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竞技人才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李 留 东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上海 200438)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颇为重要的议题。社会流动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是宏观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自1978年我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社会学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在此背景下，体育领域里的学者们也对体育世界里的社会流动现象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其领域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即竞技运动人才的社会流动。

1 研究进展

1.1 国外研究

在美国，体育被看作是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途径之一，职业运动员的高薪被看作是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取得的成功，尽管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几率与运动职业生涯是渺小与短暂的。通过体育获得大学文凭是向上层流动的另一种途径，然而达到这一目标要求掌握相关教育技能，学生运动员常常由于学业之外的种种使命而使得通往大学文凭之路荆棘丛生[1]。Loy认为参与体育运动将会通过四种途径以助于上升社会流动：一是运动技能将会成为运动员进入职业体育的跳板；二是体育运动将会增强参与者的教育志向与成就；三是在大学或职业体育里成功的运动员将会被商界选中做赞助；最后，体育运动将会通过具有“超领域”价值的教导态度与行为而有助于个体获得社会流动[2]。Sohi和Yusuff的研究也证明了尼日利亚相当多的精英运动员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3]。

然而，匈牙利学者Foldesi的研究却不支持上述观点。他对本国精英运动员在数十年社会主义制度下和社会转型后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期间还是之后，精英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都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尽管体育当局对运动员们鼎力支持并制定了新的体育方针政策，但却收效甚微。目前，匈牙利新一代的运动精英们在某种程度上依旧生活在与老精英们相似的阴影里[4]。

1.2 国内研究

由于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对竞技体育人才需求的迫切性，高于其他类别的体育人才。所以，国内体育领域里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流动。

1.2.1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基本状况从我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现状看，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竞赛制度的制约，使得挖掘人才、进行人才交流主要限于本地区。省市之间的交流还不普遍,只是个别的、少量的交流，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和障碍。但从调查和已掌握的有关材料看，近年来，一些省市根据各自的需要，与其他省市通过自愿免费交流、协作交流人才、人才的互换交流、有偿服务性交流、优劣人才搭配交流等途径进行的一些竞技体育人才交流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省市人才交流工作早已突破了地区界限，与兄弟省市地区互相支持、互相补充，进行人才交流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从目前我国竞技人才流动情况看，已形成一定的交流体系，即纵向与横向，顺流与逆流，也有从高到低，还有专业到业余、业余到专业，但最高层次的国家专业队的人才顺流现象不多，这也是人才智力交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对于提高下属各层次的运动人才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5]。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社会流动基本情况。1983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人才流动工作。第一个人才交流机构在沈阳成立。在此形势的影响下,有关省市体委也开始在各地“招兵买马”，但当时跨省市的后备人才交流并不普遍,大多局限于本地区。1987年，原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体育人才及教练员队伍建设的工作会议，专门组织学习了《开展体育后备人才交流的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各省市体委也分别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后备人才的流动突破了地区的界限，辽宁、山东等省，先后向广东、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宁夏、贵州、解放军输送了大批的后备人才[6]。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国家体委及各省市体委按照中央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完善体育人才市场的法规，促进了体育后备人才的流动。吉林省横向流动的运动员有近千名；甘肃省从14个省市共引进99名；上海从山东、武汉、南京等地引进优秀运动员；北京从内蒙古引进后备人才的同时,将富裕人员向行业体育协会、大专院校、部队体工队输送[7]。

1.2.2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时期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培育阶段和发展完善阶段。1980～1987年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初期阶段”。竞技体育人才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人才流动的范围小、人数少，且基本是属于“地下”的隐蔽行为，这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为后来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加快和人才市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87～1997年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培育阶段。这一阶段人才流动得到了政府及相关组织的政策支持。1994年国家体委正式推出了《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制度》，1995年3月国家体委在辽宁沈阳首次召开了体育人才交流大会,1996年国家体委正式出台了《全国体育运动员交流暂行规定》。1997年至今,是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发展完善阶段。围绕九运会展开的人才流动，在八运会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协议交流的运动员达到了2 000人，竞技体育人才流动不断加快，数量不断增多[8]。

1.2.3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范围、形式与特点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范围大致包括全国范围的、区域性的、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流动。全国范围的人才流动主要是围绕全运会进行的，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人才市场实现人才交流，这种人才流动表现出双边、多边合作，以及和八一队特殊合作的优越性。全国范围的人才交流基本上是组织行为,这种组织行为是现阶段我国人才交流的主要特点；区域性的人才流动主要是围绕省运会进行的，表现为以各个省、市、自治区为区域，实现本区域内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以省市内的各个省辖市、市辖区之间的人才交流为主要特征；职业俱乐部间的人才流动是以各个俱乐部所组成的网络结构为人才流动的范围,主要表现为各个职业俱乐部之间的人才转会。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形式主要有租借、互换、一次性买断(也指俱乐部的转会)、正常的人事调动、共同培养、协议交流、签约代培和自主择业等八种。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流动具有下列特点：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优势项目地区流向非优势项目地区；人才流动大多为短期,而非永久性；流动的范围表现为从区域性向全国性拓展；流动过程体现出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节[8]。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运动员的地域流动或超前或滞后于社会总人口的流动步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体育既受制于社会大环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我国人口的地域流动，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流动受户口所在地的制约时，运动队为农村青年和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提供了进入大城市的跳板，为渴望大都市生活的小城镇年轻人提供了希望，此时运动员的流动领先于社会其他人群。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我国人口流动限制放松，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地区、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以及从国内到国外的流动迅速增加，运动队中来自农村的运动员明显增加。另外，受户口制度的束缚，运动员省际间的流动却滞后于社会大环境。20世纪末期运动员注册制度进行改革以后，运动员才能按其意愿而非出生地来签约运动队，运动员的省际间流动加快。优秀运动员的国际间流动经历了从“狂热”到冷静、从出国到归国的发展过程，国家队运动员出国的审批制度和政策也经历了从“卡”到“放”的过程。进入21世纪，我国与全球体育市场联系更加密切，运动员的流动将会更多地受市场的支配和调控。[9]

1.2.4影响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因素通过对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及教练员的调查分析表明，竞技运动人才流动的态度、价值取向与他们的年龄、运动项目和运动技术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是导致竞技人才非合理性流动的主要原因。对影响优秀运动员和后备人才合理流动的障碍及因素分析表明，主要的障碍来自四个方面，即政策性障碍、条件性障碍、观念性障碍和思想性障碍。影响人才合理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畅通、制约、管理、制度、环境五项主要因子，同时也表现为受到驱动因素群和制导因素群的影响。驱动因素群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竞技体育商业化趋势以及各类竞技体育人才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制导因素群主要包括思想观念、社会保障、运动寿命、人事制度、竞赛制度及运动项目区域投入等因素的影响[10]。

钟秉枢以我国优秀运动员群体为对象，初步探讨了其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运动员开始参加训练阶段起作用的因素是：运动员的家庭环境、兴趣和爱好、个人条件与机遇；运动员的内在动力、客观环境、物质保障和形态素质是影响其获取成绩的四大因素；成绩资本的数量与层次决定着普通运动员成为何种等级的优秀运动员，并关系着寻找到何种新的职业；运动员在运动队中时间越长，其退役后选择其他职业的机会就越少；多数运动员的职业地位与其父辈相比得到了提高[11]。

1.2.5竞技体育人才流动的改革与法制建设体育人才的流动是体育部门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体育部门深化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过程中体育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为了在体育人才流动中能够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就必须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对体育人才的流动进行宏观控制与微观调节，建立正常的流动秩序。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体育人才的作用,把体育事业办得更好[12]。

我国运动员流动已有多年历史，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在一些地区和单位出现运动员流动难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部分人对政策的理解偏颇,对有关法律知识认识不足。运动员流动中涉及到产权问题,其中运动员运动能力所有权和运动成绩所有权的归属，应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及人才市场规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了劳动者的各项权益，运动员作为普通劳动者，应享有自主择业的权利，这意味着运动员与训练单位签订的合同结束后，有重新选择单位的权利。运动员因某种原因提前终止合同，单位有权索取因培养他所发生的损失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行政或企业行为的训练单位可通过培养运动员，并通过人才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利益。为此，政府应制定相关措施，以保证竞技体育人才的有序流动。我国现行的《全国运动员交流管理办法》已实施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条款与现阶段的实际不相适应，有必要进行修改[13]。

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2.1 研究的不足

2.1.1缺少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研究社会流动根据其所涵盖的范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流动是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转移、人口学中的人口迁徙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内。而狭义的社会流动则是指在社会学范畴内的社会流动，主要集中在探讨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获得和改变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等问题。在任何社会中，一个人地位的获得都不是偶然的，与个人天生才能、后天努力、家庭背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在社会学领域内，社会流动研究又有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之分。代内流动主要研究社会成员一生中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水平或垂直流动，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人生中的一条运动曲线。代际流动则是研究父辈与子辈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继承与变动情况，探询父辈对子辈地位达致的作用[14]。由此可见，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体的社会等级或者阶层地位的变化，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是流动分析常用的两个角度。代内流动是指个人人生经历中发生的职业或阶级地位的变化，通常是比较个人的最初职业地位与后来职业地位的变化情况，代际流动研究是比较个人的家庭出身与其个人本身的职业或阶级地位之间的变化。社会流动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当中去的[15]。而体育竞技人才的社会流动研究，多数还仅停留于各省市运动人才的交流上，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地域流动，并且这种流动更多体现的是政策机制的作用，或者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行为。运动员从此地省队到另地省队，社会身份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对其自身而言，并未实现所谓的向上或向下的社会流动。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时间虽说不长，但起码也有近30年，如果对社会流动这一重要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研究仅仅停留于竞技人才的水平流动上，而不能深入解析其社会流动深层机制的话，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恐怕就会打大折扣。目前中国竞技体育人才所存在的隐忧与困境是“入口”的萎缩与“出口”的不畅，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逐年的大幅萎缩和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日趋困难。眼下一些项目甚至已经到了青黄不接、求才若渴的地步，竞技、田径类项目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早已是困难重重，并非是此方面人才缺乏，而是愿意参加训练的人越来越少了；基层教练也是求之不得。就连一些球类项目也出现了类似的境况，正如国家排管中心副主任李全强所言：“现在排球队伍萎缩很厉害，老女排的时候，全国排球基础很好，各地方总共有四十多支排球队。队伍多，选材面就宽。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孩子的选择面大了，要想日后有个好的出路不一定非要搞体育……，目前全国地方队只剩十几支，基层选材面的萎缩，势必会影响到国家队层面”[16]。退役运动员难就业的问题也早已被社会所关注，世界冠军退役后曾“搓澡”、摆地摊、看大门，普通运动员更不在话下。而非常遗憾的是，学者们却一直未能运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理论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过解析与诠释。

2.1.2缺少对普通竞技人才社会流动的关注关于体育竞技人才社会流动的研究除了缺少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外，对普通运动员的研究也较少。体育竞技人才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优秀运动员，另一类是非优秀运动员，即竞技体育里的普通运动员。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只有钟秉枢在1996年对我国优秀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流动作过初步探索，而在竞训体系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运动员却未予以关注。优秀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通过摘金夺银，振奋国人之心，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诚然无可厚非，但普通运动员也同样为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默默地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而且他们比优秀运动员更需要较多的社会关怀。因为大多数优秀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凭借其优越的成绩资本与名人效应，基本上能够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归宿，要么“体而优则仕”，摇身一变成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的一员；要么飘洋过海去深造，谋求更好的发展；要么就当教练进入专业技术人员行列。而普通运动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退役之后，面对的是自主择业的迷茫与无所适从，要么待业，很不情愿地被划为无业、失业与半失业者；要么随便找个地方打打零工，与普通民工没什么两样；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谋得基层教练的工作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当然，由于家庭背景殷实而能够自主创业的就另当别论了。面对此情此景，学者们更需要做的是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悉普通运动员的社会流动路径与社会流动机制，寻找问题的根源与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建议，以消除那些子女具有运动天赋而不敢轻易涉足竞技训练的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2.1.3缺少精确化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否是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国外研究社会流动的方法早已由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并且呈现出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在社会流动的研究领域中，主要的成就并不是理论本身的发展，而是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发展，对数线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多元分析等统计方法在研究中得以运用。在国内，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结果导致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受国外影响，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采用的方法由传统的文献、调查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统计计量研究转移，形成定性与定量研究并驾齐驱的格局。中青年学者们大多进行的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或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通常是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流行的统计分析模式，而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均是国际社会学界获得共识的学术知识。在体育社会学有关竞技人才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国内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国外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精确化的统计计量方法，而国内研究在方法上还不够细腻，依旧多停留于文献研究、走访调查以及简单地数理统计层面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许多国外的社会学家及理论大师们历来都比较关注对体育的研究，在柏拉图、卢梭、布迪厄、帕金等的相关著作中，均有从不同层面的对体育与个人发展关系的论述，这种对体育研究的关注一直得以延续，学者们运用占主导地位的精确化的统计计量方法对体育领域中的社会流动加以研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二是目前国内的社会学家及学者们大都不会光顾体育领域里的社会流动研究，似乎不屑于体育世界里社会流动现象的存在，纵使他们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先进的科研手段，却始终未能在体育与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得以施展；三是国内体育社会学家及学者们在复杂的统计方法与数学模型的掌握与运用上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因而不敢盲目地加以运用，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布劳5邓肯的地位模型照猫画虎地描上一笔。

2.2 未来研究的方向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体育界关于竞技人才的社会流动研究依旧停留于竞技人才的地域流动上，要跟上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研究逐步深入的步伐，其研究也需要向纵深发展，未来研究的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第一，对体育竞技人才进行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即对体育竞技人才由一般个体进入运动员行列，由普通竞技人才成长为优秀竞技人才，以及由优秀竞技人才到退役后的职业地位这一流动过程加以研究，对其社会流动背后的深层次的因素进行潜心挖掘。

第二，对普通体育竞技人才的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由于未能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大多数普通体育竞技人才在退役后的再就业现状不如人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的困境中，成为需要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对普通体育竞技人才的社会流动过程进行研究，提出促进其实现良性社会流动的建议，妥善解决其再就业的问题，对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体育竞技人才社会流动未来研究的一个急需的方向。

第三，运用定量的、精确化的研究方法对体育竞技人才社会流动加以研究。运用国际社会学界获得共识的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对体育竞技人才进行出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多元化的格局，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体方向。

3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社会流动问题已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并发展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对我国一个特殊群体——体育竞技人才的社会流动研究，却仍停留在表象上的初步研究阶段，这确实是体育社会学界的一大憾事。要做到与国际学术相接轨，我们需要进一步领悟社会流动理论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学习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未来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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