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王宝顺 刘京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公共支出,尤其是公共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1][2][3][4]。其中Devarajan、Swaroop和Zou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该研究认为,如果公共生产性支出的初始量已经相当大,则增加该类支出对经济增长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常性支出而非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统计上显著的促进作用[3]。对此研究,我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性公共支出是对持久性公共商品的支出,如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增加资本性公共支出有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但在公共支出的实践中资本性支出是否就比经常性支出更具生产性?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往往存在着诸多差异,Devarajan等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三,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公共支出结构,为何没能在稳态增长路径上将政府的财政政策内生化,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如何?

从已有的公共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脉络来看,A schauer较早地研究发现美国在约40年间(1949～1985年)对其主要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产能,从而带来经济增长[5]。Easterly和Rebelo也发现美国对交通运输和通信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积极影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