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商贾历史小说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新质❋

■ 彭文忠

以商人为主人公、以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经商求利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商贾历史小说在当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90年代中后期繁荣起来，涌现了大量作品，如《胡雪岩》、《龙票》、《白银谷》、《大清徽商》、《大宅门》、《大染坊》和《乔家大院》等。在二十多年的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创作技法上对传统英雄传奇叙事模式的熟练把握和运用，成功创造了一个个广为读者青睐的商贾故事；而在传统模式之下，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深入挖掘；从而使得商贾小说无论浅层的表现形式还是深层的文化思考，都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传统底色”。不仅如此，商贾历史小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对传统模式亦进行了大胆的改写与时代性的融变，呈现出一定的现代新质，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价值和审美意义。

一、传统叙事模式的永恒魅力

商贾历史小说广为读者青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作者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熟练把握和运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叙事技巧以及对主题内涵的表现方面积极继承、借鉴了观众熟悉的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叙事模式，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底色。

在商贾历史小说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叙事的魅力，诸多作品以传奇体例讲人生故事，在曲折丰富、波澜起伏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个发迹变泰、顶天立地的商界英雄形象。如陈杰的《大染坊》以清朝末年到抗战爆发的历史时段为背景，讲述出身贫寒的陈寿亭凭借聪明天资和过人智慧纵横商海，从一个小小的通和染坊的当家的逐渐成长名震山东的印染界大亨的故事；成一的《白银谷》演绎以康笏南、丘泰基等为代表的西帮商人，满怀“贾何后于士”的自信崇商建业，将庚子事变前后风云际会中的票号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历史；朱秀海的《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在清朝后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凭借超出传统儒家伦理的强者气魄不断创造商业机会，实现汇通天下的金融梦想；此外，《胡雪岩》、《天下第一楼》、《大盛魁商号》《大清徽商》、《大宅门》和《大清商埠》等等，也都讲述了一个个来自底层社会的“乱世奇商”创造商业神话的历史传奇。

这类小说塑造商贾英雄形象时，多采用传统英雄传奇叙事常有的“天赋异禀”模式、“潜龙勿用”、“大器晚成”模式，商英雄们带着将来必然成功的天资和禀赋，其降生往往具有神秘色彩；叙述英雄的成长大都欲扬先抑，先来书写其幼年（或少年）时的顽劣、游荡、不专心商业等特点，后经人规训点拨，才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业，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其创业道路有重重的障碍，商贾小说的创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格外注意了“困境考验”、“冲突矛盾”的设定，几乎每部小说中都有这方面的安排，大到时代、社会、文化、皇权、政权，小到家庭、家族、情人、竞争对手，来自时代、文化、自我的多重冲突矛盾，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是极其复杂的。如《大宅门》中的白景琦、《瑞蚨祥与孟洛川》中的孟洛川，年少时虽然天资聪慧，但却性情乖张，遇到了名师的教化，才走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大染坊》中的陈寿亭自小失却父母，生活无靠，只有沿街乞讨苟延生命；正当饥肠辘辘昏死街头，得到恩人相救，由此便预示着大难不死日后定能大福大贵。后来果成大业。

商贾历史小说展现了传统英雄传奇模式的永恒魅力，创作者结合稗官野史（中国古代商人史多不入正史）进行创作，故事离奇跌宕，情节引人入胜，人物个性十足——这些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构成要素”使得这类作品几乎每部作品都从整体上呈现十足的韵味，对读者富有吸引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对物质、金钱、价值极其崇拜，对当下的生存状况、社会现状产生焦虑和不安的心态；商贾小说恰好为读者提供了适合的遐想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创作者呈现出极富时代性和传奇性的商人奋斗故事，在他们艰苦奋斗之后，成功地创造了商业价值、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可以满足读者对占有物质、成就价值的想象和猎奇心理，弥补了商业时代的大众读者对现实和自身的不满，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温情慰藉。

二、传统模式下的深层文化底蕴

不仅是浅层的表现形式，在深层的文化思考方面，当代商贾小说亦在不自觉地向中国传统靠拢。在传统叙事模式之下，我们不难看出创作者在文本中赋予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小说描绘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商人群体跌宕起伏的命运，商人风采、商场风云异彩纷呈，由此展示了商人身上的美、善、德、信、义、廉等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商业文化、道德和伦理。而这些传统文化精神之焦点是以诚取信，以义泽利。

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和人治，不重法制，中国历代法律中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商法”。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诚实品格和相互信任成为正常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诚信”是中国商人营商的“黄金法则”，而儒家伦理文化中“以义取利”准则更成为商人崇尚的行为规范。

当代商贾历史小说中，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写尽了各类故事，刻画了一群“为富且仁”的商人形象，共同表现了诚信和“义利”主题。如《白银谷》中的天成元票号，虽然历经劫难，但“诚信”的大旗一直高擎，虽其中不乏机谋、胆量和智慧，但小说最终聚焦一个“信”字，天成元票号也正是赖此屡过难关，而以天成元为代表的西帮票号也正是赖此履行了代清庭行使央行之职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对长嫂的深厚情谊，对胡麻油掺假事件的检讨，对不诚实相与的巧妙惩罚，对卖官鬻爵的憎恨乃至惹来牢狱之灾，以及老年时候散钱于天下；《大宅门》中白景琦对母亲的尊敬屈从，对儿子假药事件的处理，对阿胶对手恶意竞争的沉重打击；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商人对待义利的态度。

商贾传奇叙事还常与“家国同构”模式结合：小说结构对个人命运的线型叙事，符合传统审美习惯；且借此折射时代、社会特征和民族变迁；作品把个人性的经营活动与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大义的抉择联系起来，强调经营活动的道德属性，强调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如《大宅门》中白景琦在国难当头时宁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经营百草厅，拒绝出任伪商会会长从而惹来牢狱之灾；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又冒死偷运药材；《大盛魁商号》中天义德羊把式布龙为挣多两倍的工钱而去替俄国人长途贩羊。布龙的举动不仅危及天义德在京津市场的销售信誉，关涉通化二十八家商号的荣辱，而且俄商多年在边地嚣张跋扈，掠夺华商利源，因而又关系国家声誉。这无疑已超出一般的商人义利之辨的视野。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联合元盛德大掌柜和作为昔日商场对手得天义德的二掌柜，亲自到草原去劝说布龙，他们隆重的朝廷官服和整肃的面容，在俄商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气度和尊严。大掌柜王廷相济同行之利，重民族之义，在俄商进逼，官府逼压，内乱纷起的情势下，审时度势，机智果断地演绎出一桩桩中国商号联合抗击俄国人、奋力自救，在几万里的贸易通道上所向披靡的壮举。在这一叙事模式的深层，意欲传达和颂扬的是商贾人物的家国情怀。

在当下社会，物欲泛滥，现代人生活中不免充斥着物质至上、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商贾小说作者们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传统的“信、义”之道，这种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诗性张扬，与世纪交替的文化反思潮流十分合拍；而且有助于启发我们倡导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义利观，建设现代商业伦理；这也正是当代商贾小说的文化特色和现实价值之所在。

显然，商贾历史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承继，不仅能保证了作品对大众读者的吸引力；而且这一模式深层传达出来的“信、义”之道、家国情怀，符合民族道德审美趣向和现实社会需要，保证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大众的喜闻乐见。

三、传统模式的改写与现代新质的凸显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社会的崛起，商贾历史传奇在延续与借鉴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对传统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写与时代性的融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商贾小说在叙事模式的新造与形象内涵的变迁等方面的突破尤为明显。它注重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表现的虽是历史生活，但传递出来的现代经济伦理观、对独立人格主体的尊重等思想观念和现实时代精神息息相通，从而赋予了作品超越时代的现实价值和审美意义。

1.商人形象内涵发生变化，由政治道德化的商界英雄转向重商逐利的现代经济人。在新世纪之前的商贾题材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塑造商贾英雄时明显的政治道德化色彩。家国同构模式即是一证。正因为传统伦理文化观念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对商界英雄的界定和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受到政治话语和伦理话语的控制，故而这类小说在表现商场战术方面少有上佳表现，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商人们在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的行为，以及作者在审视这些行为时背后蕴藏的价值体系。如《胡雪岩全传》极力表现胡雪岩身上的诚信、知人善任以及他的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胸怀，而非作为一个商人的商业经营才能。《大染坊》全篇在写陈寿亭对救命恩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工人的呵护，对妻子始终不渝的爱情，对被救“妹子”责任感，甚至还有对敌人和对手的宽容，无不体现“仁义”二字。另《大盛魁商号》中的王廷相、《大宅门》中的白景琦等皆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之义。小说避开商人对利益的本能追求不谈，却大力宣扬商人精神的高古，显然是以道德化的价值标准来论商人成败。与此同时，早期商贾历史小说对商业运作多作权谋化阐述。小说中写商海争斗，经济力量自然不可小觑，但政治权谋更具无上话语权威：影响商海胜负的，往往却是官场政治。如《胡雪岩全传》塑造的胡雪岩是个官商，小说重心不在写他如何以个人的商业能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而是他如何与政治人物结交，借助他们的权力为己谋利；小说中导致胡雪岩破产的根本原因是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而如何与政治权力联姻想办法讨好草原上的权力人物，以夺回生意，也正是《大盛魁商号》要强调的商业智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经商办企业成为时代主流，而伴随着商业社会的崛起而产生的金钱崇拜以及对消费的推崇心理，对传统伦理文化造成极大冲击，也给新世纪商贾历史小说带来了新型的经济观念和价值取向：崇商敬业的行为准则，开放进取的经营理念、正当逐利的价值追求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为全社会崇尚。为此，作者们立足于新商业精神“启蒙”，努力赋予主人公以现代经济伦理观念和价值追求，淋漓尽致地揭示主人公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本性：在《乔家大院》中，兄长的从商败举使乔致庸在坚守举业、爱情还是挽救家族大业的伦理困境中毅然选择走出乔家大院，开拓商路、追寻“汇通天下”的梦想，铸造了晋商的创业奇迹；《大瓷商》中卢维章与儿子卢豫海，前赴后继，凭借过人的经商才干，终于不辱家族使命，成就“瓷商”大业；而《大染坊》使人领略陈寿亭在“逐利”中“乞丐变大亨”的传奇风采；《白银谷》则让人看到“学而优则仕”晋中社会变为“学而优则商”——在崇儒传统之外还有个崇商传统。也正因为对商贾地位的尊重和对其重商逐利行为的认同，相应小说对经商策略和商战规则更为关注。

2.现代人格主体意识的凸显。这一点可以新世纪商贾叙事在对传统的“才子佳人”和“美人英雄”情节模式的突破为例。中国传统的传奇叙事塑造豪气冲天的英雄，多用柔情万种的美人来衬托。这一模式背后，不难发现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商贾小说在人物和情节设置上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影响：小说中常有一、两位甚至多位漂亮女性围绕在男主人公身边，她们或美丽贤惠、或聪明伶俐、或才貌俱备，是小说传奇叙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商贾英雄都得到了这些女性的倾慕和爱戴。如《胡雪岩全传》大肆渲染了胡雪岩与数位女性的关系，但这些女性之于胡雪岩只是附属品，他们之间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谈情说爱，女性即使要取得独立的存在地位也是不可能的；如同《大宅门》中白景琦除香秀外的其它妻妾，无一不是处于被动和受摆布地位，其生存的全部价值就是作为白景琦的依附。

新世纪以来的商贾历史小说中也围绕商人身边成功设置了一系列的女性角色，但作家对于女性的态度与立场却大有分别。对女性抗争的不惜笔墨的描绘成为新世纪以来商贾历史小说试图突破传统文化束缚、构建现代独立人格主体的重要诉求点。《大宅门》中出了一个敢于维护自己权益的香秀；《白银谷》则叙写了杜筠青和姚夫人的“不守妇道”。作为康府地位高高在上的老夫人，在康府牢笼般生活的长期压抑下，深受西洋现代文化影响的杜筠青与男仆三喜私通，这不仅仅是对视女性为玩物的康笏南的反抗，同时是对传统伦理的疯狂报复，书写的是现代女性维护自身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现代故事。作为一名普通的留守商人妇的姚夫人，走的则是一条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道路：最初与家仆云生的私通只为生一个儿子，以获取晚年的依靠，这种想法还局限于“三纲五常”；而后来她与仆人雨田长期暗中同居，则纯粹是对年轻男性的向往，出于个体生命的欲望需求。从这两位女性从身体到思想对封建制度强力反叛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新世纪商贾历史小说从现代意义上对女性独立人格主体意识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