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之“善”*

杨 萍，徐玉梅

(潍坊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医疗费用高涨，医疗纠纷增多，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医患关系紧张有着多方面因素，如医疗科技进步、医疗方式改革以及社会转型的影响等，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医生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可否认，医务人员的道德意识对医患关系构建与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 医疗技术之“善”及其悖论

医学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善”。“善”是医疗技术的本性，医疗技术是为广大民众的健康服务的。医学目的应该是: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护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不幸，照顾和治愈有病的人，照料那些不能治愈的人;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1］但是在医疗技术的发展道路上，却出现了不正当的“技术冲动”和“利益冲动”，使医疗技术的发展背离了“善”的路径。

2.1 医疗行为的“技术冲动”

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与象征，它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结晶和工具，它具有工具理性。但是正如卢梭所指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人类在通过科学技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技术异化。人若以技术征服自然，必将导致人以技术征服自身。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利也在同步增长……被彻底启蒙了的人丧失了自我……［3］技术被单纯化为工具理性，它反过来却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压迫人性，使人为物役。

医学作为一门技术与科学，同样是人类追求理性与自由的结果，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关怀的结果。人类不断寻求着自我提升，从与自然界的外部抗争转向对自身生命的关注，从而不断追求着人类的自由。人类通过医疗技术不断与疾病相斗争，以彰显人类之“能做”。但是“能做”不等于“应做”，这种“技术冲动”在没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容易陷入盲目性，出现利用医疗技术危害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活动。诸如基因调控、基因加强、胚胎修理，以及克隆技术、再生和再造技术的发展，令人喜忧参半，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技术会将人类的生命引向何处。［4］这些医疗技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缺乏对人类生命健康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容易导致医疗技术的滥用。

2.2 医疗行为的“利益冲动”

医乃仁术，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以人的生命健康为宗旨，它是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工具与手段。但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中，医务人员的个体道德意识也遇到了冲击。市场经济大环境以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既有利于医务人员独立人格的形成，也容易诱发其利己主义的价值追求。当前，由于一些人过度追逐经济利益，致使违背医学宗旨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首先，它会导致许多中低收入者的医疗保健得不到保障。随着医疗保健服务的市场化，一些人很有可能因为没钱看不起病。其次，它会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较多的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广大农村资源相对落后甚至是短缺，一些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再次，它还会导致过度医疗行为的出现。当前，一些公立医院的逐利色彩过分浓厚，公益性淡化，有的医生将医术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滥用检查，滥开大处方，收红包，使救死扶伤、服务病人的医学理念变成了金钱至上的经济追求，出现了医务工作中区分生命贵贱、甚至将病人的生命与金钱直接挂钩的现象，使医患关系物化、技术化，这严重背离了医学的根本宗旨，极易激化社会矛盾。

3 医疗行为中的伦理思维转向

3.1 人文精神:医疗技术的伦理引领

医学虽是一门技术，但它更是一种人性的表达。虽然疾病主要是靠医疗技术而不是靠人文精神治好的，但是人文医学给医疗技术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精神，它不仅强调“是什么”这一实然特征，而且更强调“应当怎样”这一应然指向。因此，医疗活动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随着医学由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医疗技术的人文回归就显得尤为重要。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工作者之所以为医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理性知觉，它包括对医学工作者立身从业的现实规范。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是广大医学工作者以职业群体的文明之道普济天下众生的友善良行，是医学工作者在现代条件下从事医学技术事业的精神支柱，当然也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基石。［5］

医疗技术不能够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关键在于其价值合理性，必须通过价值目的性获得其合理性根据，因而又具有价值理性。也就是说，技术不只是“能做”，技术的“能做”只是提供一种客观前提与基础。克隆技术为我们的治疗、研究和生殖扩大了选择范围，但其中哪些是我们现在应该选择的，哪些是不应该选择的，科学技术本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伦理学才是解决“应该”(做什么)问题，而科学技术解决的是“可能”(做什么)问题。［6］医疗技术的应用应该坚持“能做”与“应做”的统一，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3.2 追寻德性:医务人员的道德自律

人是道德的主体，有进行道德选择的自由。医疗技术活动是由人控制的，反映着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医务人员的医德品质，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安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7］医疗行为中的“技术冲动”和“利益冲动”背离了医疗技术“善”的本性。作为医疗技术的使用者，医务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应当坚持人道主义原则，追寻德性，积极行“善”。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8］因此，医务人员必须注重自身的德性修养，遵守道德规范，形成健全的道德人格。

医务人员的德性素养最主要地表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医务人员才能够对患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积极诊治;也才能够真诚地去关心患者，与患者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增强医疗技术的感染力，增强治疗效果。

3.3 伦理共同体:医务人员的精神诉求

人类医学的对象是人，是患者，是具有人类一般心理特征和作为患者角色的特殊心理特征的人，这是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的根本区别，是医学人文关怀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9］当代医学领域应该树立医务共同体的理念。

当代医务伦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个体利益向人类共同利益的转向，个体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这既要求确立医患之间的伦理共同体，又要求在更高层次上确立人类伦理共同体。医患共同体是双方为共同诊治疾病，维护健康而结成的特定团体，他们在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中具有共同的目标。在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负有神圣的伦理责任，自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通过自己良好的医德、精湛的技术来履行自己的医学使命。患者得到康复或好转，医务人员通过救治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医务人员应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使自己的医疗行为服从于社会整体发展与进步。医生不能将医学技术优势当作牟取私利的手段，而应该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崇高的价值追求，尽最大可能以其技术优势，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这是对人类生命的关怀。进入“大科学”、“大医学”时代，医务人员应从医学伦理共同体出发，着眼于人类健康。医学担负着为人类生命与健康服务的神圣使命，而这种神圣使命就是通过医务人员“善”的医疗活动来实现的。

［1］陈晓阳.人文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81.

［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6.

［4］杜治政.守住医学的疆界［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151.

［5］刘典恩.论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J］.医学与哲学，2002，23(9):16.

［6］翟晓梅，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1.

［7］秦玉明.医学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79.

［8］阿尔贝尔·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9.

［9］韩小燕.从“患者心理”谈医院的医学人文关怀及其建设［J］.卫生软科学，2010，(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