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解读

王纪鹏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保存最完好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最终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订了一系列农民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边区从而赢得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农民政策，回顾与总结党在农民政策方面的执政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针对边区人口分布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边区政府实行边区内移民并重视妥善安置边区内的难民

边区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多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地种，人少的地方地没有人种。因此，边区的移民主要是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移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进行开垦。如从绥德、米脂等地移民到延属分区及陇东分区的一些县。为此，边区实施了有计划的移民，对移民给予优惠政策。在移民过程中，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缺乏迁移费的农民，政府规定：“视路途远近，人口多少，予以每户30元至200元的路费，移民的农具、家具、妇女、小孩，因无牲口而不能迁移者,应就地动员牲口而帮助之。”[1]211据统计，在1943年绥德分区移出的人口中，全劳力2293个，占移出人口的46.2%。[2]643抗战时期,边区的移民和难民达到63850 户,266619人,占当时边区总人口的18.7%。[3]陕甘宁政府帮助安排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是为逃避战火，灾荒和敌伪的压榨，从河南、甘肃、宁夏、河北、陕西汉中等敌占区和国统区流向边区的”[4]87。边区把延安、甘泉、华池、志丹、富县、曲子等县划为移难民开垦区,并在绥德专员公署、陇东专员公署、关中专员公署、富县等县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移难民接待站负责接待移难民安置。边区政府对外来移难民的安置实施优惠政策，多次下发安置移难民法令。如在1941年4月10日颁布的《陕甘宁政府颁布优待难民办法布告》明确规定：“凡从外地移住边区难民，各县政府应予以登记，有组织的介绍到边府指定地区居住，经过各县登记介绍之难民应由县政府酌发路费，各地政府对外来难民应做到以下安置：分配住址及代找房屋，帮助解决粮食困难，自愿耕地者，为其解决土地，种籽，农具困难。”[5]142-143对于无力从事生产的移难民,边区给予贷款支持。《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3月19日颁布)规定:“凡移难民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籽或缺乏粮食者,得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予以农贷之帮助。”[1]140这些移难民在政府和当地老户的帮助下,结束了漂泊流离的生活,解决了温饱问题，保障了流入边区的难民能够安居乐业。此外，边区政府还设立了难民纺织厂等来安排难民。总之，边区政府无论进行移民还是安置难民，都体现了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执政为民的理念。

二、边区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满足人民对土地的需求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调整了党的土地政策，废除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土地政策和法令而代之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保证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积极性。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农民又必须交租交息，保证了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从而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这是我们党在特殊历史时期处理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新突破、新创造，改变了以前那种没收地主土地，对其坚决镇压的政策。实行这样既有利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团结了各个阶级和阶层，增强了抗日力量。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土地方针，边区政府1942年12月29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试行)，经过两年实施，于1944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该条例。《条例》从法律上对减租减息做了具体规定，并且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纠正了过去某些“左”的错误，彻底保证了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落实。1943—1945年，边区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减租减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边区政府除了颁布租佃条例外，还颁布了涉及土地所有权、土地管理的法规，主要有1937年9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1942年4月10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房屋登记暂行条例》，1943年9月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房屋登记暂行办法》及1945年3月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权条例》等。[6]55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明确规定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边区政府还规定：“无论老户或移民，难民开公荒者，其土地所有权为开垦者所有，3年免收公粮和其他义务，凡开垦私荒者，依照地权条例，3年免交地租，开荒无耕牛，农具种子或缺粮者，政府给予农贷帮助。”[7]185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成为解放区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47年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陕甘宁边区作为老区，经过减租减息、征购土地和开荒，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部分土地。”[8]1277为了保证土改后人民的土地、房屋和财产不受侵犯，1948年9月6日边区政府颁布了《土地房窑证办法》，从法律上规定了广大农民土地、房屋财产所有权。

三、边区政府颁布了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

边区政府极为重视农业，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首先，鉴于边区劳动力的不足，为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除安置移民、难民外，还大力推行农民组织变工互助社。陕甘宁边区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分散和分布不均匀，为了克服劳动力的不足，在抗战前，边区农民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自发形成了一些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它主要是在关系比较好的农家或亲戚之间进行的一种比较流行的劳动互助组织；扎工，是一种集体雇工劳动的形式；唐将班子，主要在陕南，当陕南移民进入关中后多用此形式，主要用于锄地。这些组织形式解决了农民在农业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里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问题。边区政府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整合，成立了以扎工、变工、唐将班子为主要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取消了具有剥削性质的项目，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劳动互助有了新的意义。毛泽东对1943年后边区的劳动力组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及农民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的劳动组织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9]70他说；“把边区的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成为第一次革命，把劳动互助成为第二次改革。”[10]62其次，边区政府积极推广农业科技，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技术。边区农业一向落后，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未改良技术，墨守成规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培养科技人才，加强农业指导，改良农作法，提高农业技术，成为农业发展的前提。鉴于此，“边区政府遂决定设立农业学校，以培养指导人才，并在农业学校内设农事实验厂”[11]337。在1941年3月5日边区政府给全国农业促进会的咨文中再次强调：“边区农具厂，就现有农业,加以研究改良，逐渐使所有民间零散工匠，均能制造优良工具，提高技术，使农业技术之提高能适合民间需要且容易普及全区。”[12]93再次，边区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改良土壤，改良农作法，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及耐旱品种。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边区政府极为重视水利建设，兴修水利。1942年，边区政府发表咨文：“发动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由建设厅负责工程设计指导，政府拨30万元作为水利贷款，以刺激人民投资于水利事业。”“推广植棉15万亩，由政府以29万元作为补助棉农种籽费，以14万元举办棉田施肥，以及2万元作为植棉奖励。”[13]167-169边区政府还多次规定，植棉3年不纳公粮，奖励植棉英雄。牲畜是边区主要的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因此，畜牧业的发展同样受到重视。边区政府多次颁发文件，严禁宰杀母畜，不准母畜出口，改良品种，推广种植牧草，为增加繁殖减少瘟疫，由各级政府负责教育农户加以饲养，改革管理，加强防疫工作，收集有效的防疫方法，编成册子发给牧户。同时，各县选知识青年组织兽医班进行防疫教育，毕业后派往牲畜多的地区，建立防疫设施，鼓励人民大力发展畜牧，政府对牲畜损失过多的农户酌量予以救济。对购买牲畜而缺乏资金的农户，由政府担保向银行或合作社贷款。边区政府还通过举办农业展览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同时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业劳动模范200多人。大会开幕式时有三万多名群众参加了开幕式。首届劳动英雄大会总结和交流了大生产运动的丰富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奖励了劳动英雄，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第三届农工业生产展览会，展出了边区生产总的概况及各个分区的生产成绩。三万多人参观了展览会。11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为劳动英雄举行了招待会，毛泽东出席了招待会，并做了《组织起来》的报告。他号召全边区一切男女老少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群众力量组织成一支劳动力大军。他说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在报告中，毛泽东还批评了“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的错误方针，号召劳动模范回去后不要自满，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通过举办展览会，群众看到了劳动的成果，增加了从事并搞好农业生产的信心和决心。

四、边区政府注重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积极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边区土地贫瘠，风、霜、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还经常性干旱，可以说是“三年小旱，五年大旱”。同时，国民政府从1938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这些都给边区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为严重的时候，甚至到了“我们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14]892面对这种情况,我党没有坐以待毙，克服了“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的强调政府应实施‘仁政’和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的两种错误方针，统一思想，从而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注重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修养民力。边区政府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方针，生产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队实行屯田，其中王震带领的359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典范，部队实现了自给，而且还向国家交粮，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保证边区人民利益，边区政府在根据地废除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先后制定了若干减轻人民负担的法令，如《救国公粮征收法》、《合理负担办法》、《公平负担办法》。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规定征收公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每人全年收入粮食350斤以下的免征，351-500斤的征1%，501-650斤的征2%，651-800斤的征3%，801-950斤的征4%，951-1100斤的征5%，1101-1300斤的征6%，1300以上的征7%，1939年到1940年基本不变。”[15]1481941年为13.6%,1942年为10.67%，1943年为11.25%，1944年为9.14%，1945年为7.80%。[16]257当时农民高兴地说：“交这些公粮不算什么，一家打上十几或几十担粮，过去给地主纳租，将近去掉一半，还有许多苛捐杂税，现在只交上数担或几斗公粮算什么。”[17]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收获或收获很少的农户，确定不能交纳公粮的经政府核实，可以免交公粮。1940年春，拨发急赈细粮990万担，急赈款91135元(法币)。同年夏，边区发生了30年来罕见的水、旱、风、雹灾害，边区政府发动各机关、部队、学校、社团来支援，急筹粮款救济，拨出小米307200斤，法币 91315元作为急赈。1945年，边区再次受到旱灾、雹灾和霜冻等灾害，受灾人口544800 人，政府拨救济粮4000石，水利贷款2000万元，救济棉花2000斤。这些措施帮助受灾地区人民成功渡过难关。

边区政府大力改善边区医疗卫生条件，确保人民的身体健康。边区卫生事业落后，各种流行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尤其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边区政府一方面对群众加强防疫，一方面开设医院，建立制药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经常派医疗队下乡，免费给群众治病。1939年1月，毛泽东把医疗卫生事业列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拨专款用于开展卫生事业。党在延安柳树店创办了医科大学和边区医药学校，并先后招收14期军医学员，培养了近万名医务工作者。同时边区先后举办了各层次的学历教育短期及专题培训班，为医疗队伍充实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有力地提高了边区医疗卫生水平。边区还举办了公助的卫生合作社，并使其逐步遍及农村，使群众大病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边区政府还积极开展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素质。陕甘宁边区是一块文化的荒漠，除绥德、米脂县份国民教育有基础外，其他地区则极为落后。一般的县份一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有的县份(如华池、盐池等)两百人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迷信、赌博、吸食鸦片、不讲卫生者随处可见。边区政府成立后，极为重视群众文化教育。在1940年12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中规定：“儿童8岁至14岁为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11]548对那些儿童已达规定入学年龄而家庭贫苦无力供给入学或已经入学而家庭无力继续供给者，由当地乡、区、县政府调查属实后，酌量予以补助，并对那些已经到达入学年龄而不去上学的家长实施数目不等的罚金。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政府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第十四条明确强调：“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运动，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1946年4月23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人民有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免费的国民教育，免费的高等教育，普施为人农民服务的社会教育。”并重申：“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从速消灭文盲，减少疾病与死亡现象。”[18]21-22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了识字运动，是年冬季开办第一次冬学，以后随着识字组的建立，以小学为中心建立了半日学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到1941年底社会教育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在边区有了广泛的发展。据统计：识字组从1939年到1941年分别为3852、3580、1793组，人数分别为24107、23725、12259人；夜校数从1938到1941年分别为599、535、545、524所，人数分别为8245、8086、8706、7905人；半日校从1938到1941年，学校数分别为236、202、379、393所，人数分别为3994、3223、5833、5990人；冬学的校数从1937到1941年分别为382、728、643、965、655所，人数分别为10337、12824、17750、21689、20919人。此外还有25处民教馆，4处阅览室，5处图书馆，10个歌剧团。边区实行了最为彻底的免费义务教育，从幼稚园到大专专门学院，上学一律不收学费、教育费。在大专院校上学则免费提供衣食住等条件，使边区的人民或来边区的人除汉奸外，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除公办学校外，边区政府还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政府予以具体的指导和多方面帮助，如米脂杨家沟的扶风小学，是一所最大的民办完全小学。除学校教育外，边区政府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普及教育，兴办适合老百姓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各种社会教育，如冬学、识字班剧团、夜校、半日校、群众与生产结合的读报组等，使广大群众都普遍受到教育。边区的文化措施，使边区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彭德怀曾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五、党领导边区人民大力破除封建的陈规陋习

首先，由于延安时期处于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建一个和平民主富强与自由的国家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对各方敌人的疯狂进攻，边区政府为了给边区人民创造一个好环境，党领导各级政府，积极动员人民参战，组织了人民展开了拥军优属的活动，克服了边区固有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偏见，使边区出现了人人争相参军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禁绝鸦片等毒品的运动。1938年6月，中共的机关刊物《群众》发表社论指出：“禁烟，是和抗战一样，我们要把它看做一种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一种全面性、民族性的斗争，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共同努力。”[19]107为此，边区政府结合边区历史和现状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禁烟条例和命令，对那些吸食鸦片的烟民，采取了登记后限期戒绝的办法。政府发给戒烟所戒烟药丸，同时对那些吸食鸦片的烟民进行监督、教育，并使其从事强迫性的生产活动。对于不能按期戒绝的烟民，政府将给以相应的惩处。由于边区政府的权威，法令条规的严正，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上雷厉风行的查禁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到四十年代初，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其他根据地已完全实现禁种，禁吸禁售成绩突出，被称为禁烟模范区。

其次，注重改造社会上的闲散人员，特别是“二流子”的工作。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地，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荒漠。民众90%以上是文盲，落后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这部分人作为社会寄生虫，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边区政府针对此开展了改造“二流子”的运动。边区政府通过话剧、小品、报纸、黑板报等宣传动员、教育感化与帮助的政策，改变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态度，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例如：关中分区八一剧团出演《关中四杰》(以关中四个劳动英雄为题材的剧本)时，白源村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只计划开8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剧中，但把他写的比较好，他看了后回去把计划改为28亩，并说：“再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18]221再如：“在桥镇乡一个二流子听说要上黑板报，跑到编辑委员会请求免登，立誓改邪归正。”到1944年，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4500多个，其中有的还成为英雄，为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定”[20]772。

再次，边区政府开始着手对不合理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改革,积极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1939年4月，边区政府同时颁布了《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由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和童养媳。”《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基本精神与《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完全一致，共分五章。其主要内容有：(1)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2)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及强迫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3)婚姻年龄，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4)男女双方愿意离婚者，得向当地政府请求登记，发给离婚证。[21]253

为保证边区实行优生优育及保护妇女的健康，《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有直接血统关系者，患花柳病、麻风病、神经病、风探病等不治之症，经医生证明者，不得结婚。”第四章第十五条中更是规定：“离婚后，女方未再结婚，因无职业，财产或缺乏劳动力，不能维持生活者，男方须给以帮助，至再婚时止，但最多以三年为限。”[22]223边区根据地还开展了反缠足运动，在1939年8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23]5。在边区政府反复不断的耐心宣传教育下，陕甘宁边区的反缠足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其他各行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各种税收。在抗战初期(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工商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奖励手工业生产，革命前的42种苛捐杂税全部取消，实行统一税制。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业，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18]14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当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外地愿来的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24]768在此方针的指引下，边区对私营商业采取了低税率政策。1943年，边区政府在商业贸易中执行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经营商业，私人商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在原来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石油、纺织、造纸、制革、农具等生产。边区原来只有清朝时期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边区政府成立后，先后建成了难民纺织厂、制药厂、化学厂、造纸厂、制革厂、农具厂、布鞋厂、肥皂厂、木器厂、织袜厂等。到1940年，边区大小工厂已达到72个，虽然初具规模不够完善，但毕竟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七、边区农民政策的回顾与总结

边区政府在执政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1937—1940年，为克服劳动力不足而进行的劳动力整合中，按照苏区的经验及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大规模地以村、乡为单位建立“劳动互助组”，打破了陕北原有的劳动互助组织形式，不为群众接受，导致1940年这项活动的解体，不得不在1941—1945年间再次对边区劳力进行整合。边区实施了一系列开发农畜牧业的政策，但农业垦殖主要以粗放经营为主，沿用了前代历史时期过度垦荒作为增加粮食产量来源的传统农业开发模式。边区政府于1940年6月，专门组织了森林考察团，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大片森林被扫荡一空。粮食的产量主要靠无限制的扩大开垦面积来实现，发展畜牧业且过度放牧，植被遭破坏，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如昔日物产丰富的绥德、米脂地区，很多地方被沙漠吞没。森林和植被的过度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频生，受灾面积有逐渐加大之势；边区为克服劳动力不足而赞成生育，放开政策把结婚年龄规定为男子18岁，女子16，甚至更小，从而造成了早婚早育的传统习惯，时至今日陕北仍普遍存在早婚早育的现象，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各地，这与此前边区的人口政策不无关系。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缺点，如部分商业经营部门经营宗旨和目标不够明确，不够端正，经营管理水平低下。边区的教育发展很快，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教育中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大城市的旧教育体制，办学重质量不重数量或办学重数量忽视质量。片面实施义务教育，甚至在1939年下半年，提出普及教育制、强制教育制，严重违背群众意愿。

但延安时期处于战争时期，就当时的历史环境，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农民的政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我党探索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时期。边区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组织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互助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发展工商业而实施的合作社组织，虽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但它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边区的移民及难民救助为新时期国家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及农村税费的改革提供了借鉴；边区的医疗、教育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为农村在新形势下医疗合作事业的成功推行及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推行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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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23] 陕西省妇联.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