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话语与政治转型窗口*

胡永琦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社会生活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存在截然不同的话语（discourse）体系。Discourse的意思是叙述、眼睛、谈话和论述等,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翻译成“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秩序的表达,“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1]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给后现代的视角。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2]其中,福柯对人文学科进行解构后指出,所有的真实性都只是特定框架、结构、系统内的真实性,假使有某种理论声称已从散漫游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真实,那个“真实”必定是该理论所属的体系内部逻辑的产物。真理不是被发现从而被传播开来的,它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真实都只是话语的真实。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话语生产出来的。[3]功能主义则认为,社会话语的生产和社会现有结构形式密切相关。[4]

总体而言,社会话语与政治生活密切联系,从最初的语言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意义。其发展过程体现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5]曹锦清先生在他的《黄河边的中国》中提到“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话语：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飘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和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6]笔者在借用曹先生的社会话语划分层次的基础上,认为社会话语分成了官方话语,学术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三个部分。后文首先对三种话语类型各自的内涵和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再进一步分析这三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基于三者的视角解决政治转型困境的可能“窗口”。

二、三种话语的内涵与外延

官方话语按主体—对象划分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官—民话语,一个是官—官话语。

官—民话语主要通过宣传口径表现出来,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主义话语特色。

“主义”话语是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此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7]而这些话语往往通过包括了电视,纸媒,以及网络在内的传媒表现出来。在这个官-民话语的过程中,主义话语对正确性的强烈强调促使话语具有严谨和准确的特点,但相应地其本身也丧失了个性,和民间话语形成了鲜明的相离。

官—官话语从内容上划分还可以分为正式场合话语与非正式场合话语。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境非常具有独特性。正式场合下,官员恪守主义话语的行文特色和行为规范,以众多非人格化的公式话语勾勒出国家机器的轮廓,呈现出高度趋同的面具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刻板印象。这种话语以公文,讲话为媒介,将个性压缩在最小的空间里。而非正式场合却会呈现另外一幅场景：非人格化的行为规范无法束缚本性,职位之外官—官话语呈现出与正式场合下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酒席之上,出现各种“段子”,或者直接,或者隐秘,相比主义话语更加鲜活,而这些私下传递的各种信息作为官场生态中的重要风向标,可能关乎升迁,存续,对体制内的人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这样被分割的两个部分构成了官—官话语,使官方话语异常复杂。

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无迹可寻。官—民话语和官—官正式场合下的话语却具有深刻的共通性。固定套路和语言形式的话语没有丧失传递信息的功能。在嵌套进固定的结构模式之后,所说的内容可以明确有效的筛选出来。总体上有如下一个框架①：

即在肯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才开始问题的论述或者解决。但话语通常采用边界模糊的语言,有较大的解释空间。通常这种模糊感通过数据进行修正,同时条理化论述中会采用增强语气、语势的表达技巧,形成话语体系。从话语的解读上来看祛除常态化的形式话语才能获得有效信息。总之无论是官—民话语还是正式场合下官—官话语,都通过固定的范式和规范在合法性的权威背景下展开自己所孕育的内涵。

由于官话系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客观限制了其话语在生活中的应用。作为职位人,官员能保证官话系统非人格化的运用,但不能脱离生活的人无法将规范性和应然性的东西始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两者的冲突给官员的话语带来了一种割裂状态,而官—官话语非正式场合下集中体现了职位人压抑下自然人的属性和特点,既是正常的体现,也是压抑之后的反弹。符合人性,合情合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官方话语对官员本身构成了“绑架”。官方话语内涵的隐蔽性间接强调了程序性。对体制外而言,大量信息通过对体制内程序性和外在表现的变化来推论,将官方话语和实际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紧密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官方话语对形式上和结构上表达方式的依赖,从而官方话语成为与官员休戚相关的独特话语体系。

三元社会结构理论将社会分成了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个部分,各自的话语体系划分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学术话语②不同于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根植于校园之上,其生存环境相对于其他两者更为简单、松弛。从对象上看,学术话语一方面包含了常见的论文、报告等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包含了学术界学者的自由意见表达。

学术研究成果强调规范性,有固定的表达范式,这种形式限制下的话语常常结果归于理想性的表达,但其本身又充满对现实的关注。学术研究成果强调理论性和应然性,一方面对过去知识、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形成对当代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另一方面作为理论的重要载体,不断进行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研究成果是学术领域衡量水准的重要标准,作为知识传承的载体,学术话语还有另一部分非程序化的部分——学者的自由意见表达。依托通过长期训练形成的技术壁垒,运用应然性和理想性的分析占据话语的权威制高点。知识本身具备的天然权威性,通过话语技巧的转换再加上学者自身观点的推动带来“专家意见”。

这种权威性的意见经常被官方话语用做巩固自身观点的佐证,也被民间话语用做对抗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总体而言,无论是规范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学者的自由表达,在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对比上都存在一定的断裂。从现实角度来看,校园地位尴尬,独立性残缺。学术话语自然也无法保证独立性。以高等教育为例,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采用西方的模式。教材、话语以及相应规范设计都受到西方范式的影响。在这个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下培养出的人才,在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的真实认知中,存在巨大缺口。结果导致校园和社会的互动困境：校园无法提供社会所需求的人才,社会随之无法给予校园足够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恶化了校园人才培养的提供空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三元话语划分的角度来看,学术话语处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中间地带,作为两者的缓冲地带,学术话语融合了两者中的很多特点。学术话语一方面承担着官方话语的传递与世俗化解构作用,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对民间话语的提纯、解释和传递。承上启下作用中的学术话语,其本身也有独特的批判和反思,而且在专业壁垒下的批判与反思更具备中立地位。官方话语过于僵化,民间话语倾向于愤怒和情绪表达,而学术性话语作为建设性桥梁与纽带的存在有明显的协调整合作用。

民间话语是最具现实意义的话语体系。从空间上讲,广泛地存在于人们工作生活当中。时间跨度上也具备较大的深度,校园之外,民间话语主导着正常的话语体系。从有效性和真实性的角度来看,民间话语具有很多让人信服的成分。如之前曹先生所描述的酒席语言,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交流形式,酒桌是人们办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充分反映社会事实和社会情绪的话语更为鲜活。

对于个体而言,民间话语有充分的多样性,也是人们实践的重要准则,这种和世俗,功利关系更加紧密的文字和语言体系被束缚在人们口边和手里,被视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语言体系。然而民间话语时常通过最朴实有效的部分来表述个体生活必须的能力,技巧,以及心态等。作为与生计密切相关的部分,民间话语的百无禁忌和简单实用将官方话语所表现的虚浮成分轻易地祛除,也让学术话语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从主体—对象的角度来看,民间话语同样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民—民话语,民—官话语。

民—民话语顾名思义,主体和对象都是民众。彼此都在体制界限之外,没有过多的固定范式的约束,无需借助形式化的结构来完成对语言的包装,因此是纯真质朴的意见表达。然而在政治生活中,民—民话语往往带来“无责漫谈”的效果。无责任漫谈是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不以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诉说形式。漫谈具有无责和散漫的特质,同时还扮演反霸权话语的角色,部分呈现政治社会中民众的生活意义。[8]无责漫谈拥有三个维度：不承担责任,去中心化,不以共识为目的。责任的暂时隐匿导致强烈的真实性危机。去中心化体现了对一元价值观的否定,其特有的非理性破坏力巨大。同时,不以共识为目的无法形成有力的集体愿景,往往走向公共性的反面,形成“表现主义的无政府状态”。[9]总之,无责漫谈的民—民话语带来冷漠、被动等一系列消极的作用。

而民—官话语却在另一个维度上。民—官话语作为民间诉求和意见的表达,是民间寻求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但作为话语主体,对象的两方,两者并没有存在于一个平等的对话平台上。不对等性促使民—官表达倾向于附带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情绪化的表达往往带来极化的立场,这些立场最终通过简单的反对以“声音的暴动”展现出来,无论是单纯的反对或者“报复性”,“叛逆性”的反对都归入非理性行为窠臼。

本质上来看,民间话语的“反对”是一元结构下多元性生长的必然结果,其只是通过以反抗权威的形式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进一步来看,多元价值下社会话语对于政治转型困境的重大意义。

三、三种话语的互动关系

官方话语、民间话语与学术话语分割了社会话语体系,其各自的特点和地位决定了相应的模式和作用。但这三者并不是孤立地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展露威力,而是在三者相互影响,作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话语的政治生活参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了三个方面：官民话语的对立,官、民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以及学术话语的两翼极化。

官民话语的对立是最直观的景象,无论从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都是非常热门的话题。统治者和民众的天然属性决定了这种对立存在的客观性,官方话语是在政治合法性基础上自我论证式的言说。如前文所论述的,官方话语具备固定的范式和模式,嵌套进非人格化的行为标准,以僵化和刚硬的嘴脸呈现在民间话语面前。而庞大的体制和复杂的规则成为官方话语对于民间话语的有力遮蔽。在官—民的表达过程中,这种非人格化以自上而下流程进行,进一步加强了压迫感,和“居上”的优越感。

而民间话语的表达过程中,首先是民—官的表达途径不畅通,信息时代表达途径多元化有效地改善了信息反馈的机制和效率,但信息的不对称性始终无法排除,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过程中,制度化以及部分特殊的偶然性因素限制了民间话语获得与官方话语等量的信息——从事实层面上看,这是永远无法达成的——这种不对称的状态带来强烈的失衡感,民—官的表达容易被负面情绪所支配。情绪堆积逐渐增长,这些怨恨的积累最终通过愤怒进行表达。

从话语表达的实际角度而言,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自进行表达,很容易无法“说”到一起：官方话语运用理性、刚性的程序语言,民间话语诉诸激动、猛烈的情绪化表达,两者在各自的舞台上表述,永远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双方也理所当然地呈现出对立状态。

官—民话语呈现出激烈冲突、对立状态同时,各自向学术话语伸出了触手,产生了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争夺。

学术话语因其温和、冷静的特点以及专业壁垒的保护成为非极化意见的“庇护所”。随着社会的发展,官方话语越来越重视学术话语,一方面通过借用学术话语丰富官方话语的内涵,尤其是娴熟地将学术话语中的专业壁垒移植到官方话语中,利用学术话语专业性来佐证自己论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官方话语渠道的利用以及学术话语专业壁垒的结合,其论证下的观点具有浓重的排他色彩,这种排他正是官方话语试图达到的效果。

另一方面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进行渗透,通过精英化的观点形成有效的学术话语模型,成为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争鸣流派,在学术话语内部构造属于自己的“领域”,通过规范和程序化的流程寻求更多的支持者以及逐步扩大影响。

而民间话语对学术话语也有强大的争夺动力。一方面社会现实促使民间话语对官—学联合的表达模式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但对这部分的抵制并没有迫使民间话语在争夺学术话语的领域中退出,因为退出不足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在专业领域知识匮乏带来的谈判能力下降等问题。而民间话语以更积极的姿态吸收学术话语中的理性、温和成分,吸收专业壁垒下的本质知识,以此来改善与官方话语对立中被专业壁垒所屏蔽的话语劣势。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代表民间话语的表达模式以民粹式的模式类型占领学术话语领域内的“阵地”。在这个平台上作出争取意见表达,使自身声音更大的努力。

学术话语在官—民话语争夺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化——学术话语的极化。一端是精英联盟的形成,另一面端民粹化的产生。

官方话语的渗透和学术话语内部本身的多元取向很容易在广泛的层面上达成共识,一方面学术话语本身具备很强的包容性,对异质性的观点容易接受,同时,官方话语背后伴随着部分社会资源,这对于学术话语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共识容易达成并以学术话语专业化壁垒包裹下的官方话语表达模式展现出来,其取向和出发点更多的倾向于精英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官—学精英联盟的达成是社会话语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后果,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后果。

相应的,学术话语内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吸取民间话语的朴实、实用的成分,带来了学术话语的民粹化。同样是在这个容许多元价值存在的框架内,民粹化话语获得了表达的舞台,但在学术话语背景下的民间话语减少了许多非理性状态下的躁狂,以更理性和尊重规则的态度来寻求官—民共识的取得。不过由于学术话语本身的理性温和的特点,其内部没有完全分裂成单纯的两极,宽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并存,相互尊重的舞台给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提供了独特的“战场”。

总之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存在,三者的相互作用深刻地影响各自的内涵,其关系可以用简图表示：

我们知道稳态的达成不是通过简单的两极取舍得到。从上图三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三元结构中,学术话语起中立作用,是官—民话语冲突的缓冲地带和粘合剂。而在多元和谐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学术话语的中立作用,对于政治转型困境有着重大的意义——官—民话语冲突是政治转型困境重要体现,冲突的解决甚至可能成为困境解决的“窗口”。

四、“窗口”：话语合作与路径

官方话语、学术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中的任何一个处于支配地位都无法带来共识的达成,在三方共存的协调发展下才能推进社会治理,获得共识,促进公共话语③的发展。三者中任何单方处于支配地位时,都会带来极大的困境。

当官方话语居于主导地位时,其地位膨胀将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挤到角落。同时,官方话语与政治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轻易结合,通过形式化,结构化的固定范式语言表达,主义话语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地位带来了意识形态统治。在意识形态统治之下,社会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低的程度,多元价值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单极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一元话语体系下,属于与非属于成为两个相互排斥,绝对对立的状态,更进一步,如果这种与非互斥诉诸社会法权,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其特征是“强政府,弱社会”,[10]甚而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行使直接的控制权,剥夺了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空间。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单一性强化。同时表面上消除了明显的权力标志和权力不对称的行为,实际上只是装饰性,各种各样的权力持有者和“守门人”不过是以隐蔽的控制机制替代了明显的控制机制。[11]在这样的情境下,民间话语和学术话语的生存空间小,作用极小。民间话语没有与官方话语对抗的舞台和实力,从实际情况出发往往选择噤声。同样的,学术话语也没有相应的容纳空间,有限的选择迫使其要么受到官方话语的同化,要么与民间话语一样选择沉默。因此,官方话语的单独主导会带来活力的丧失,单方面的压倒对共识的达成作用有限。

而当民间话语处于主导地位时又是另一幅景象。民间话语活泼充满生气,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实际的功利的角度。同时由于民间话语主体的多元性,相应的带来话语价值的多元,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话语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自为自身的利益进行表述。民间话语居于主导地位时,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相对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相应有了如下的推理：官方话语的弱势随着带来官方权威和控制的虚弱,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可能出现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同样的学术话语被民间话语所淹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样一个社会“丛林法则”的盛行。而民间话语的活力与多元表述如同集体无意识下的情绪支配：“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12]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表达,以及无责漫谈的出现。在这样一个情境下缺乏共同遵行的准则和行为标准,带来全面的混乱状态。多元化背景下隐性的“无元化”态度带来了中心价值观的缺失。同时,长期压抑表达途径的传统被部分解放,随之出现“报复性”反弹,“反权力”的话语轻易取得话语权。批判之于建构,无论从思路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更容易,在异质性巨大的民间体系中,无理性的基础上接受逻辑简单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同时由于身份“屏蔽”的感知作用,更加深了这类行为。无论是反权力的社会话语,还是解构式的市井传言,还有去中心化的冷漠等,都构成了公共话语建构的阻碍,也深化了政治体制困境。民间话语主宰社会话语权时,片面强调权利而不顾及自身责任义务已成为通病,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也在这种分裂支离的状态下逐渐消失。

从理性的角度进行考虑,学术话语独占社会话语权的可能性比较小——学术话语有着温和、冷静的内核,理性却又“安静”的行为取向。作为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中间状态的存在不可能以独立偏激的观点存在。而学术话语以相对强势的态度出现时,官—民话语的对立和矛盾也轻易地被学术话语所调节,变相促进三者共同发展。

总之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三者任何之一都不可能通过单独获得支配地位带来政治生活公共话语的形成,只有在三者合作协调的基础上才能带来良性的社会治理。但对于当下的政治转型困境而言,扩大学术话语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学术话语作为纽带对真理的追求可以制衡政治的某种狂热,而温和冷静的理性表达可以约束官民两方的情绪躁动。在这个中间地带的调节过程中官—民话语双方更能够达成共识和和解,在协作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窗口”,在一个开放,务实的基础上将我国带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在面临深刻的政治体制转型困境的今天,有效利用学术话语的特点,拓宽学术话语的生存空间,在这个中间地带上找到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合适的平衡点,双方在有制约的前提下寻求和解,同时相互吸收改善合作努力争取共识的取得,这可能是另一扇“窗口”。

五、结语

学术话语可以作为政治体制转型困境的话语“窗口”,在协调意识形态和民间话语的基础上寻求平衡的基点,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获得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不可否认这将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但对进步的信念将指引着人们不断的探索、前进。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决定了探索的艰难,但适合自己的道路并不是借鉴而来,而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效路径,在走出荆棘之时才是民族完全复兴之日。

注释：

①以官方的文件行文模式为参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无法代表全部。

②本文的研究对象针对中国的话语体系状况,校园本身包含于公民社会之中,但学术话语体系仍然有单独的重大意义。

③公共话语特指有利于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话语模式。

[1]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2][4]姚君喜.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J].当代传播,2009,（6）.

[3]张宽.Discourse（话语）[J].读书,1995,（5）.

[5][8][9]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44.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8.

[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198.

[10]彭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阻力结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1,（2）.

[11]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89.

[1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