标排序值按相同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分类指标在特定时点的序数值,再对分类指标的排序值按相同权重加权平均得到特定时点的序数型劳工环境指数。

2.解释变量:产业结构（STR）,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社会劳动生产率（SPL）,用人均省（市）生产总值表示;城市化进程（URB）,用各省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78～2007年全国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分析是对部分样本的分析,仅以1998～2007年有关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工资报酬环境、职业保障环境和就业机会环境等6个变量的数据为基础。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我们进一步对东部、中部、西部作了对比与分析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借此更深入分析工业化的演进对劳工环境的影响。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部分省份统计公报上的数据。因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有关指标数据不全,本文在选择观测样本时没有包括它们。对于个别指标所缺失的数值,运用均值法进行必要的修补;国内生产总值、月平均工资均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为可比价。为消除异方差及获得工业化进程对劳工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值。本文的回归方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全样本的时间序列模型,另一类是基于1998～2007年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

（2）式和（3）式中,αi、βi为各变量系数,μi为残差项,WEi代表劳工环境各分类指标。

三、经验研究结果的报告和分析

（一）工业化演进对劳工环境各个分指标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 645亿元增加到259 25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到124 799亿元,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与生产总值之比达到8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81元增加到4 189元,增长了1 098.6倍,社会劳动生产率逐步得到提升。城市化进程稳步向前发展,由18%增加到45%。在这期间,中国劳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图1可以看出,除了安全工作环境有轻微向下发展的趋势,其它环境均在稳定发展中略有上升,其中,社会责任环境的改善自2000年之后表现尤为突出。

工业化进程对劳工环境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1,报告结果均为有效消除异方差与共线性之后的系数。回归结果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进程均对劳工环境的某些分指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进程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依次对安全工作环境、职业保障环境、社会责任环境表现出正的影响。同时,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进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依次对工资报酬环境和安全工作环境表现出正的影响。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安全工作环境却具有破坏性作用。当这种负的影响超过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它正的影响时,我们就会看到劳工安全工作环境整体向下变动的结果,这正是我国劳工安全工作环境在2000年之后的表现（见图1）。

图1 1978～2007年中国劳工环境的变化

表1 1978～2007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劳工环境的影响

（二）工业化演进对劳工环境整体的影响分析

在对Panel Data模型进行估计前,本文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的方法对模型设定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为: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均适合使用变截距模型。而本文使用的是全国31个省份的整体数据,因而模型确立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为纠正组间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对各模型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迭代回归。

1.总体估计结果报告与分析。从1998～2007年中国工业化与劳工环境各指标均值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可以看出,工业化进程各指标值均表现出由西至东递增的规律,即非农产业比率、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率均具有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尤其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与中、西部地区反差强烈;相应地,劳工环境各指标值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这说明,工业化进程与劳工环境变化在统计上表现出同步性与一致性。下面的研究将围绕工业化进程对劳工环境影响的作用路径与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表2 1998～2007年中国工业化与劳工环境各指标均值的描述性统计

工业化进程对劳工环境指数及分指标的回归结果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关分析结论:工业化对劳工环境的总体影响显著,R2值达到0.97。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劳工环境指数分别产生了弹性系数为1.18和0.03的正向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对劳工环境的负向作用不显著。因而,工业化进程在总体上对劳工环境具有改善作用,即随着工业化的演进,产业结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率稳步提升,劳工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

表3 1998～2007年中国工业化演进与劳工环境变化（全国样本）

2.区域估计结果报告与分析。在三个区域中,产业结构对劳工环境均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尤其对西部的影响最甚,达到3.15;对东部和中部的影响分别为1.78、1.51;劳动生产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工资报酬环境和职业保障环境的改善均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出中部﹥东部﹥西部的弹性影响特征,这说明中部地区劳工环境的改善需要借助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进程对劳工环境具有综合性影响,它对就业机会环境具有负向影响,对工资报酬环境、职业保障环境又具有正向影响,且在区域间表现出差异性,最终导致其对劳工环境指数的影响在中部与东西部之间呈现出非一致性,且显著性水平均在10%以上。

表4 中国工业化演进对劳工环境指数与就业机会环境的影响（区域样本）

表5 中国工业化演进对工资报酬环境与职业保障环境的影响（区域样本）

综合比较30年的全国样本、10年的总体与区域的面板数据样本,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工业化对劳工环境各个方面的作用并没有表现出稳定而一致的影响,这其中既有正向的推动力,也有反向的破环力。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市化的发展,劳工整体环境在不断的改善。具体作用的路径为:

（1）在全国样本和区域样本中（见表3和表5）,劳动生产率对劳工环境中的工资报酬环境和职业保障环境均产生了普遍的、一致的、正向的推动作用;除去对就业机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劳动生产率对劳工环境整体产生了0.034的弹性效应,即劳动生产率每提高 1%,劳工环境指数将提高0.034%;这说明劳动生产率对劳工整体环境的改善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也解释了东部地区高劳动生产率条件下普遍的高劳工环境指标值现象（见表2）。

（2）在区域样本中（见表4和表5）,产业结构对劳工环境指数及其分指标工资报酬环境产生了一致的正向影响;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对劳工环境指数具有更高的弹性影响,均达到1.0以上;这说明产业结构对劳工环境变化的效率和速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3）在所有样本中,城市化进程对劳工环境的各个方面表现出非一致的影响,既有促进作用,亦有破坏性效应,从而导致其对劳工环境指数及其分指标具有正负方向上的双重作用;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对劳工环境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影响。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通过研究1978～2007年中国工业化演进与劳工环境变化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劳工环境在不断改善。工业化进程通过产业结构的演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城市化的扩展这三条路径实现对劳工环境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工业化进程充分展示了劳动生产率对劳工环境的基础决定作用,从东部与中西部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直接导致的明显差距。中西部地区要想实现劳工环境的快速改善,最基本的还是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对劳工环境的变化具有更大的弹性作用,需要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改善劳工环境。西部地区劳工环境的变化对产业结构更为敏感,可以利用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其产业结构进行提升与优化,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劳工环境的改善。

城市化进程对劳工环境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区域样本,城市化对劳工环境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并且其对劳工环境指数的分指标也显示出非一致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但依然伴有一定的滞后性②。同时,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阶段的适应性也影响其对劳工环境的改善效果。我国在工业化初期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的城市化模式在客观上减弱了城市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城市化推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直接影响了对劳工环境的全面改善,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难以彻底改变。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劳工环境的变化也给我们如下启示:劳工环境的改善应与产业结构的提升保持一致,不能脱离产业结构水平人为地提高或降低劳工标准。在东部地区以快速的步伐推动产业结构向前发展时,这也更好地促进了劳工环境的改善。但当这种内在的演进规律被外界力量强制干涉时,经济社会表现出一种不适应。随着新《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的实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亏损、倒闭或外迁潮。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的数据,截至2009年5月,东部地区的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分别拥有纺织企业8 465家、7 990家、2 877家,3省总和占到全国纺织企业总数的61.5%;而各省的亏损企业分别占到26%、20%、28%,直接导致从业人员依次减少2.8%、2.5%、1.8%,这是自2008年5月以来一直持续的状况③。这说明低附加值扩张方式对经济发展表现出制约效应,东部地区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当产业升级未果而劳工环境改善要求先行时,其对经济社会的破坏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劳工环境持续、全面改善的支持力量就不可能强大而持久。

另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中国的劳工环境随工业化演进在不断得到改善,劳工环境的变化受到了工业化进程的直接影响。这是经济社会内部力量相互作用、自然演进的过程,外部力量对劳工环境实施影响需要遵循这种规律,才能更好的推进其向前发展。改善中国劳工环境的可行途径是,增加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改善,从而形成对劳工环境的基础决定力与直接引导力。

注释：

①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及经济发展区域特征,本文的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②关于城市化滞后工业化,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但大多表明存在一定的滞后,只是程度不同。可参见李京文,吉昱华.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J].城市发展研究,2003,（3）:1—10.

③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纺织行业月报,h ttp://202.114.238.86:90/index/index/transform.asp?default=3&threeblockcode=080311&blockcode=DBhyyb17&cedb=1,各比值由作者计算得到的。

[1]Maignan,B.Hillebrand,D.McA lister.Managing Socially Respondible Buying:H ow to Integrate Non-econom ic C riteria into the Purchasing Proces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2,（6）:641—649.

[2]Miles,M.P.,L.S.Munilla,T.McClurg.The Impact of ISO 14000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andards o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J].Journal of Quality Management,1999,4（1）: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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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荣.劳工标准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基于国别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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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J.Flanagan.Labo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Z].G 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Stanford Universit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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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ndrés Aguayo-Rico.Empirical Evidenceof the Impactof Health on Econom ic Grow th[J].Issues in Political Economy,2005,（14）:3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