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及中国的对策选择

刘明亮 赵海斌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

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及中国的对策选择

刘明亮 赵海斌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

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的主要合作议程之一，也是APEC有别于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重要特点。APEC提出经济技术合作是平衡不同成员立场的需要，集中反映了APEC发展中成员通过参与APEC合作缩小与发达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要求。经过20年的发展，APEC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回顾了中国参与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历程，并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参与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对策选择。

APEC经济技术合作涵盖广泛的合作领域。1995年，APEC《大阪行动议程》提出了经济技术合作的13个具体领域，以及各领域的优先顺序。1996年 11月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APEC在各成员选择的优先领域基础上，确立了经济技术合作的6个优先领域。2003年，APEC在原有的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领域基础上又新增了“融入全球经济、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和处理社会领域全球化问题”4个优先领域（见表1）。

表1 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1 0个优先合作领域

自APEC提出经济技术合作以来，各成员经济体已经开展了许多合作项目，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总数持续增加

1998-2009年，APEC共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750项，其中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项目共计587项。

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8-2000年合作项目年均超过 200个，2001-2006年有所下降，但也年均超过100个，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8年减少幅度比较大，均不足100个，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200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也没有超过100个。

（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广泛，重点突出

图1 APEC经济技术合作总项目数（1 9 9 8-2 0 0 9）

表2 APEC经济技术合作优先领域分类项目数（1 9 9 8-2 0 0 9年）（单位：个）

梳理APEC历届部长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文件中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可以看出APEC经济技术合作涉及广泛的合作领域，包括了13个领域（见表2），其中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方面的进展最为突出。

表2中的统计显示，1998-2009年，APEC共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750项，其中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项目共计587项，占项目总数的31.7%。可见，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APEC经济技术合作最重要也是进展最快的合作领域之一。

（三）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方式多样化

考察已经开展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可以发现项目方式呈现多样化，包括了研讨会/讨论会、人员培训、调查或分析和研究、数据库/网站以及其他等，其中以信息收集（包括：研讨会/讨论会、数据库/网站）和信息分享（包括调查或分析和研究）为主，培训类型合作相对薄弱。

表3中的数据显示，1998-2009年，APEC开展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中，属于信息分享类型的项目有809项，占总项目的46.2%；属于信息收集类型的项目有481项，占总项目的27.5%；在人员培训方面的项目有312项，占总项目的17.8%。

（四）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资金来源多样化，自筹经费完成的项目所占比例有限

已经开展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运作资金来源主要包括：APEC支持基金、TILF特别账户、经营账户以及自筹经费等。

表3 APEC经济技术合作行为分类项目数

表4 APEC经济技术合作资金来源分类项目数（2 0 0 4-2 0 0 9）单位：个

表4中的数据显示，2004-2009年，TILF特别账户资助的项目共有208项，占到项目总数的31.2%；经营账户资助的项目有 211项，占到项目总数的32.2%。

作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中国一直视APEC经济技术合作为自身参与APEC活动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中国是经济技术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以及身体力行者。中国一贯认为，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两个主要议程之一，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从实践来看，二者地位并不等同，往往是“重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轻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情形对APEC各发展中经济体很不利，最终也会影响APEC的整体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强调应加大对经济技术合作的投入力度以保持两者的平衡发展。

中国承办以及参与的 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马尼拉宣言》所确定的6个优先合作领域（包括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持续发展、利用未来技术、加强经济基础设施、振兴中小企业以及发展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展了一些不在APEC经济技术合作优先领域内项目，用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制定《走向21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的倡议，该文件在1998年吉隆坡会议上通过。我国政府捐赠 1000万美元用于设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以资助APEC成员在此方面的合作。

2001年5月，中国与文莱共同在北京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会议形成的《北京倡议》确立了政府、教育学术界、工商界之间的三方伙伴关系。北京会议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为落实北京会议的共识，中国政府与一些知名信息通讯技术企业和教育机构共同开发了《北京倡议》后续项目，包括培训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普及网络知识，以及建立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论坛三方面的内容。此外，我国还提出出资200万美元在上海设立“亚太经合组织金融与发展项目”，旨在着重加强亚太经合组织在金融领域内的人才培养，提高各成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从 2002年开始，该项目每年举行有APEC成员国财政部门和央行高级官员参加的年度论坛，讨论金融领域相关热点问题。在 2003年曼谷会议上，中国提出科技创新倡议，目的在于就促进亚太地区科技创新制定指导原则。

在2004年APEC圣地亚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将在上海建立亚太财经与发展研究中心，为APEC大家庭成员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交流和能力建设提供一个平台。

2006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政府将捐资200万美元用于推动地区经济技术合作。

2008年，在利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表示中方愿考虑在 2010年承办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为各方在这一领域交流经验、推动合作提供平台。

四、中国应对经济技术合作新形势的对策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金融危机对亚太各经济体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同时也为APEC各成员间加强务实合作，缩小发展差距提供了契机。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参与APEC经济技术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借助APEC平台有效开展区域内的经济技术合作，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尽快摆脱危机影响，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有助于加强与其它成员在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应注意到APEC发达成员正在借助 APEC加紧推销其经济体制模式，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向APEC发展中成员转移压力，这些为我国参与APEC合作带来许多复杂因素。

（一）中国应继续坚持“两个轮子”平衡发展

尽管APEC强调应“平等重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但实际上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经济技术合作往往受到消极的偏见待遇，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从属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议程。影响APEC各成员经济体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对APEC合作内容存在不同看法。APEC发达成员极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以扩大自身商品在亚太地区的市场准入，而发展中成员则要求通过经济技术合作缩小发展差距。但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和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可以是相互促进的。中国一直坚持应平衡发展这两个轮子，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技术转移的责任，缩小APEC各成员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这样可以为开展贸易投资自由化提供便利条件。江泽民（1995）指出，“经济技术合作是缩小成员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手段，它还能促进潜在的市场现实化，反过来，这又将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二）在坚持和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争取投资国政府的支持

近年来，在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己开始成为新的投资方。这些新兴经济体对地区广大发展中成员而言，其资金相对充裕、技术相对先进。然而，这些经济体的私人企业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比较，其实力还是有限的，因此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尚需母国政府的支持。例如新加坡企业在投资中国苏州工业园区过程中，其母国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在园区投资过程中，首先由一批实力雄厚的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为主体，接纳新加坡和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私人企业集团参与。在管理形式上，在坚持和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中新两国政策建立协调机构，以保护工业园区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园区还以中新联合方式向世界招商。为满足园区投资商需求，园区接受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建议，成立了职业技术学院，超前培训员工的技术能力，并提供机会让学院的教师赴新加坡接受培训。从中新合作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可以在APEC经济技术合作中起到关键性的媒介作用。这种做法值得地区发展中成员在相互投资中借鉴。

（三）加强与APEC成员的金融合作

在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深化是一个关键问题。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指出，“如果没有金融深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会由于政府的金融抑制使金融和经济出现恶性循环，这些国家应该让金融市场自由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以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深化过程又不可避免地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拉美危机与东亚危机是很好的例证。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金融深化成为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不断完善自身金融体系和加强金融监管显然是解决上述矛盾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后危机背景下，我国应该加强与APEC其他成员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中与金融监管相关的能力建设。

[1]宫占奎，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研究——兼论APEC制度创新[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张彬、余振，APEC经济技术合作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盛斌、殷晓红，APEC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APEC Economic Committee,APEC Senior Officials’Report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1989-2009), APECSecretariat.

[5]APEC Economic Committee,Seventeenth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Statement,Busan,Republic of Korea,APEC Secretariat,15-16 November 2005.

10.3969/j.issn.1003-5559.2010.10.007

本文获得“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区域经济创新基地项目（08JJD79012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