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文化与生态预算制度选择

郝韦霞

一、生态预算的制度安排及其文化背景

预算自13世纪在英国产生以来，因不断融合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分析方法，从单一的政府平衡财政收支的工具发展为具有综合计划功能、业绩评价功能、目标沟通功能和战略细化功能的一项通用的资源配置和科学管理的手段，成为国内外企业、政府、学校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工具。

20世纪90年代中期，ICLEI把预算原理引入自然资源的配置中，创建了由准备、执行和审计三个程序组成的生态预算管理机制。[1]准备阶段组建生态预算小组进行城市环境政策和生态承载力等方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制生态预算草案，提交当地议会审批。执行阶段按照批准的总预算草案，组织生态预算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监督生态预算执行，将不同的信息用于建立目标、计划、实施和沟通等环境管理活动中。执行阶段结束后对生态预算结果进行审计，并把审计报告与生态预算报表一并提交议会审批。最初10年，生态预算在ICLEI的推动下作为示范项目在欧洲范围成功试行了3次，即凯泽斯劳滕示范项目、德国示范项目和欧洲示范项目，并得到当地环境管理系统的认可，如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市(Bielefeld)、德累斯顿市(Dresden)将生态预算作为永久程序安排在现行的管理体系中。2006年之后，ICLEI开始向亚洲地区推广试用，印度的刚土尔(Guntur)、菲律宾的宝赫尔(Bohol)业已完成了生态预算的一个周期。

生态预算的产生作为一项制度选择脱离不了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文化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影响了制度变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