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
——《在悬崖上》新读解

叶永胜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
——《在悬崖上》新读解

叶永胜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在悬崖上》 婚外恋 政治隐喻 叙事伦理

“婚外恋”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世界文学中就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贝姨》、《安娜·卡列尼娜》、《査泰来夫人的情人》等经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西厢记》《红楼梦》这样表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文学，却少见描写婚外恋情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量地描写了婚恋悲剧，其中婚外恋叙事表现接受了新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的青年，反抗父母包办的封建式无爱婚姻，追求个人幸福与自由。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十字架》、许杰的《隐匿》、曹禺的《雷雨》、含星的《苦闷的灵魂》等等，叙事主题是个性主义与封建父权、夫权力量之间的冲突。包办婚姻代表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婚外恋则象征着对旧的伦理观念的挑战，实现的是个性解放，获得“人的权利”。婚外恋叙事成为反封建思想文化斗争的一种叙述策略。新时期，婚外恋文学大量出现，这既是对之前题材禁区的突破，反对极“左”思潮对婚外恋的不人道态度，也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人性，探讨人的自由本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王安忆《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张宇《疼痛与抚摸》、刘恒《白涡》《伏羲伏羲》等等小说站在人性的立场为婚外恋辩护，深刻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与五四文学中的婚外恋文学比较，新时期叙事以“人”为关注的中心，而非个性解放的符号。当然，也有的婚外恋叙事侧重对已婚者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批判。五四时期，庐隐的《时代的牺牲者》、滕固的《壁画》、方光焘的《业障》等小说就描写了所谓的新派人物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号放纵性欲玩弄女性，将“个性的解放”等同于“肉欲的解放”，小说对此进行了严肃的道德思考。[1]

总体来看，婚外恋叙事背后都寄予着作者的思考：或表现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与伦理道德；或表现人性解放，反拨左倾思想；或借以挖掘人性深度，揭示情感世界的复杂；或进行道德思考和社会批判。而在“17年”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婚外恋这种背离社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行为就别异地被赋予了政治性的隐喻内涵，表现了权力话语对离经叛道者的规训，同时也显示了个体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一、政治隐喻

《在悬崖上》表面上是一则婚外恋故事，“我”不满足于婚姻的呆板、苍白，移情别恋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最终又悬崖勒马，挽救了婚姻，也挽救了自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论文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认为小说描写了婚外恋，突破了被长期封锁的人性、人情的禁区，笔触伸向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是“17年文学”的“异端”，是“百花文学”的“非主流”创作。实际上，这些解读都还停留在文本的表层，仅看到“婚姻-情感”层面，未能深入文本，透过话语的缝隙看到“婚外恋”叙事模式背后的政治隐喻。

小说中的一男二女这种关系指涉了两种力量的对决。男女性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性征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上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男人”和“女人”关系的书写背后，具有隐喻内涵。[2]“婚外恋”叙事模式本身就具有一种意义指涉，与主人公纠葛的两个异性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象征着不同的政治立场。

小说中，两个女性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身份。“我”的妻子是团支书，又入了党，“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她生活质朴，追求进步，每天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婚外恋的对象加丽亚，漂亮活泼，注意打扮，喜欢跳舞、打牌、约会，脑子里总是奇异的幻想；“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两人在衣着穿戴、行为方式、生活趣味上都明显不同。

在五、六十年代的语境中，男女选择伴侣，实际上是选择何种人生道路问题。小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离开余永泽选择卢嘉川最后投入江华的怀抱，既是选择理想的爱情，更是选择革命：与余永泽分居，表明林道静认清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性质；与江华同居，表明了小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结合，才能最终成长为革命的阶级战士。《在悬崖上》借“过来人”科长点明小说的主题：“有些人说‘爱情问题是生活琐事’，我倒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阶级意识，道德品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所追求的是道德精神，不就是这样关心别人，关心集体吗?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互相都把对方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说穿了，共产主义精神不就是这么个内容吗?”选择自己配偶的行为，显露的是一个人的阶级意识。“我”和妻子在一起，走的就是“作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的人生道路；而喜欢加丽亚，则是小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因为加丽亚的作风“跟我们健康的思想感情不相容”，这样的道路是危险的。

在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出身是原罪的，需要改造，和工农结合，重塑自我。小说中“我”认识妻子后，她“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上也处处操心”，教育“我”要“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在她的教导下，“我”就像“野马上了笼头”，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人变得踏实多了，接受设计任务时放弃以前的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受到了表扬。然而认识加丽亚后，感觉妻子呆板、苍白，没有风度，“那些已不知不觉淡下去了的‘趣味’又被加丽亚唤出来，蒙上了自觉的眼！被资产阶级感情趣味弄昏了头”，生活上讲究物质享受，工作上失去了朴素的作风，设计华而不实。文本叙事表明，在工人阶级（妻子）的引导下，知识分子（我）会健康成长；而如果立场不坚定，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情趣（加丽亚）的诱惑，就会脱离正轨，而且对革命事业会产生危害。

小说叙事从情感与理智上都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在爱情上的变化只是思想意识变化的一部分反映”，技术员情感态度上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隐喻了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政治品格的不道德。为了达到批评教育、引起警戒的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矮化、丑化，小说中他一直都是被教育的对象：被妻子教育，被团组织教育，被单位领导（科长）教育，最后还通过自己讲述这个故事完成教育过程。因此，这个文本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的忏悔：“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我”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捕获“走起弯路来了”，生活上、工作上都陷入了困境，机关里的日子很难熬，设计医院许多地方不适用。因此，这个道德叙事背后又生出了政治寓意：在道德上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不良情感诱惑，走上错误的道路，会危害革命的事业。面对现实，“我”悔悟了，并感到深深的恐惧：“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永远沉陷在孤寂的、悔恨的心情中么？我才二十多岁呀！啊！我原来不是都很正常，未来的生活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么！我怎么把自己从正常生活的轨道里抛出来了呢？”

文本通过婚外恋叙事，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摇摆性。“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地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石头”在这里显然是指发生的婚外恋，是人生前进道路上的挫折。经过了这次事件，“我”清醒了，悬崖勒马，告别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情调，回到“正确”的生活轨道。“机关的大门”显然也是一种隐喻，只有遵循主流的意识形态走正确的道路，才得以进入集体的“大门”。这段叙述表明了“我”对自己处于“大门”之外的恐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对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迷恋之后，终于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回归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小说结尾又回复到开头，借助婚外恋叙事模式，告诫知识分子在个人主义道路上悬崖勒马，回归到“正轨”上来，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教化的任务。

小说叙事将政治规约与传统道德惩戒融合在一起，对婚姻围城中的喜新厌旧者进行批评否定，以主流话语对离经叛道者进行警示。小说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反映了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原罪感，通过其摇摆不定的态度，说明了知识分子改造之难及必要。知识分子作为反省的主体，被置放在道德的聚光灯下被叙述和观察着。小说把知识分子改造的大叙事，以日常生活、情感叙事形式表现，不是以此来消解大叙事，而是从情感叙事角度建立历史大叙事，对政治问题进行伦理化表达，以最常见的传统书写方式完成政治规训主题。

二、叙事伦理

按理来说，这样以主流话语言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叙事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了，但为何小说却在随后的运动中遭到批判呢？这里可以从叙事伦理层面来分析。小说在婚外恋事件中再现情感出轨的行为伦理，同时叙述本身也具有伦理层面，叙事如何应对权力话语对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全面渗透，体现出知识分子叙事的另一重伦理指向。

刘小枫认为，“所谓的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的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的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真实的意义”，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3](P3)他将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目的是“动员”和“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以“革命”的、“正确”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去抵制、排斥“非革命”的、“不正确”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将个体化的心灵情趣“融化”到时代的宏大潮流之中，在宏大的审美话语中，寻求对革命的表达。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其宗旨是“抚慰”、“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挣脱宏大叙事话语的挤压，以个体主义的话语营构生命诉求。

《在悬崖上》的主题思想无疑是合乎意识形态的，否则也不能够公开发表。作者在《致读者和批评家》一文中很明确的说明了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作者是以自己的工作生活阅历，耳闻目睹在婚姻生活中因放弃责任的行为给予被遗弃者造成的痛苦，由于感情上同情弱者的动机创作了这篇小说。作家想写的是“一篇反映夫妻生活中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要批评否定婚姻关系中那些喜新厌旧的人，“希望青年朋友们看见这种人的卑鄙处，不再学他”。[4]

然而，作者在叙述中，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了对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趣的“不正确”态度。本来文本为了批判小资情趣，将之放大，反复打量，加以审视，结果它却反而“逃逸”出被批判的框架，变得可以理解、同情甚至欣赏。小说中的加丽亚显得漂亮大方，热烈而张扬，追求美与自由，充满艺术气息和青春活力，其美好形象正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她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正是过着刻板生活的“我”内心所渴望的；他们在充满诗情画意的颐和园、北海谈论艺术与美，也容易激发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趣。所以，当时就有论者注意到这一点：“假如把加丽亚这号人写得——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只是不知不觉写得——不只是对男主人公那号人有吸引力，而且引得读者也都‘挺欣赏’，都爱起她的那个‘风度、趣味’，‘性格、作风’来，那就有把读者也引到‘悬崖上’去的危险了，事情就不好办了。”[5]后来的批判者也正是认为加丽亚形象塑造有问题，“加丽亚明明是一个玩弄男性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姑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作者就会在描写她动人的丰姿身影的同时也用艺术的语言揭露出她内心丑恶的一面，然而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对加丽亚根本没有进行批评的要求，相反地，对她的美丽却大加赞赏。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加丽亚的热情、美貌、轻佻和对男性的吸引力……引起人们的羡慕的爱压倒了对她的憎，她的外貌美压倒了内心的丑”，并由此推导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深处就有着那种自私自利的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感情，并且受着那种‘写真实’，否认人的感情有阶级性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影响的缘故。”[6]

而且，小说中对“我”转变的叙述也很有意味。“我”的悬崖勒马并非自己发现、认识到了“错误”，而是遭到了加丽亚的拒绝，才不得不回头寻找遭抛弃的妻子。这种非主动的改变表明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调回归主流立场的非自愿性、脆弱性。因此，作品遭到批判也就理有必然了。

《在悬崖上》以及《我们夫妇之间》、《红豆》等大批小说被批判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主题层面的“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总体正确，只有微观、感性叙述层面（叙述语言、人物的感知角度、叙事注意力的分布形态、语言的阶级特征）通过了“合法性”检测，才能决定创作是否正确、合格。也就是说，“只有在‘如何写’这个层面上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才可能获得叙事上的安全。”[7](P9)作者必须处理好权力话语、集体话语与个性主义话语如何“在场”的问题。显然，《在悬崖上》的微观、感性叙述层面是不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小说人物设置的阶级性与故事结局的教化性，显示了意识形态对叙事行为的规约、控制，体现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但是小说在感性叙述层面逸出了主题的限制，在宏大叙事话语的缝隙中发出了知识分子个体话语的微弱声音，曲折地流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这源自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眼光的设置。

小说采用了套层叙事结构，开头和结尾叙述了从设计院下来的技术员在夏天的晚上讲述自己的恋爱生活，中间部分是技术员的叙述，他成了主体部分的叙述者，变成了第一人称“我”。小说的隐含作者与主体部分的叙述者是分离的，这样文本的叙述就产生间离效果，“我”叙述的婚外恋故事的道德训诫意味就被削弱。而且，主体部分的回顾性叙述并存着两种叙事眼光：一种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一种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8](P251)在追忆往事的眼光中，加丽亚是一个生活作风有问题、轻浮、从不考虑结婚、惯于玩弄男性的情感剥削者，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私，与她交往是充满危险的。而在“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里，加丽亚是充满魅力的，她的风度和生活情趣吸引了“我”，她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她的特立独行在潜意识里满足了“我”对环境的反抗。文本中还暗示，“我”的情感变故，纯粹是自作多情，错误的理解了加丽亚活泼大方的处世行为，在整个事件中她是清白的。读者从文本叙述中不难感觉到前者的加丽亚形象是被“妖魔化”了，对人物形象的变形处理，是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自觉遵从，但内心仍不自觉地为之辩护，以另一副笔墨消解意识形态所强加的不实之词。

因此，可以认为，作者写作本身是遵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并非“异端”；但是由于作者的知识分子小资立场，不满意于呆板、单调、没有情趣的生活方式，在强大的时代话语挤压下又流露出个体主义的生命感觉，在微观叙事层面背离了叙事主题，造成了文本的分裂。又正是因为这种分裂，产生了叙事的张力，赋予了文本不同于“共名”时代的创作价值。

[1] 林凌.论“五四”时期的婚外恋小说[J].中国文学研究,1999,(1).

[2] 叶永胜,刘桂荣.隐喻视野中的男女性别叙事模式[J].新疆大学学报,2006,(3).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邓友梅.致读者和批评家[J].处女地,1957,(2).

[5] 张天翼.《在悬崖上》的爱情[J].文艺学习,1957,(1).

[6]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J].人民文学,1957,(11).

[7]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M].上海：三联书店,2004.

[8]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Political Metaphor and Narrative Ethics of Extramarital Love：a New Interpretation of On the Cliff

YE Yong-s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The novel, on the cliff, is a political metaphor based on a story of extramarital love. It displays the intellectuals’return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from the petty bourgeoisie position and conducts political admonishment through emotional narrative. Though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ccords with the discours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t expresses the difficult breakthrough of the individualistic discourse of the intellectuals by means of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of freedom ethics at the micro-level narrative.

On the cliff; extramarital love; political metaphor; narrative ethics

I207

A

1005-7110（2011）06-0083-04

2011-05-22

叶永胜（1971- ），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