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话语与政治转型窗口*

胡永琦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社会生活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存在截然不同的话语（discourse）体系。Discourse的意思是叙述、眼睛、谈话和论述等,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翻译成“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秩序的表达,“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1]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给后现代的视角。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2]其中,福柯对人文学科进行解构后指出,所有的真实性都只是特定框架、结构、系统内的真实性,假使有某种理论声称已从散漫游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真实,那个“真实”必定是该理论所属的体系内部逻辑的产物。真理不是被发现从而被传播开来的,它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真实都只是话语的真实。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话语生产出来的。[3]功能主义则认为,社会话语的生产和社会现有结构形式密切相关。[4]

总体而言,社会话语与政治生活密切联系,从最初的语言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以及政治学意义。其发展过程体现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化。[5]曹锦清先生在他的《黄河边的中国》中提到“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话语：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