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交会的创办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战略调整

欧阳湘

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称“广交会”），不仅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中国外交和港澳台侨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有人说，20世纪中期“上帝在把中国大门关上的时候，却留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广交会”。周恩来则从另一角度解释：“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那么，为什么上帝会为新中国打开这样“一扇窗”呢？或者说，新中国为什么要“请大家进来看”呢？应该说，目前相关论著并不少，但存在种种不足②徐行、张松的《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熊亮华的《陈云与对外经济交流事业的开创》（《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揭示了新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战略的某一侧面；王红续的《新中国对港澳经济贸易的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2期）、《雷任民与内地对港澳贸易》（《史志研究》2001年第3期）等，也有独到见解。董志凯的《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在同类著作中可以说是少有的佳作。但较少提到广交会，对于广东、广州与港澳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紧密关系也着墨不多，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憾。吴学先的新著《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则从香港特别是华润公司的角度，揭示新中国通过香港发展对外贸易的某些片断，但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结合党的政策沿革和广州地情特点，分析广交会创办的历史背景，并从一个侧面观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的调整。

一

在两大国际阵营的对抗和冷战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迅速形成“一边倒”格局，主要贸易伙伴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等。不可否认，通过这种“一边倒”贸易，中国获得了经济恢复和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这对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有重要作用。但“一边倒”贸易在实践中遭遇了难以扩大和持续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一边倒”外贸格局的纠偏，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一）“一边倒”外贸格局陷入困局

在政治上，中国承受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中苏贸易也充斥种种不平等。例如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在1950年2月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中国就被迫作出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①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6—247页。。仅就贸易条件言，苏联也曾提出强人所难的条件。例如橡胶，本身是苏联无法生产而在冷战条件下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故要求中国提供。中国是迫于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个人的压力，才同意签订橡胶协定的。为满足苏联的需要，中国在南方种植橡胶，其中50％以上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供给苏联，不足部分从其他国家进口后转给苏联。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就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②参见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

在实践中，双方对于这种“一边倒”贸易都产生不满情绪。外贸部1953年关于中方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检讨，透露了这种尴尬。首先，每年向苏联提出的货单太大，企图“跃进”。在出口上把苏联当成仿佛是我滞销物资的“蓄水池”，在进口上企图把苏联当成仿佛是我重要物资的“供给部”。有些商品如苏方不需要或不能供应时，我方仍不相信，多次提出，反复诉苦，多方力争，企图强使苏方接受。其次，贯彻国际主义精神不够。我们从自己需要与困难考虑多，照顾对方需要与可能少，有意无意地企图占人家的便宜。例如，1953年对东欧各国家的进口消费下降，“签字后东欧各兄弟国家的反映，均嫌我减少得过多过快”。

这些都是从“自责”的口气说的，其提出显然缘于苏联等国的抱怨。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双方都不太满意（这里反映的还是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的情形）。合理的推论是：新中国的“一边倒”贸易格局陷入了难以持续发展的尴尬境地。该报告还特别指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由于他们国家较小，困难较多，我们和他们进行贸易时，应适当予以照顾；至于对朝鲜和越南的贸易，除贸易上必须予以充分照顾外，主要是如何搞好货物援助工作。③参见中共中央：《批准对外贸易部“关于对外贸易工作基本总结及今后工作指示”的指示》（1953年10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1-311。文件中“自责”的事例，在前引沈志华文中也可见到。显然，这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负担多于促进。而东欧国家将中国商品转口西欧国家，等于是在中国与西欧之间增加一个中间人，不符合市场法则。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缺乏互补性，数量也不能相互满足。

（二）对“一边倒”外贸格局的纠偏

应该说，中苏贸易中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的。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都是难以预料的④参见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从一定意义讲，苏联的对华经济援助是以中国抗美援朝的付出与牺牲为条件的。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苏联援助就消耗在朝鲜战场上了。可以设想，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更多问题将浮出水面并引发新的矛盾。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也在发生历史性转变。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一边倒”外交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一方面，国际局势由两大阵营严重对峙逐步演变为冷战共处；另一方面是国内形势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由以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尤其是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团结，动摇了“一边倒”的基础，使之难以为继。适应客观历史条件的这种新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逐步取代“一边倒”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①参见陈理：《试析建国初期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相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向也由“一边倒”向全方位转变。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对外贸易部长特派员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密切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协作，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进一步开展对亚非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争取更多国家实行和平中立政策”②李哲人：《对外贸易部关于全国对外贸易局长特派员会议的总结》（1956年1月2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5-2-12。。这样，苏联东欧国家、亚非国家和西方国家，几乎在同一层次上了。同年4月，毛泽东指出：“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取。”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页。这种主张，颇有政治与经济脱钩、超越民族情感之“面向未来”意味。这标志着中国外贸摆脱了“一边倒”的束缚。

但限于历史条件，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尚须采取特殊的渠道与形式，而广交会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平台。台湾学者柯汉东认为，中国1957年创办“广州交易会”的历史背景包括：（1） “中共与苏俄之贸易甚受苏俄剥削，在价格与汇率计算方面吃亏很大，故在主观上，中共不愿再扩大与苏俄之贸易；在客观上，由于过去向苏借款及历年贸易逆差为数庞大且急待清偿，亦无力继续自俄大量输入，中共乃思改变贸易方向”。（2）“中共已觉察对俄贸易依存度过大之害，而苏俄以国际分工之理论，企图控制中共经济，更使中共不满，故急欲建立多边之贸易关系，以减少对苏俄之依赖”。④参见柯汉东：《中共广州交易会之研究》，〔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5年硕士学位论文。这里可能不无挑拨中苏关系之偏见，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交会创办的历史背景。

二

在50年代中期，中国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亟需一个新的交易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封锁”和“禁运”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迅速升级。直至1957年，对中国实施的禁运和封锁比对苏联、东欧还要严厉得多。这次封锁、禁运气焰之嚣张，参与国家、地区之众，措施之全面，管制之严厉，时间之长久，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给中国造成巨大困难。一段时间内，中国甚至无法从西欧国家进口必要的药品，而西方国家对于药品的出口限制直接导致了大批中国病人的死亡。封锁、禁运直接阻碍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一些过去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工业器材发生缺货，一部分过去向英美出口的农副产品的销路也发生问题。⑤参见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48—54页。国际形势是如此的复杂而严峻，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布，而国内在经历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之后，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与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拓展非官方贸易渠道

中国要扩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必须在政府间的官方贸易之外，开辟半官方乃至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渠道。因为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总共只有25个。而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就能稳定发展政府间贸易。例如，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在1950年即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芬兰还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但这些国家后来多数追随美国的“禁运”、“封锁”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而且双方贸易额也相当有限）。更复杂的是，半官方贸易渠道也经常受阻。在此，中日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中国共产党是一贯主张发展中日贸易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日贸易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执行美国的“禁运”政策，结果给日本厂商造成困难，中国政府有意从日本入手打开“禁运”缺口。1952年，中日签订半官方的第一次贸易协议。但协议签定后的几项贸易合同遭日方毁约，总计第一次贸易协议仅执行了5％；1953年签订的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相关合同也只执行了38.8％。①参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168页。1957年初岸信介内阁执政后，公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虽然签署，但未执行。中日间贸易随之中断②参见欧阳湘、李光和：《从广交会看中国一九五八年停止对日贸易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采取限制从中国进口的政策，某些国家公开禁止输入中国商品。“这对我们推销土特产特别是轻工业品有或多或少的困难”③中南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华南第一次外贸工作会议总结》（1954年8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25。。即便是港英政府，也通过扶持本地农副业和引进外国货，企图摆脱对中国内地副食品供应的依赖。

（二）恢复和重建海外业务联系

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是一项尖锐复杂的斗争，不可能沿用自由的资本主义贸易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化，新兴的国营进出口企业面临建立海外业务联系的新课题。据估计，1950年地方工商税收入来源于进出口业者，天津、青岛各占1/3，广州高至1/2。各口岸进出口商一般都是当地私商，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批发业务。“广州商人对港澳和海外华侨往来较多、灵活机动”④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第59—61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私商的海外业务关系断裂。同样，外国洋行与海外的贸易关系也不再起作用。但取而代之的国营外贸企业对海外市场还缺乏经常性了解，与海外从事对华贸易的进出口商还没有建立起固定而互信的业务联系。例如对香港的出口供应，国营公司在承接下来这些业务后，并不是直接销售给香港的商人，而是委托驻港机构——五丰行代销，导致五丰行营业额剧增。结果，产生一连串货到无人负责、无人管理，被私商压价骗价等混乱现象，以致江西的残牛被香港卫生当局焚烧700余头。⑤参见《关于1954年下半年副食品对港澳出口及供应广州工作的安排》，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25-1-43。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助于新兴的国营外贸公司与港澳商人及国外商人建立业务关系。

此外，举办商品交易或展销会，还可弥补经济计划之不足。由于市场和产销情况的变化，新商品和代用品的出现，年初制订的计划难免出现不符合客观情况的情形。当时尚存的小商品生产具有分散性与盲目性特点，而交易会可在互利原则下自由交易、互通有无，调剂彼此的需要。⑥参见《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总结》（1956年6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96-1-57。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带来国际市场上的新信息，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对此，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时说：“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这恐怕是好办法，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你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⑦《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5页。

三

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中国发展对资本主义贸易是有局限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实践“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工作方针，大力发展对港澳及通过港澳转口东南亚贸易。于是，毗邻港澳、连接东南亚且华侨众多的广州，在中国对资本主义贸易中的地位突显。

（一）扩大对港澳出口及转口东南亚

中国在反封锁、反禁运中，选择了靠输出原料来维持自身经济的东南亚国家作为突破口。英联邦小国锡兰（今斯里兰卡），是其中的典型范例。与内地经贸关系密切的港澳地区，则成为中国反封锁、反禁运的前沿阵地。为巩固和利用既得斗争成果，新中国确定了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方针。1954年10月，对外贸易部召开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向香港、澳门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并呈经国务院转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执行。该“方案”提出1955年对港澳出口计划为15520万美元（不包括出口工业品1260万美元），约占其市场容量的60.68％。这样，向港澳出口总金额，占到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金额的40.3％，加上与东南亚国家政府间谈判出口及直接出口，将占到我国全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59.7％。①参见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年1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1-340-208。

应该说，新中国把港澳当作反封锁的前沿阵地进而扩大对港澳及东南亚贸易，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港澳工作方针的实践。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令人惊讶”地驻扎于与香港边界毗邻的深圳河畔。正是考虑到港澳对大陆的经济贸易价值，党中央和毛泽东才决定暂不收回港澳。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对来访的苏联特使米高扬说：“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②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新中国成立之后，“暂时不动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长期指导方针。毛泽东多次强调“暂时不动香港”，外事活动中避谈收回香港问题。1956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香港问题时说：“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1957年4月，周恩来对上海工商界人士说：“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4页。

（二）中国对资本主义贸易中心南移

贯彻落实党的港澳工作方针，陈云领导的中财委确定从港澳入手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进而利用港澳通道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策略。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说：“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④《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1951年5月28日，中财委指示：“外贸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华南”。中财委1952年8月2日的指示说：“目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多集中港澳，港澳成为今后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大港。”⑤中财委：《今后对港澳贸易提出几点意见》（1952年8月2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ZN17-2-899（中南局档案）。

解放前夕，中共香港分局（华南分局前身）与香港贸易界的广泛接触，彼此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为后来新中国贯彻利用香港发展对外贸易打下了基础。中国驻港澳机构，一直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和管理。在反封锁、反禁运期间，华南口岸是全国对外贸易唯一的通道。至于扩大对港澳及转口东南亚贸易，本身就是广东的建议。外贸部的方案就是在华南对外贸易分局《关于加强对港澳出口之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工作报告》基础上制定的，并决定德信行、五丰行和华润公司都受广东省外贸局及有关总公司的双重领导；要求“华南对外贸易分局，应特别加强对本口岸货源及公私营企业的组织工作和对我驻港、澳机构的领导、督促与检查，并与全国各口岸经常取得密切联系”。广州口岸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下列任务分配表中。

1955年中国向港、澳及东南亚各国出口计划口岸任务表（金额：千美元）

华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同东南亚地区建立贸易关系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大部分都集中在广州。对此，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兼广东省外贸局长严亦峻认为，不论从地理上、历史上、经济条件上来说，华南对港澳和东南亚的贸易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途①参见严亦峻：《华南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贸易的展望》，《广州日报》1956年11月10日。。广州尤其具有独特优势。（1）国外指定要广州产品，如华南牌缝纫机、五羊、航空牌电池，金笔、钢笔、白报纸、牙膏等；（2）对香港的航程短、运费低，而且支出的是人民币，可节省外汇支出；（3）私商国外关系特别是东南亚的贸易关系较密切，有些私商的国外联号，利用国内私商负责验货托运等手续向国内进货较为放心；（4）由于广州接近香港，某些赶远洋船期的临时订货，可以两三天内办妥出口手续——有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55年初，广州一私商接到国外来盘要电风扇。中方转而将这名客商介绍给上海的厂商。结果外商表示在上海没有熟人，最终转向别国订货了。②参见广东省外贸局：《1955年华南物资大会对外贸易工作总结》（1955年7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39。

对于穗港间的这种业缘关系，外贸部门有深切认识。（1）“华南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可算是对香港贸易，不能称为真正的国际贸易，只是国际贸易名义下的埠际贸易而已”。（2）港澳是华南商品市场。由于华南农村输出零星土产，与港澳贸易频繁，华南土产都以外销港澳为主要对象，“除了向港澳找出路外没有其他路线可走”。（3）华南出进口厂商依赖香港依赖出口商，仅少数资本比较雄厚也与美国英国等有直接关系。③国务院（五办）：《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扩大向港、澳出口（包括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工作方案”》（1954年12月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1-340；另见《华南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1953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18。于是，广州在中国对资本主义贸易中的地位突显，最终成为中国出口商品会交易的举办城市。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曾说：“为什么交易会在广州举行？因穗地邻港澳，对港澳客商和外商来华有许多方便之处；再，台湾待解放，外商去上海、天津较为困难。”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各交易团代表团会议纪要（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11。

四

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有实践基础的。广交会的官方材料说：在1955年以前，“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与交易会，是与华南或广东地区的物资交流会一并举行”⑤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经验谈》（1958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23。。

（一）广州出口商展会的探索和积累

物资交流大会或展览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盛行的商业活动。1951年10月举行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会，是继华东、中南之后全国第三个大规模的展览交流会。1952年11月，广东省和广州市（当时广州为直辖市）联合举办“华南（粤穗）物资交流大会”。中央财委曾给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财委（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财委“组织公私贸易代表团届时前往参加交易”⑥中央财委：《请各大区组织贸易团参加华南物资大会》（1952年10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1-292。。1955年5月举行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有广西及北京、上海等等25省级代表团参加。1956年5月举行的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也有北京等省市代表团参加。与内地省区不同的是，广州的物资交流会涉及港澳并具有外贸性质。广州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他们惯用内地生产的日用百货、食品、土产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适应这种需要，广州的物资交流会都设有出口部。港澳商人采购这些商品回去销售，并转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侨的侨居地。

更重要的是，广州还举办过专业的出口商品展览会。最早的是1951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其目的是积极改良产品，特别是推进商品标准建设，以适应外销要求。后来广州又举办出口物资交流会。例如1954年6月至7月举办的广州第二次出口物资小型交流会，由于广大私商的积极与会，外销耳目更为灵敏，许多冷背货或已中断出口的品种，被重新提出来或重新组织出口，没有出过国门的广州产毛巾已有人愿为其试验，对广州工业品出口起了“开路”作用。①《广州第二次出口物资小型交流会工作总结》（第一次稿），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24。1955年10月至12月举行的“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客商采购之热烈超出想象。交流会增强了港澳商人的信心，解决了不少大商品的包销和代理问题；不少过去很难打开市场或主观上认为推销困难的商品，也通过交流会打开了局面；还为新商品找到了销路，扩展了新地区、建立了新关系。②《出口物资交流会初步工作总结》（1956年1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5。

（二）从出口商品展览会到交易会

广州此类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受到业界的肯定和全国的关注。从中南外贸局调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注意到，这些规模不等的物资出口交流会或展览会，均创造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外汇。于是，他决定“办个大的”。他把这个想法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作了汇报。对此，陶铸表示完成赞成。1956年6月，严亦峻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正式呈报《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请示。建议在当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接获严亦峻的请示后，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专程来到广州进行调研。他发现这里有优越涉外条件，赞同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他回京后，外贸部很快就决定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部长叶季壮，副部长李哲人、雷任民、孔原都对报告作了批示。外贸部认为，举办一个全国性商品展览交流会，邀请港澳及东南亚、西亚各国商人参加，对开展东南亚贸易有很大帮助。同意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并在广州成立永久性陈列馆。8月15日，叶季壮在与广东省委商议后，向李先念副总理呈报《关于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请示》。9月6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发通知给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共同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协助、大力支援。

随后，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外，包括副省长魏今非，广州市副市长黄长水、孙乐宜、余美庆，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以及严亦峻（兼秘书长）。1956年11月10日，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开幕。此次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从组织形式、客户邀请接待、展览宣传以及会期选择等方面为交易会的举办提供了经验。举办单位在进行工作总结时，建议每年在广州举办两三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③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交易工作总结》（1957年1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10。

1957年3月，外贸部正式决定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交易的经验，通过交易会当面看货、当面商谈的方式，对推销小商品很有帮助。因此，同意4月份在广州举办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流会名称，可用“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易团组织仍由各总公司组成，内地各省区市外贸局、特派员组织出口公司和供货单位参加交易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意四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1957年3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09。。1957年4月，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功举办。外贸部认为：“这种对资贸易方式，对扩大对资出口贸易，推销新、小商品，帮助出口计划完成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决定在同年秋举办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九五七年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方案》（1957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9。由此，形成一年春秋两届交易会，并延续至今。

五

广交会对于新中国的作用不限于出口创汇，还通过展出我国工农业新产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对此，中央有“两个场所”的论断：广交会既是一个定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场所，又是我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

当时，中国亟需一个能够沟通中外的窗口和桥梁，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请进来”，向他们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其必要性源于下列两方面原因。以外部而论，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千方百计想搞垮中国。自大陆战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叫嚣要反攻大陆，也在港澳和海外华侨中，与新中国全面开展争取民心的斗争。港澳地区进出口商的政治情况也很复杂：有靠近祖国的商行；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洋行；有对南洋的办庄，以及行庄、拦商等，还有国民党以掩蔽为目的的特务商行。例如1954年，在香港代表台方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尹致中（伪“国大”代表）自台湾回港后即声言：“台湾决不惜一切力量争取香港及海外华侨”，当年中华厂商会的选举就暴露了台湾的阴谋活动。据我驻港华润公司估计，“年底前后另一大社团中华总商会的改选，将亦有一番激烈斗争，因台湾分子亦在蠢蠢欲动”。除了“领导权”问题外，英、美、蒋的一致亦较前投契。③《香港华润公司副经理何平同志在华南第一次外贸会议关于港、澳与东南亚市场情况的报告》 （1954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ZN56-2-83（中南局档案）。

海外势力反华的手段甚多，主要是极力诋毁中国取得的任何成绩。采取编造“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手段，误导视听。对中国确实发生的坏消息，连篇累牍地张贴，还添油加醋、牵强附会地发掘所谓“内幕”、“真相”，大肆散播假消息，企图离间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情感，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这些反华谣言中有不少是关于经贸方面的，恶意中伤和歪曲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例如1958年，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官在国际关税协会会议上指控：“中国倾销纺织品严重影响印度、及日本的传统出口市场，因此印度的第二个五年度更难完成，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将受阻碍。”日本访美贸易代表团发言人在纽约记者招待会声称，日本已认识到中国的“侵略性输出”至东南亚国家所造成的危险，棉纺织品是最主要问题，削价竞销已影响日本若干工业。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倾销政策有损亚洲经济》（1958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19。还有的谣言，歪曲中国政府的“内销服从外销”政策。这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形象，有些外商怀疑与我国进行贸易的长期性问题。有人别有用心地说，“中国市场虽大可惜没有支付能力”⑤叶季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2日，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编《对外贸易论文选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16—19页。。

当然，国内的工作也确有失误。以广东为例，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伤害华侨权益的严重偏差。一是错划归侨侨眷的阶级成分；二是追华侨地主余粮侵犯侨汇，追到了海外；三是侵占侨房，牵动面达到80％到90％。对此，中侨委认为这些偏差现象引起国内侨眷和国外华侨若干不安和动摇，如不及时纠正，对国外华侨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将有严重影响。据称，有不少侨眷为了避免因侨汇而被提升阶级成分，怕斗争，怕征，怕借，因而纷纷写信给国外华侨不要寄钱回来，或少寄，甚至将原款退回，这既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影响侨眷的生活。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有我们工作的失误，更多的恐怕是误会和阶级立场问题。例如“总路线”宣布后，香港华商大多数怀疑焦虑，部分悲观失望。有的说“总路线”是“共完田（土改）后又共产”，甚至扬言：“横竖生产作不到，只能寄望于台湾”。关于转业问题，港商“有正常看法的并不多”。南北行中的买卖手许俊英说：“商业先死，转做工业，工业将来也是死，故转业是死，先死迟死都是死，横竖都没有前途”。关于公进私出问题，有南北行商将“公进私出”误解为“有利可图的归国营，没有利润的给私商”。①《香港华润公司经理何平同志在华南第一次外贸会议关于港澳与东南亚市场情况的报告》，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ZN56-2-83。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己纠正错误的党。在国内工作中的偏差基本上都得到及时的纠正，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国内工作的失误，被海外反华势力当做诬蔑新中国的素材。显然，善后工作尚须借助于强有力的正面宣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只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空中通道及铁路通道；一条是从香港、澳门进来。很多与新中国尚无邦交的外国友好人士纷纷由港澳进到广州。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后，突破对华禁运的英国48家集团来中国访问，先头人物就是从澳门进来经广州一路北上的。由于广州邻近港澳、华侨众多，是中国对资本主义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交通孔道，平常及节日前后外宾、华侨经过广州前往各地的为数不少。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或交易会，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关心新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请进来”，可粉碎海外反华势力的造谣和诬蔑。

在此，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展会已探索成功经验。例如1955年广州出口物资交流会，主要是出口商品的展出，配合着口头和文字、图表的宣传。为扩大宣传效果，交流会对港澳工商、文教界，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华侨等有组织的观众分别举行报告会。两个多月的展出期间，回穗参观的有港澳工商各界的代表人物，有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进出口商，有港澳老技工，有进步的工会领袖人物，也有反动工会的理事。同时，通过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报》、《经济导报》等大众传媒，向港澳及海外各地广为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也获得了多方面的实践经验。②《出口物资交流会初步工作总结》（1956年1月1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302-1-5。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也充分显示了大型展览会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广州的苏联展览会，参观展览会的观众达238万多人次，给广东省和广州市民和各地参观者以极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澳门同胞也有87000多人赶来参观。③《广州苏联展览馆昨日胜利闭幕》，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6日。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交易会）充当了对外宣传场所和友谊桥梁的角色。首先是对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吸引华商侨商回国投资创业。采取团结、斗争、分化、争取相结合的方针，灵活的斗争策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同时，开辟人民外交渠道，有效开展建立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交易会通过展出中国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以及不对外成交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广交会也重视政治内容特别是外交、对外贸易政策的宣传。对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来宾，交易会力求用诚恳交换意见的方式，扩大他们和平、反帝、友好的积极一面；对西方国家外宾，则挖掘他们与我们之间不同程度的共同之点。在展馆陈列布置上，展馆及洽谈间周围，也力求营造和平贸易、友好往来的气氛。由此，中国重合同、守信誉的大国形象逐渐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一步被世界人民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