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与学

李　宁， 黄明理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0 引言

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证明：唯物史观是对以往历史观的总结和创新，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它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1]。但是，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和理论上的误解，很多人对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当今思想文化多元并存的状态下，青年大学生“因缺乏历史教育而未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历史观的扭曲已是不争的事实”[2]。因此，在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让青年学生在了解、分析当前社会各种历史观的基础上，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以及它在中国的命运，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给以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1 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性决定了它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基本方法论指导

历史是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因为离当代人很近进而更易受解释者的利益和主观态度的制约，任何有益于对历史的评价都会建立在某种“史实”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所有有“史实”根据的观点都是科学的观点，抓住历史的某些枝节来解读往往就会误读历史。因此，在观点中真实地再现历史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这就是被证明为科学的方法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9。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历史活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3]92。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有机结合的。“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4]732-733。在历史领域里，“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4]24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容作了经典概述，阐述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演替进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把唯物史观称为一种历史哲学，并认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5]。也曾有学者这样概括唯物史观与以往历史观的最大不同：它带来了历史观的“主体性”转向，它将历史的分析对象圈定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性个人；它带来了“日常生活”的转向，它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或“神秘的天意”，寻找“每个时代的范畴”或“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它为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带来了“革命”转向，强调经由主体性自身的“实践”走向“解放”[6]。

唯物史观在中国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广泛传播，经过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论辩，初步形成了中国唯物史观的整体架构，澄清了许多问题，树立了“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运动，为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命运转折奠定了理论基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勇于创造未来的巨大精神力量。总之，唯物史观在史学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基本方法论。

2 以辩证发展的观点对待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科学永远不能通过对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认识的终点。经典作家自己在论述的时候也谈到过对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74。当代历史学家白寿彝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7]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却走上了“教条式”的道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少人打着“唯物史观”的大旗，严重窒息了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和学术创造，以至于现在的不少青年学生一听到坚持唯物史观就视为教条主义的继续。对此，有学者指出：“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马克思的占有。以马克思的思想理论遗产的‘法定’继承人自居，通过‘教科书体系’公开宣示的对马克思的‘合法’占有”，“以某个人或某些个人的思考取消每一个个人的思考的权利，将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教化训练成冷冰冰的、按照给定程序运转的学习/接受机器，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8]“空洞地高喊坚持唯物史观其实是最轻松不过的事情，但这样的所谓‘坚持’对于实际改变唯物史观的地位和状况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恰恰败坏了唯物史观的名声，并在实际上扼杀了唯物史观的生命力”[9]。因此，清除历史上以及现实中仍然存在的不良影响，让唯物史观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3 以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科学态度对待唯物史观以外的其它史观

科学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以“不科学”的罪名把科学以外的一切成分一笔抹杀，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唯科学的态度[10]7。对待唯物史观以外的其它历史观，我们也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认识。比如中国传统史家搜求材料和精微考辨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与唯物史观的一些原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近代以来的一些历史观也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简单给以盖棺定论并不足取。如，有学者认为，“单纯的革命史观，简单的现代化史观，都不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11]。这样的评价有一定道理，尤其是针对那些持“现代化史观”的论者往往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一味否定革命的片面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反击。但是，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历史观都简单划入“不正确”的行列，也会失之偏颇。

历史观的进步是推动历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历史学的进步需要许多条件，其中观念方法的进步有极端重要的影响”[12]。处理好唯物史观和其它史观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该是“观念方法的进步”之应有之义。迈克尔·奥克肖特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创立历史应该如何撰写的某种绝对的标准，并以此来评价他或任何其他的人，但这种观念在我看来不只是有一点专横跋扈而已。一个历史家犯下的大部分过失，特别是如果他是大胆而熟练地犯下的过失，会使他的著作更令人感兴趣，会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历史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名声”，“救救我们，把我们从那种没有过失的历史家那里拯救出来”[13]。奥克肖特的研究思路可能存在某些片面性，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研究思路为历史学研究呈现丰富多彩的一面提供了可能。因此，一个社会中的具体历史观可能是、甚至必然是多样的和多元的。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应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评判当前存在的各种历史观，要有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胸襟，并在多元历史观的对话与交锋中求得共识，扩大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影响力。

4 以翔实的史料和多学科的方法为基础创新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742-743。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些原则背后，涉及的具体内容很多，这都需要后人进行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关于这些原则性问题，经典作家其实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但是人们在认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4]当代也有学者提出“要真正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焕发活力，需要做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这才是真心实意想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做的事”[9]。周兴樑在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中指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个体分析、坚持史学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坚持阶级分析基础上的多维交叉方法，这是我们在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工作中，必须时刻切记和遵循的几条原则。”[15]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除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外，并不反对对于社会历史进行多维度、多层面、多方向、多目标的研究，甚至在确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还必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范围、不同意义上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社会统计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甚至心理分析的方法，等等，而且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另外，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需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努力研究、深入探讨，更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允许进行平等探索和充分说理的学术环境，并积极提倡和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而不是动辄就给各种观点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还应以学生在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中是否感受到一种“心灵的价值，一种美感的价值，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10]212为评价标准。

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脱离人类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它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16]。“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10]3因此，历史是人学，历史的逻辑首先应当是生活的逻辑，是人生的逻辑。

柯林伍德甚至认为，对历史观念或历史精神的把握靠实证或分析的方法不行，必须用“心灵的方法”，这种“心灵的方法”确切说来就是通过想象“在心灵中重演过去”，当然，想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历史学家自己“心灵的全部能力”和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结构之中去重演[17]。历史研究当然应以基本史实为基础，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对历史学家来说，还必须注重人的情感、观念世界和思想历程。“历史学的任务不单单是为事实而事实、为真理而真理，而且它还有其实践的、道德的、功利的、教育的乃至审美的内涵。”[10]208坚持科学的历史观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在历史教育和历史学习中师生共同感受到这种

实践的、道德的、功利的、教育的、审美的等多方面的内涵，这应该是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追求。

因此，作为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师，首先应当具备较高的史学理论素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统畴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在理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运用、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在将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又能让他们从史实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启示和教训，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发挥史学育人的功能。这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才能真正做到融思想性与知识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于一体，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知识传播和德性化育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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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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