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交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

高 辉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政党交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

高 辉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既是中日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作出的一大贡献。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实现是众多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中,两国政党交往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政党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铺垫了良好的基础;在邦交正常化进程中,两国政党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政党交往又为中日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党交往;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作用

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日本各政党有过各种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这些政党之间的交往是对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补充,对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政党交往是一种广义上的外交行为,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进行的联系与交往。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党和共产党就有过一定的互助和声援,当然这种交往是有限的,同时,也受制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但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进行了密切交往,而且也逐渐展开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类政党的交往。其中,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各政党的交往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推动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党交往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雄踞世界第一的综合实力在世界政治事务中推行全球扩张战略。而日本作为被占领国,为保障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随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反华政策。

1951年 9月 4日,美国置中国等在二战中参加对日作战国家的坚决反对于不顾,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会议,并签订了片面对日和约。吉田茂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在对日和约签订的当晚还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构成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1952年 4月 28日,日本政府与台湾签订了《日华和约》,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否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这就为中日两国政府的交往设置了巨大障碍。

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及时调整并制定了新的对日政策。1955年,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总结中共领导人接见日本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时,草拟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正式对日政策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它概括了“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间 (不是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渐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1]的总方针。这个文件体现了“以民促官”的政策思想,为日后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等在野党及自民党党内的“反主流派”,意在通过与他们进行的有效沟通和交流,进一步推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改变对华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的交往

在日本的“1955年体制”中,社会党长期处于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一直以革新的旗帜赢得选民的支持。尽管其内部也有左右派别的划分,但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问题和国内安保等问题上与一直处于保守状态的自民党相比,其革新性质相当明显。1957年,社会党内部实现统一,并召开了统一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日邦交国民运动方针》的提案,明确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日苏恢复了邦交的今天,最紧要而且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开展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我们)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要迅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2]社会党不仅明确地发出尽快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吁,而且在同年 7月便成立了社会党“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社会党还多次完善对华政策,并多次派正式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1957年 4月,日本社会党派出了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一次访华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周恩来在接见中充分肯定了社会党的对华政策并指明了恢复中日邦交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对团长所说的在一月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华外交的决议,表示钦佩。这基本上和中国的主张一致,它不但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呼声,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想法。因为中国人民一向主张中国只有一个,贵党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要同中国缔结条约,恢复邦交,这是完全正确的。”[3]同时,关于如何走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困境,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外交”的具体步骤:“……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日本人民应该帮助中国人民。希望社会党做出努力,这样中日友好就会大大促进一步。”[4]浅沼团长回应到:“我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邦交问题,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这次访问中国,日本报界宣扬说,国民外交的窗口打开了,从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期望着我们推行的国民外交在你们的协助下,能得到发展。”[5]在此,社会党一直主张的国民外交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倾心投入的民间外交不谋而合。

1958年 4月 30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6],使中日民间刚刚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严重受阻。社会党为打开日中僵局,派出了社会党参议员佐多忠隆等人非正式访华,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原则”:第一,岸信介内阁必须立即停止并且保证不再有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第二,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保证不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根据佐多忠隆转达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社会党于 8月 30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了恢复日中关系的方针[7]。次年 3月,浅沼稻次郎第二次率领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了共同声明:明确表示不承认“两个中国”,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废除“日华和约”,尽早恢复日中邦交等立场。

日本社会党除了派团直接访华外,还在国内配合安保运动,把日中复交运动推向高潮。在“文革”期间,日本社会党在国内仍然坚持日中友好运动和恢复日中邦交的努力。例如,1967年 10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当前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决定》;1968年 6月,社会党向佐藤政府提出公开质问书,要求实现日中政府间贸易协定,促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69年 2月,日本社会党决定了《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方针》,并支持中日双方重申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 ”等[8]。

总之,在日本各政党中,日本社会党最早奔波于日中之间,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自 1952年 5月社会党国会议员帆足计访华算起,紧接其后的“……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佐多忠隆、浅沼稻次郎、胜间田清一、成田知巳、穗积七郎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掘井人”[9]。

(二)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公明党的交往

日本公明党原本是一个以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为母体的政党。1970年 6月,公明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政教分离,宣布公明党为“中道的国民政党”,创价学会为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公明党是除了社会党之外的日本第二大在野党,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公明党从相互了解到制定积极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周恩来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便开始注意到当时的创价学会,“你们一定要重视创价学会这个团体,从会员的人数上来说,每十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学会会员,这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推进中日友好就不可忽视这股力量。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同创价学会之间的渠道,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10]。1968年 9月 8日,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日本大学讲堂发出的“池田倡言”,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个“倡言”的核心部分是对中国问题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和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要广泛推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10]。池田在其长篇小说《人间革命》中也曾明确指出,应当最优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些建议和倡言成为公明党不断调整对华政策的指针。

1969年 1月,公明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首次明确了对华政策。即主张日中两国应当尽快实现邦交正常化,积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进入 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的呼声和浪潮在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不可逆转之势,鉴于国内形势和公明党选举的需要,公明党于 1971年初明确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公明党对待《日台条约》的态度仍然非常保守。

1971年 3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 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公明党领导人主动与当时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密谈。1971年 6月 8日,其委员长竹入义胜又在会见记者时明确了《日台条约》应该废除的态度。随后,中日友好协会发来邀请函,正式邀请公明党代表团访华。

(三)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内部“反主流派”的交往

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自民党内部许多成员也作出了默默的贡献。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自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1961年 1月 24日,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就提出了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反主流派”是中国人民的“间接同盟军”的看法,“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自民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同盟”[12]。在此,毛泽东相信自民党“反主流派”对华政策的相对友好,是中国可借以改善关系的重要力量。其中,松村谦三集团就是日本自民党内部积极沟通日中关系的中坚力量[13]。

松村谦三在政治上始终不赞成日本依附和追随别国的政策,在日中关系上主张日中人民友好,他在日本政界与对华亲善者关系尤为密切。在松村谦三集团形成后,他更注重从政治方面推进日中互谅互解。在中日复交前,松村谦三集团共进行了五次访华活动。其中,1964年 4月 9日的第三次访华成果最大,中日双方达成了互派记者和 LT贸易处互派代表的协议。这充分说明,双方在以渐进积累的方式逐步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正常化。

1970年 3月,松村谦三以 87岁的高龄最后一次访华。这次访问使得松村谦三集团强烈地意识到,两国贸易领域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以政治问题解决为前提的地步。这也迫使松村谦三集团考虑以新的方式来开拓日中关系。1970年底,由藤山爱一郎任会长的超党派促进日中邦交的议员联盟成立,其中,松村谦三集团的主要成员是该联盟的骨干。这个联盟在中日复交的前夕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然,作为执政党内部的“反主流派”,松村谦三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相对于社会党、公明党等进步团体来说,一直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其对华政策和行动始终难于突破日本自民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底线。但是,作为执政党内部的“反主流派”,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沟通和交往毕竟属于两国执政党的直接沟通,就像一股细流,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必要的“管道式”作用。

总之,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党、公明党以及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反主流派”等都派团进行过访华。在相互交流中,中共领导人及时地了解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同时,在“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下也及时地传递了中国党和政府对日政策的信心和原则。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主要政党的这种直接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政党交往

20世纪 7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1971年 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使中美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切都对日本造成重大冲击,使原已积蕴在日本国内的、要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力量全面爆发,并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对坚持敌视中国立场的佐藤内阁表示出不满,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的垮台。

1972年 7月 7日,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日本新内阁组成。为顺应民意,新内阁很快恢复了日中邦交问题并表示出积极态度。他认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独立作出决定”,“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工作”。“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某个时候实现首相和外相访华是必要的。”田中内阁还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14]。中国方面对此表示赞同和欢迎。在这种局面下,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并最终于 1972年 9月 25日实现了田中首相的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日本新旧内阁转换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准备阶段,日本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尤其是日本在野党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日本社会党的“先驱式”作用

1970年,日本各派力量在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影响下纷纷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社会党首先行动。11月 1日,社会党访华团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共同声明,提出恢复中日邦交的四项原则:第一,反对美日政府推行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政策;第二,反对一切敌视中国的政策,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三,在政治和经济不可分的立场上推进中日友好交流;第四,组织期望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联合阵线。

1971年 2月 26日,社会党建立了“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同年 7月,社会党派出了以佐佐木更三为团长的第五次访华团。佐佐木在访华前,首先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进行了坦诚会谈,确认了日本政府在即将举行的对华交涉中所持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并得到田中首相关于承认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保证。佐佐木更三到达中国后,先后两次和周恩来会谈。在 1971年 7月 16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现任日本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15]佐佐木把中国方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和周恩来的口信带回日本当局,这为接下来的中日复交交涉初步奠定了基础。

为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和促进田中首相访华,7月 10日,周恩来派孙平化以上海芭蕾舞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访日,并指示他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7月 22日,在日本大平外相会见孙平化等人时,孙平化向大平外相转达了周恩来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正式邀请,这就为解决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铺平了道路。

总之,社会党是日本政党中最早致力于中日复交的党派,也是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最多的政党。日本社会党鲜明的对华政策、明确的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标,以及配合实际行动在国内掀起的安保运动等,都一次次把中日复交运动推向高潮,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起到了“先驱式”的作用,对日本国家和其他政党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日本公明党的“管道疏通”作用

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正式访问,但是,这仅有的三次访华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 1972年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复交前的最后一次访华,直接传递了日中政府间的确切口信,为 9月份两国复交打开了通道。

1971年 6月 14日,日本公明党第一次正式派团访华。会谈中,双方在如何看待日本的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周恩来认为,双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在所有问题上认识都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双方不能因为枝节上的分歧而影响两国人民的友好。竹入义胜和周恩来之间的坦诚交流增强了彼此间的互信。最后,两党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发表了《联合声明》,并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五项主张: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第四,美国应当从台湾地区撤除其武装力量;第五,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1972年 5月 15日,副委员长二宫文造率领的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抵达北京。他作为竹入义胜的使者向周恩来转达了田中可能组阁,如果组阁将会致力于日中复交,公明党会全力以赴的口信。事实上,这是竹入义胜从田中处多次探寻的结论,可以说,二宫文造向周恩来转达的实际上就是田中的口信。周恩来在会见中高度评价了公明党为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所作的努力,并把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传递给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回国后,向通产大臣田中转达了周恩来期望他组阁并且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秘密口信。

在田中成功组阁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其不可回避的外交任务。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抓住机会,在大选落幕后立即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就战争状态问题、日本对中日复交原则的态度尤其是在台湾、日美关系以及日美安全条约等涉及中日谈判的重大事项上一再探明两人的态度,并在得到意见后担当起日本和中国政府方面的“金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后实现起到了直接的疏通作用。

1972年 7月 25日,应中国政府的特别邀请,竹入义胜率团抵达北京,这是公明党代表团的第三次访华。周恩来在 7月 27日至 29日,分三次会见了公明党代表团,双方讨论并商定了一系列原则性和细节性问题。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等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作出了中国谅解日本人民,放弃战争赔款的声明;也谈到双方恢复邦交的程序和田中访华的时间等细节性问题。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就日本《东京新闻》中提到“田中访华并不等于承认中国”的说法以及挑出钓鱼岛问题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在第三次会谈中,周恩来根据竹入义胜带来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关于中日复交的意见,连同前两次会谈中双方商定的内容一并归纳为“八条方案”和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竹入义胜等三人把周恩来口述的“八条方案”和“三项默契”及其内容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并且在回国前精心整理出来,这就是有名的“竹入笔记”。

竹入义胜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首相官邸拜见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并把此次访华成果——中方草案和“竹入笔记”一并交与田中审阅。田中首相很快对中方草案给予了肯定,在反复审读了“竹入笔记”后作出了访华的决定。

由此看来,公明党在中日复交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其委员长的超党派外交带回的准确消息,对田中首相最终决定访华发挥了重要的“管道疏通”作用。公明党不负中日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竹入义胜委员长由此被人们称为中日关系间的“和式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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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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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57.

[12]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

[13]周恩来.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的祝酒词[N].人民日报,1972-09-26(1).

[14]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37.

责任编辑:张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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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519(2011)02-0087-05

2010-10-28

高辉,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