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源动力——第二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体会

杨 放，常运立，杜 萍，张 晨

(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433)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第二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学教学团队正是以创新精神为指导，坚持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推进医学伦理学学科不断前行。

1 理论研究的推进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创新发展的基础

军事院校的实际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学既要讲授一般的医学伦理学理论，更要结合军事实践不断地开拓创新，建立适合军医道德实践的医学伦理学。正是基于实践的需求，由“军队医德学”到“军医伦理学”，再到“军事医学伦理学”，军队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在理论创新上走出了一条艰辛而富有成绩的发展之路。

1．1 军队医德学

军队医德学是立足于我军特色，以我军医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1］1995年，经总后勤部卫生部办公会研究，决定组织编写《军队医德学》一书，以适应军队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开展经常性、系统性的医德教育工作。时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陆增祺任该书主编，我部副主任邱世昌任副主编，带领科室同仁参与了编写工作。《军队医德学》是我军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早期理论成果和开创之作，由此，也将我们引向了军队医学伦理学研究之路。

1．2 军医伦理学

军医伦理学是以军医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6年，在全军第四次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上，时任全军医学伦理学主任委员郭照江教授提出编写《军医伦理学》一书。历时四年，2009年，《军医伦理学》一书正式出版。该书适应了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对于我军军医提出的时代要求。杨放参与了编撰工作并任副主编，在该著作中介绍了国外军医伦理学发展概况。［2］

1．3 军事医学伦理学

近年来，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如何适应不断分化与组合的学科发展需求，给予军事领域内所生成的医学伦理关系以合理的学科命名，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发现，无论是沿用“军队医德学”还是“军医伦理学”，在学科称谓上都稍失偏颇。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的分化通常以某一研究的领域而设定。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3］无论“军队医德学”还是“军医伦理学”都不是以科学领域而设定的专门学科。另一方面，学科的组合通常是在现有学科门类的基础上形成的，“军事学”、“医学”、“伦理学”都是在现有学科门类内对学科划分的科学称谓。基于此，我们认为用“军事医学伦理学”这一学术概念表述“对军事领域内所生成的医学伦理关系研究”较为合适。首先，它是以科学领域划分而设定的伦理研究，而不是以职业称谓而设定的伦理研究，正如“医学伦理学”而不称为“医生伦理学”，“护理伦理学”而不称为“护士伦理学”一样，“军事医学伦理学”也不能简单称其为“军医伦理学”;其次，它符合学科发展的日益规范化要求。西方学术将这种规范化称之谓“学科规训”，［4］这是因为“Discipline”本身即含有“纪律、规范准则、戒律或约束”之义，正如由“医德学”到“医学伦理学”是这一规范化的必然，由“军队医德学”到“军事医学伦理学”也应如此。

2005年，我们发表了《军事医学伦理学探析》一文，提出了“军事医学伦理学”这一学科概念。［5］近5年来，在发表的100多篇学术论文中，围绕“军事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研究论文有3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既有对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探讨了“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意义”［6］、概述了“国外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概况”、提出了“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准则”，［7］又有对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应用理论的研究，如研究了“军事医疗类选法”［8］、“军事医疗人道援助”［9］等现实问题;既有对战争行动中军事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如“战争境遇中军医的伦理抉择”、［10］“战争应激反应中伦理问题分析”，［11］又有对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事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如“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医伦理研究”;［12］既有对传统军事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如“对于军医价值取向的探讨”，［13］又有对军事医学伦理学视域下生命伦理问题的研究，如“军医生命伦理探析”。［14］近5年来，在我部申报的20余项科研课题中，有3项为军事医学伦理学科研课题。分别是:2007年以《反恐斗争中的医学伦理思考》为名称申报的上海市立项课题;基于对军事医学伦理学的长期研究，今年年初，以《军事医学伦理学研究》和《战斗应激反应伦理问题研究》为名称申报了两项“全军军事科研计划课题暨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立项课题。自2005年我部招收医学伦理学硕士研究生以来，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我们有意向军事医学伦理学学科研究方向牵引，有一半以上研究生选择与“军事医学伦理学”相关研究课题，有效地推进了军事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2 实践路径的拓展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创新发展的支撑

如果说理论创新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之“道”，那么实践创新则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之“器”，“道”“器”并重，才能推动学科不断前行。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医学伦理学教学实践的发展与变革中。长期以来，第二军医大学在医学伦理学教学实践中不断地适应现实需求、开拓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践路径，推动了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与前行。

2．1 理论传输与实践教学并重

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围绕看似方向不同、实则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形而上学承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15］形而上学承诺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学必须注重道德哲学相关理论的传输。在当今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中，有很多人对医学伦理学理论教学持轻视或怠慢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应摒弃的是传统的说教式的理论教学模式，而不是理论本身。近年来，我们在探索理论教学改革中采取了精讲、深化、融会、贯通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平铺直叙的理论陈列，使学生能够从理论的原点探寻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注重理论传输的同时，我们对医学伦理学的实践教学尤为关注。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由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高度的实践性决定的。实践教学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依托教学基地，开展临床教学实践。［16］基地的建立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我们已与军队医院和上海市医疗单位携手，建设起了20余个医学伦理学教学基地。每年我们有千余名学员赴基地学习，将部分医学伦理学内容放在基地施教，能够使学员迅速进行角色转换，切实感受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学会与病人进行有效信息交流、实现知情同意和对病人隐私权的保护等。二是服务社会需求，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按照中宣部、团中央和教育部的要求和学校的实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开始组建社会实践团队，奔赴祖国各地进行医疗实践服务，连年来，实践团队的足迹已遍布社区、边区、营区、老区;2000年起，我们又成立了博士医疗团队，先后与云南鲁甸和安徽金寨建立了对口医疗援助关系。在实践中，队员们切实践行了身为军医的医德风范。

2．2 问题讨论与人文讲座同行

在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较早地引入了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目前，PBL教学模式已在临床教学过程中普遍运用。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医学伦理学教学，这是因为医学伦理学从来就不是一门纯粹的道德哲学，它是为解决当今医学实践中的难题服务的，其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17］因此，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反思就构成了医学伦理学的生机所在，以问题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教学更能体现出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教学实践中的本真诉求。但是，医学伦理学并不是解决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它是在作出实事判断的前提下进行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这正是医学伦理学的人文属性，是医学伦理学的美德与智慧。医学伦理学的人文属性需要通过医学人文学科来完善。正如R．Silcock Downie和J．Macnaughton认为的，生命伦理学需要扩大其人文学边界，除哲学、逻辑、政治学以外，还应该包括文学、艺术等学科的交叉研究。［18］自2000年起，我校开始开展人文讲座，先后邀请于丹、易中天、余秋雨、钱文忠、周大新、赵鑫珊等文化界名人名家传播人文精神，畅谈人文情怀，以丰富医学伦理学的人文内涵，满足医学生的人文诉求。时至今日，已举办人文讲座百余场次，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时政、历史、军事、地理、经济、法律、音乐、影视、旅游、医疗纠纷、网络文化、当代大学生精神成人等方面，多方位地满足广大学员的知识需要和精神渴求，达到了培育人文精神、提升人文素养的目的。［19］

2．3 双语教学与网络课程共进

医学伦理学开设双语教学，既是医学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更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舶来学科，要深入理解其生成与发展，必须培养学生使用英语思维模式辨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有效表达交流的能力。基于此，我们先后派出了两名教员赴美国学习，在确保师资力量能够满足双语教学的前提下，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率先实施了双语教学。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同的受教群体，在教学中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施教方法。对于本科生以理论讲述为主线，采取中英文兼施的授课方式;对于研究生则以问题讨论为主，课前给出议题与关键性的医学伦理学术语，课堂上用英文讨论、提问，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互动式的教学过程。学校还自主研发了OCE(Online Course Engine)网络教学平台，并于2007年将医学伦理学教学纳入了学校网络课程建设体系，作为重点课程进行建设。医学伦理学网络课程由课程简介、教学内容、图片库、案例库、习题库、知识拓展、在线交流、帮助导航八个模块构成，学员可以依此自主学习。它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满足了学生的自主化、个性化及交互式学习的需求，对于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质量、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和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人才队伍的培养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创新发展的关键

如果说我们在推进医学伦理学学科创新发展中取得了点滴成绩，那么这主要是得益于我们有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第二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学专业团队现有在职教研人员8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4人;博士生导师1人，为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1人;博士研究生5人(2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人(1人在读)，形成了结构合理、分布均衡、素质高超的人才队伍。在人才队伍建设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一支过硬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培养必须放眼国际视野、依托国内资源、立足校内平台，同时要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实现科际对话、加强人才融通。

3．1 放眼国际视野、依托国内资源、立足校内平台培养创新人才

在全球化的时代，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以全球的意识和语义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0］只有具备国际视野的医学伦理专业人才，才能推动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在面对共同遭遇的危机、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发展所形成的趋势与格局时做出积极的回应。自2009年起，我们与美国丹佛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先后有两名教员通过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赴美研修。在访学期间，他们不但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而且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依托国内资源培养人才，也是我们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提出“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鼓励教职员工到国内、军内知名高校学习深造，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和科研能力;同时将军内和地方优秀的毕业人员引进来，填充我们的人才队伍。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教员申报国家和上海市资助的人才培养项目。目前，已有1人为上海市“阳光计划”资助人员，1人为上海市“科技创新”资助人员。立足校内平台开展人才培养，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另一重要环节。目前在7名医学伦理学教职人员中已有3人入选学校“5511”人才库，3人获得学校“青年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我们还成立了“青年教员培养计划”，每名青年教员由本科室高资历教授担任指导教师，进行一对一的人才培养。

3．2 参加学术交流、实现科际对话、加强人才融通、培养创新人才

一直以来，我们积极支持与鼓励在职教研人员参加医学伦理学共同体组织的各类学术会议，先后有多人次赴美、日、韩等国以及国内各地广泛进行学术交流。去年，我部被遴选为全军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为加强全军内部医学伦理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我们定于2011年11月中旬举办“全军第六次医学伦理学专业学术会议”。在参加本学科共同体举办的学术会议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倡导科际之间的互通与对话，参加管理学会、护理学会和军队内部学术会议，从不同学科审视医学伦理学发展，多视角剖析医学伦理问题，譬如我们曾多次参加总政联络部举办的“美军政治工作研讨会”，探讨了诸如“美军军医价值观窥探”、“从美军虐俘事件看武装冲突中的伦理挑战和嬗变”等伦理问题，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与军事伦理学教研人员协作，共同指导我校本科学员成立了“武德社团”，将“武德”与“医德”相融合，以探讨军医学员道德成长之路。医学伦理学人才是复合性人才，既要通晓医学又要通晓伦理学，实现人才知识融通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为此，对于非医学出身的教员，我们提出树立甘当“小学生”的思想，在进入科室第一年即与医学本科新生学员共同学习医学基础知识，经过3至4年的学习形成扎实的医学基础;而对于具有医学背景的教员，则要求其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防止对医学伦理学认识技术化、程式化、片面化，将医学伦理学简单等同于伦理审查和伦理监督等操作性学科。

［1］ 陆增祺．军队医德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

［2］ 郭照江．军医伦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

［3］ 毛泽东．矛盾论．［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4］ 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艺，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1．

［5］ 杨放．军事医学伦理学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18(5):12 －14．

［6］ 常运立，马格，杨放．探析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意义［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8，25(2):142－143．

［7］ 杨放，王芳．国外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概论［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9):10 －11，28．

［8］ 常运立，王芳，杨放．美军军事医学类选法概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6):116 －119．

［9］ 崔忠亮，杨放，杨威．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的伦理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1):16－17，25．

［10］ 常运立．战争境遇中军医伦理抉择［D］．上海:第二军医大学，2008．

［11］ 常运立，杨放．战斗应激反应伦理问题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1):89 －91．

［12］ 蒋水芳，熊楠楠，杜萍，等．论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军医伦理问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3):321 －323，373．

［13］ 常运立，杨放．美军军医价值观窥探［J］．医学与社会，2010，23(6):13 －16．

［14］ 杨放．军医生命伦理探析［J］中外医学哲学，2011，8(1)．

［15］ 边林．医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承诺与从现实问题出发——从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历史进路谈其未来发展［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1(10):1 －5，28．

［16］ 张晨．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8):3－4．

［17］ 杜治政．医学伦理学魂归何处?——医学伦理学30年的回顾与思考之二［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1(11):1 －4，23．

［18］ Downi RS，Macnaughton J．Bioethics and the Humanities: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M］．Oxon:Taylor＆Francis，2007:81．

［29］ 张晨，吕永林．广传人文知识弘扬人文情怀——第二军医大学的人文社科讲座［J］．复旦教育论坛，2005，3(1):94 －96．

［20］ 钟秉林．国际视野中的创新型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07，(3):37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