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郭庆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 363105)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
——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郭庆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 363105)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浙东学派;文道观;吕祖谦;叶适

一、浙东学派统合文、道的倾向

浙东学派,或曰“浙学”,学术界对其范畴多有歧说。根据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的说法,应包括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姚江学派和黄宗羲、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术。这是广义的说法。其实,“浙学”一词最早是由朱熹提出来的①如云:“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第2967页),所指较为明确,是指发轫于北宋末,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臻于极盛的浙东事功学派,尤以永嘉学派、陈亮永康学派和金华吕学三大学派最为突出。三者的学术风格、学术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大体上表现出谋实效、重实用、求实功的特点。

浙东学者的代表人物如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文道关系的思考中。宋人很少单纯论文,而往往在尊道的前提下论文。随着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文人与儒者在生命情调和文化行为方面分歧愈大,乃形成了“重道”和“重文”的两种路向:苏轼等人论“道”受到庄子的影响,追求一种逍遥自适的洒落境界,他们论文也大体能够尊重文的审美特质。而一些极端的理学家往往本于“道”的本然自足性和性情涵养的本旨,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一概否定。两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势同水火。宋室南渡之后,苏学的“文统”与程氏洛学“道统”仍然严划此疆彼界,洛学的门人弟子为保证道学纯全,维护道学传衍,不断加强“道”的统绪观念以森严门户,②南渡后洛学弟子高自标置,对异学尤其是苏、黄之文学多有警惕和批评。如南宋初的理学名儒杨时批评苏轼诗:“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龟山集》卷十)再如“守师说最醇”的程门弟子尹焞,在担任经筵侍讲期间,发现高宗喜欢读黄庭坚的诗,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黄庭坚如此作诗,不知要何用?”(《伊洛渊源录》卷十一)理学的声势因而骎骎凌驾于文学之上,以致出现了“洛学兴而文字坏”[1](卷四十六,《与游丞相》)的局面。

朱熹作为洛学的后继者和理学宗师,以承担道统自命,他以孟子辟杨、墨的卫道精神,与异学多有论争,“极辩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2](P67,《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他一面肃清异端,捍卫“道统”,坚持涵养用敬的道德反省和德性完善;一面反击苏轼“文统”,对苏文“有悖义理”多有微词。朱熹虽亦好文,但却认为“文”原于道,应彰显道的精神,且是道的自然显现和结果。这种观念仍然是建立在重道轻文的基础上的。儒学之“道”包括德性完善和经世致用内外两个向度,朱熹尤为强调前者,因而对乾、淳时期“浙学”驰骛于外的功利思想和经史之学,怀有极度排斥和警惕的态度。比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虽与朱熹为理学同道,但二人学问路径则存在分歧。祖谦长期研讨天理性命之学,但同时又致力于史学和文学,且尤为推尊司马迁《史记》,便遭到朱熹的批评:“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胡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3](P1555-1556),《与刘子澄》,吕祖谦又精熟科举文法,且于乾道八年至淳熙初年开门授徒,撰辑了《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科举文著作,文风工巧绮丽,亦多次受到朱熹苛责,说“伯恭之弊,尽在于巧”。[4](P2949)

除吕祖谦外,浙东学派中的永嘉学人和陈亮亦致力于史学研讨,从中探求治国经验,注目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开辟,然于“成德之教”略有歉焉:他们无意于构建一个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和缜密的道德实践体系,因此其“道”论与朱熹等正统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乾道八年,永嘉学派的先驱薛季宣在给陈亮的信中阐明自己的“道器论”:“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学上达,惟天知之。”[5](卷二十三,《答陈同甫书》)薛季宣“道在器物”、“道不远物”的说法,取消了“道”的形而上存在,而将之落实到寻常事物之中,认为形而下之“器物”的存在本身即是“道”的显现,即物即真。这一思想在其弟子陈傅良、再传弟子叶适那里都得到很好的继承。陈傅良教导弟子“就事上理会,较着实。若只管去理会这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4](P2896)叶适与陈傅良从游四十余年,深受陈氏“步步着实”思想的影响,亦提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2](P699,《进卷·诗》)“物之所在,道则在焉。”[6](P702,《皇朝文鉴一·四言诗》)

永嘉学派强调的道器合一思想,不但取消了“道”作为世间万事的本源意义,亦否定了“道”对“文”的必然规定,“文”自身的规律和形式亦备受关注。即以薛季宣而言,对程颐的“作文害道”说就很反感。薛氏的朋友何商霖曾寄来诗赋作品征求他的意见,薛季宣在回信中除了鼓励赞扬之词外,还劝商霖在讲道之余可于诗赋“加游息焉”,认为正统理学家坚持刻板的“作文害道”之说,其实并不通晓“一张一弛”的道理。[5](卷二十四,《答何商霖书二》)虽然这仍是“游于艺”的传统文艺观,但相较于正统的理学家,这种“游息”的态度对文学亦是一种解放。受其影响,薛季宣的好友陈亮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也别有心解:“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7](P397,《复吴叔异》)陈亮赋予了这一旧命题新的内涵:“道”,具体体现在人事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历史流程中,而“文以载道”,即以文章表现历史总相和社会动态,突出行道之“人”在历史中的智术和才能,以激励当今,冀有辅时济世之效。陈亮鄙弃以性理之“道”统摄和羁束“文”的观念,而把文学引入了历史和功用的轨辙。

浙东群彦之中,吕祖谦和叶适二人的文道思想最有代表性。吕祖谦年辈较长,且出入经史文章诸领域,学养深厚富赡;叶适是浙东学派的后劲,被南宋乾、淳间人推为吕祖谦之后的文坛盟主。真德秀称“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8](卷三十五,《著作正字二刘公铭跋》)吴子良《筼窗集序》亦称:“宋南渡之文,以吕、叶倡接之者。”之所以将叶适与吕祖谦并称,不仅因为两人卓异的文采藻思,更在于吕、叶两人为统合长期分裂的文、道做出的努力。吴子良《篔窗集序》中论吕祖谦曰: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9](《序》)刘壎《隐居通议》论叶适亦云:“闻之云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10](卷二,《合周程欧苏之裂》)吕祖谦和叶适从儒学立场出发,藉对文道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文章创作,对文学与道学势同泾渭的局面做了一定的矫正和扭转,给乾淳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

二、吕祖谦:重道与好文的纠结

吕祖谦是浙东学派的巨擘,和朱熹又同为南宋理学宗师,二人皆有继往圣开来学、维护“道统”传续的承担精神,对“道”的理解也十分相似。即吕氏亦以“天理”释“道”,“理”被提高到一个弥纶天地、贯通宇宙的地位,如云:“随一事得一名,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11](卷三,《颖考叔争车》)同时,吕祖谦的文学成就亦颇足以跻身大家之列,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东莱集〉提要》所评:“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吕祖谦以学术名家,且在南宋文坛誉望甚隆,因此他的思想表现出调和道学与文学的特点,有时又未免游移。

古语曰:“君子学以致其道。”吕祖谦与朱熹所尊之“道”相同,而实现和维护此“道”之“学”则有所不同。比如,朱、吕对孟子“闲先圣之道”一语的理解就大异其趣。吕祖谦将“闲”理解为“闲习”,而朱熹则以为当解作“闲邪存其诚”之“闲”,即杜绝、排拒之意。[12](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前者对异学是宽容的,后者则严辨邪正畛域,对异学极力诋诃。朱、吕二人都认为“吾道无对”[3](P1411,《答吕伯恭》),但吕祖谦的思路是:只要努力弘扬正道,内修根本,则异端将难与抗衡,“此道光明盛大,则彼之消铄无日矣。”[12](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只要致力于修明仁义,异端思想自然相形见绌。因而吕氏虽竭力维护此“道”,但在学问方法上并不排他。他曾对好友刘子澄说:“吾侪所以不进者,只缘多喜与同臭味者处,殊欠泛观广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渗漏处往往卤莽不见,要须力去此病乃可。”[12](别集卷九,《与刘衡州》)吕氏认为不同的学术思想之间可以沟通和互补,而不应拘守门户,互相攻讦。

吕祖谦思想较为博杂,体现于文道观,也表现为重道和好文纠结于一身。他在《易说》中指出:“大凡有本则有文。夫人之须不离于颐颔,文生于本,无本之文则不足贵。”[13](卷一,《易说上·贲·六二》)又云:“盖文之极,须当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为人所重。”[13](卷一,《易说上·贲·九三》)认为作家德行的优劣决定着作品的格调和品位,为保证文章思想格调的纯正,作者必以修“德”为先,而其关键在于修“心”。吕祖谦说:“自三代以后至春秋间,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学不讲,故言语无力,不能动人。大率要得言语动人,须是自里面做工夫出来。”[14](卷四)自里面做功夫,便是反求诸心,向内做治心养性的诚、敬功夫,这是典型的道德本位的理学文艺观。体现于文学创作,便是要“修辞立其诚”。吕祖谦对出自《易·乾·文言》的这一著名命题解释说:所谓修辞立其诚,立之一字,学者最当看。人之于道须当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则迁转流徙,必为事物所夺,必不能存其诚。此辞之所发,所以贵立其诚,而使之内外一体,然后可以居业也。[13](卷一,《易说上·乾·九三》)

关于“修辞立其诚”,《周易注疏》等经典著作中的解释,都将“外修文教”和“内敦诚实”理解为并列关系;程颐则以为“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15](P2)理解为前因、后果的关系,追求的是心体的至真、至善和明达,完全否定了文辞的独立意义。而吕祖谦所理解的因果关系则与程颐恰恰相反,上面一段话的意思是:以诚敬修身,乃是为文的道德前提。即,人作为语言文字的表达者应该真诚无妄,不为物欲所迁流,立定大本之后,乃可以作文。虽然吕氏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作了限制,但较之程颐,仍为文学留出了一线之地。

另外,吕祖谦并不刻意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意义,他认为,作为道学学者,自然要内修吾道,使光明纯粹;而同时亦应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吕祖谦本人即慕好苏氏古文,认为苏文巨大的艺术魅力仍值得后人研摹和涵泳。吕氏编选有《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且有《古文关键》和著名的《宋文鉴》两部文章选本,所选文章皆以苏轼的作品为最多,对推进苏轼文章在南渡后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又引起了卫道宗师朱熹的不满。朱熹视洒脱率性的苏学为“杂学”,批评吕祖谦“护苏氏尤力”,[3](卷三十九,《答范伯崇》)希望将身为“此道中人”的吕祖谦拉回正统理学的轨道。吕氏复信云:“某氏(即苏轼)之于吾道非杨、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与之辩。”[12](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即苏轼之文和理学之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在朱熹看来,这便是道外有文、文道可以并列了。朱熹认为“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法则和总根源,文自然也不例外,亦是由“道”派生出来的,“道”对文具有终极的决定意义。故此,“文从道中流出”、“文即是道”在朱熹那里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朱熹对苏轼性命之学一向抱有警惕和排拒态度,认为苏文与其偏颇的性命思想相表里:“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3](P1413,《答吕伯恭》)苏学不正,其文亦是害“道”之文,与“道”不能两立。

可见,对“苏学”的不同定性,是朱、吕此次分歧之所在。若从深层寻找原因,则又要归结为两人“道”之醇与博的差异。朱熹的“道”和“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内涵丰富而玄奥,世间万事都可以纳入其中,而在“道”的层面上会归于一;吕祖谦很少论形而上的“道”,而且由于他兼采众说,实际上很难将各种思想以儒家之“道”提挈和统摄,“道”的本体地位其实是被架空了。这在吕氏那里常常表现为体、用的分离,他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能像朱熹那么圆通。在他思想中,文章、史学等形而下者往往获得独立的地位,道和文可以并列,亦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三、叶适:“回向三代”的复古文道观

作为南宋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对文统和道统的分裂看得更为清楚。他认为早在韩愈、欧阳修那里,文、道就出现了偏向,而未能并臻双美:“韩、欧虽挈之于古,然而益趋于文也。……程、张虽订之于理,然而未几于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后,节目最大,余所甚疑。”[2](P200,《栎斋藏书记》)韩愈、欧阳修虽兼祧复兴古道与振起衰文之重任,却在辞章方面下了太多的工夫,文人气太重;张载、程颐的性理之学虽一洗汉代以来繁琐饤饾的章句之学,但过分关注心性,轻弃了闻见之知,并以此反对文章之学,也有失于偏颇。由于文学家和道学家逐渐各执一端,才有后来“文统”和“道统”的分流与纷争不已。

仰溯往古,叶适认为“文”和“道”的最高标准是三代,三代礼文实即“王道”的体现,也是“文”、“道”统一的典范。他多处赞扬三代文、道精神的契合,如:

道之显者谓之文。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6](P333,《汉书三》)

三代时,人主至公侯卿大夫皆得为之。其文则必皆知道德之实而后着见于行事,乃出治之本,经国之要也。[6](P711,《吕氏文鉴二》)

与程、朱所标榜的“道”指向人先验的道德属性不同,叶适这里所强调的“道”乃是开物成务的“治”道——这是儒学的真精神所在;他所说的“文”则为三代的典谟之篇和礼乐仪制。但是,世道陵夷,文运衰颓,在战国以后,三代以来气象宏博、开物成务的“治道”精神丧失,道统断灭,“文”没有了归宿,作家致力于词藻之末,而情感放逸,“华忘实,巧伤正,荡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6](P695,《皇朝文鉴一》)内容愈空洞,就愈要藉华丽浮靡之词以掩饰,文风越来越背离了三代文治的纯正宏雅。因此,“文”只有回归于理想“治道”的根本上来,才能臻于声明文物汲汲称盛的三代理想。

主张“文”回向三代,是一种典型的复古文学思想,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地模仿远古典诰训谟等文体,使文字晦涩难懂。在叶适看来,“道”是具体的、动态的,每一时代都有其鲜活的内容,文学则应该是此“道”的具体显现。所以,文学的回向三代,实际是强调文字应当像三代一样合于“治道”,必有关于教化,发挥以文辅政的功能。他说:“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2](P607,《赠薛子长》)鉴于此旨,叶适要求文章的写作应当事辞相称、文质相副,尤其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密切关注现实。最能体现此意的,是叶适对内容空洞的“词科”的批评,因为词科考试大多用骈俪体,应举的士子在辞章方面争奇斗巧,和实用的精神正相背驰。叶适说:“朝廷诏告典册之文,当使典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2](P803,《外稿·宏词》)文章应当内容充实,显示作者的经世眼光和才略,是叶适对作文的普遍要求。他的政论文如此,其文学性最强的十几篇记体散文作品亦不例外。如《醉乐亭记》模仿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章法和命意,对永嘉的林壑之美和嬉游之盛做了诗性的描写,而这只是全文的铺垫,叶适没有停留在诗酒吟赏的逸趣中,其主意乃在赞扬永嘉郡守孙公善治政事,“防民之轶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德。”[2](P151)体现的是叶适对民生和政事的深切关怀。这类文章流畅典雅,自然清新,但文中的议论往往会透露出他的经世之志。其再传弟子吴子良评之曰:“自古文字,如韩欧苏,犹间有无益之言,如说酒、说妇人,或谐谑之类,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庄重。”[16](卷二,《水心文不为无益之语》)

叶适的文道思想在两宋都具有代表性,从思想史上来看,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等前辈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在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北宋初中期,经世致用的文道观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指出:“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17](卷六十六)欧阳修之“文与道俱”,其“道”更多地存在于政教事务之中;相应地,文应该“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内容充实且有补于世用。除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受知于欧阳修的作家,在这一点上颇能同其声调。比如王安石指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18](P62,《与祖择之书》)“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18](P45,《上人书》)这种着眼于政教的文学工具论,将欧阳修切于世务的文学思想进一步夸大,以至于忽略了文的艺术价值,也难免遏制了作家的情性。

熙宁变法之后,士人对由于改革者德性败坏而导致的变法流产作了深入反思,经世致用思潮也因此渐渐淡退,而向内的德性反省之学乃有了更大的吸引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随着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的兴起,出现了“文”和“道”的分裂,这表现在以苏轼为代表的“文统”和程学所确立的“道统”的对峙。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开始失落,直到南宋永嘉学派才大大发扬了这一文道传统:陈傅良、叶适以实用主义的史学精神向上古寻找治国方略,意在为当下政治提供原始经典的借鉴。叶适所拈出的“道”乃是维系社会礼乐政刑之“治道”,他所谓“文”亦是文化秩序,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其文道观也是这一思想的表现。

四、文、道的疏离与矛盾

综上,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其文道观念是对程氏“道统”和苏轼“文统”的兼容,但不免博杂难通;永嘉学者叶适的文道思想则与长期中断的欧、王等人经世致用的文道观遥相承接,且上追文道合一的三代,流露出浓厚的崇古色彩。不同的是,吕祖谦立足于理学而又尊崇苏轼,认为苏文与道并行不悖,乃是出于思想之博杂,并非完全出于自觉;叶适将三代奉为文道统的楷模,则是对当下文运衰颓、文无所本的自觉驳正。

浙东学人统合文道的努力,对理学家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给南宋文坛尤其是散文界注入了鲜活的生机。而从他们所作来看,其政论文、史论文广为士人所传诵,其情采辞气以高蹈之姿,对当时的文坛尤其是科举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宗羲《沈昭子耿岩草序》中对浙东之文推崇备至,称吕祖谦文有“《史》、《汉》之精神”,陈傅良、唐仲友文为“学海之川流”,叶适文为“微言大义之散殊”,宗叶适之文者“以秀峻为揣摩”,[19](序类)大体描画出了浙东学者为文的特点。

但是,浙东学者并非一意坚持“文统”的古文家,他们伦理本位或事功本位的儒学道论难免使“文”受到疏离和损害。比如,吕祖谦虽然有较高的文学天分,但其思想博杂而未能通贯,长期游移于文、道之间,难免倚轻倚重。特别是受到朱熹、张栻等同道的多次劝诫后,吕祖谦的文学事业乃中途易辙。张栻曾对吕祖谦的好文深表不满:“渠(吕)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20](卷24,《答朱元晦》)朱熹也认为,吕祖谦孜孜矻矻于举子业和古文文法,是心性搅扰、治学不力的迹象。故而在给祖谦的信中委婉地指出:“为举子辈抄录文字,流传太多。稽其所敝,似亦有可议者。自此恐亦当少讱其出也。”[3](P1424,《答吕伯恭》)意图是劝吕祖谦放弃对文章之学的孜孜以求,收束身心,回到道学事业上来。对朱熹苦口婆心的劝诫,吕祖谦的回书非常谦恭,且深表愧悔之意:“今思稽其所敝,诚为至论,此等文字,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拈出,非特讱其出而已也。”[12](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吕祖谦此言并非搪塞之语,他淳熙元年之后便再也没有过教授举子业之事。淳熙元年他给挚友陈亮的信中便提到:“今年缘绝口不说时文,门前绝少人迹。”[12](别集卷十,《与陈同甫》)也印证了吕祖谦的悔过是见诸行动的。

对吕祖谦而言,修德治性的圣贤事业乃是最根本的,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虽然他禀有超群的文学天分,且热心于文事,但文学在他的生命中只能居于第二位。朱熹的劝诫其实颇能契合和唤起吕祖谦的生命价值理想,使他专心一意地去做一个道学夫子。①关长龙先生以为:“考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其患疾在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而解职则在其后,是其真正的觉道盖已在晚年矣。”(P371,《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甚确。综观吕祖谦一生,他早年思想的博杂未粹,恰为他留意文事辟出了空间: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诗,除了少数年代不详者之外,绝大部分作于淳熙五年之前,而数量上占主体的写景诗则更早作于绍兴年间居福州、信州、杭州之时,以及乾道间在明招独居无聊时;淳熙元年八月自金华游会稽,吕祖谦有记游的《入越录》,写来层次错落,涉笔成趣,而文风清新映发,是难得的游记佳作[12](卷15);而此后祖谦便很少从事文学写作。淳熙五年他卧病请祠在家,几乎不再写诗。由此看来,晚年的吕祖谦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和圆通,与此同时也疏远了文章华藻。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人所拈出的文道观,更带有儒家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从经世思想出发对“文”的肯定,还是文学工具论的论调,是以牺牲“文”的审美特质为代价的。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向往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更表现出复古的倾向和向“泛文学”的复归。因为,三代之“文”更多的是指礼文仪法,或典谟制诰,这毕竟只是文学的原初模态,还没有自觉的审美追求,距离后世成熟的文学太远。虽然在陈傅良、叶适那里,没有了正统理学家本于性理思想对文学的排斥,而且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又使得文学落入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桎梏。

总之,南宋浙东学派既是思想史上卓异的学派,也是南宋重要的散文流派,相对于南宋以天理凌驾于文学之上的理学家而言,其文道观对文学是一种解放;但在他们那里,文学或最终被疏离于道德,或被附庸于功利,文学精神与成德之“教”、事功之“治”之间的复杂矛盾表现得最为突出。对此我们应有恰当的认识。

[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2]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961.

[3]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薛季宣.浪语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6]叶适.习学记言[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陈亮.陈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M]//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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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壎.隐居通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1]吕祖谦.东莱博议[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

[12]吕祖谦.东莱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3]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4]吕祖谦.左氏传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5]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

[16]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排印本,1992.

[1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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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栻.南轩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On the Thought of Zhedong-school’s Taoism and L iterature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GUO Qing-cai
(School of Literature,Tan Kah Kee College of Xiamen University,Zhangzhou 363105,China)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the Zhedong-school includes the rep resentativesof Lv Zuqian,Yongjia School and Chen Liang.The difference betw een Zhu Xi and Lv Zuqian,Yongjia School and Chen Liang manifested the divergence of p rofoundness and conciseness,void and p ractice,suspension and continuation respectively.A s far as the concep tion betw een literature and Taoism is concerned,Lv Zuqian attached impo rtance both to cultivating one’s virtue and Su Shi’s literature,w hile Chen Fuliang and Ye Shi regarded“Three Dynasties”as ideality of government,unity of literature and Taoism,and claimed that articles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reality and benefit humanity.Most Zhedong scholars w ere also famousw riters,and their utilitarianism that exhibited obviously in their essays commenting on histo ry em bodied their fine quality bo th in literature and scholarship.

Zhedong-school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the concep 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aoism;unification;utilitarianism

B244.92

A

1009-1734(2011)03-0020-06

2010-10-18

郭庆财,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陈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