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张雪瑞

(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0)

试论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张雪瑞

(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内蒙古包头 014030)

中国的乾坤生成观决定了“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对“天人合一”观所进行的生态伦理思想的阐述和完善,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基础。认真解读儒家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反想我们所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在人类文明建设的征途上走得更为平坦和顺畅。

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的源起可追溯到英国人罗宾·克拉克倡导的一种技术运动——“替代技术论”,即以确保衣食住行为大前提,不产生公害和浪费。这是针对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建设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问题提出的。然而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其内在的运行规律,中国式的农耕文明必然要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带领下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西方工业文明获得的巨大财富,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引领地位,大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追随着西方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的脚步,使得“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也集中得以体现。……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1]以求从人类文明的源头探索出摆脱当下困境的途径。在我国农业文明全面进入工业文明建设的时代,如何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摆脱现有的生存困境,使现有的文明建设能更好地顺应人类生存、生活的需求,回过头来,认真解读儒家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反思我们所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在人类文明建设的征途上走得更为平坦和顺畅。

一、对儒家“天人合一”观的解读

儒家的“天人合一”,主张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但其整体意义上的生态观十分鲜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是孔子对自然界生命意义的肯定,对天之可则、人与自然可则的肯定,这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多种形式,其中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

其一,人性与天性相通说。人性与天性相通说,即认为人性与天性是能够沟通的。孟子认为,人的知识、才能,特别是善性来自于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下》)又说:“近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人之心、性与天是相通的,人性体现了天性。发挥人心的能动性感知天心,以人心之至诚合于天心,就能把人的全部融入宇宙之中,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庸》进一步用“诚”将性与天联系起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样,“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正因为人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相通,人与天地万物才有共同性、可比性,人爱物、养物、保物、用物才有了依据。[2]

其二,人性与天性同本性说。人性与天性同本性说,即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气是世界的根源,宇宙间万物皆衍生于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人与万物均是气化流行的结果,气是人与万物共同的最为基本的物质元素。宋儒张载据此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第十七上》)以天地为父母,视天地间万事万物皆为一体,同为一性,不仅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而且所有事物都是自己的朋友。人是天地所生,是天地中的意愿,人也要把天地放在自己的心中,与大地上的万物确立一种相与互友之道。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爱主义,将仁爱由人推广到生物与无生物。这样,人就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亦从中得到最高的幸福,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感受。

其三,人性与天性相类说。人性与天性相类说,即谓人的身体结构、性情、德性与天地万物相类同。董仲舒认为,人是天派生的,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什么?孔子说:“唯天为大”,“天”是最高存在。这里的“天”,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是人和万物共存其中的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的人与天有着类似的结构,如“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受命于天,本质上是天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超然异于万物,最为天下贵。

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把“生生”视为“天地之大德”,把“爱物”、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看作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并以此作为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准则。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爱万物”的主张,他要求把“仁”、“爱人”这些人际道德原则由人扩展到自然界万事万物中去,以此来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儒家提倡“仁民爱物”,那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如何贯彻与施行“爱物”的行为规范的呢?

其一,“取物不尽物”。孔子的“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3]孟子的“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孟子·粱惠王上》),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效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的“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都是“取物不尽物”行为规范的体现。《礼记·月令》篇在孟、荀思想的基础上,规定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天子不合围,诸候不掩群”,[4]要求天子诸侯打猎时不要杀伤过多,以免灭绝宇宙生灵。这一切都是儒家“取物不尽物”的行为规范在生态环保中的具体体现。儒家极力反对因人类对动植物生态资源的掠夺而造成的动植物灭绝,主张保护生物的持续发展。

其二,“取物以顺时”。儒家认为,要想做到“爱物”,人就必须“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孔子十分热爱生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论语·乡党》)。“不时,不食”是指瓜果还未成熟,动物、鱼虾还未长大,都不能吃。孟子根据动植物依“时”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粱惠王上》)。孟子在这里描绘了一幅“谷物——时——食谷”、“林木 ——时 ——胜用”、“畜 ——时 ——食肉”、“田 ——时 ——无饥”的良性的生态循环的画面。荀子进一步发挥孔、孟的生态思想,“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荀子·王制》)“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逆时、违时、失时、夺时,都不仅不能达到无饥、食肉、衣帛、胜用,而且还会遭到自然的惩罚。从制度层面,荀子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取物以顺时”的“爱物”观点。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产卵)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绍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总之,对于儒家来说,“爱物”本身不是唯一目标,其主旨在于通过保护自然资源,而使经济生活得到可持续发展,民众安居乐业。这一根本精神表明,儒家的爱生与佛教的不杀生有着根本的差别。在佛家,杀生属根本大戒,五戒之首,不但“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而且还要茹素。就是说,不杀生是绝对的,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个人的身心修养。而儒家则立足于现实社会,主张有条件地杀生。其关注生命与生态问题,服从于对人的关怀与对社会的负责。应该说,儒家的“爱物”,主张“取物”既要理性地满足人的欲求,维护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又不能损害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其生态伦理行为的根本目标,就是在人的需求与自然资源之间求得平衡。

二、儒家“天人合一”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文明。表现在物质层次上,它要求摒弃掠夺自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习自然界的智慧,创造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能源形式,保证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表现在精神层次上,它要求摒弃对抗自然的文化,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精神,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表现在制度层次上,它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改变传统社会不具有自觉的保护环境却有自发的破坏环境的机制的性质,按照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的伙伴共同体,从而使环境保护制度化。[6]有位逝者说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人类构建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为的是更好地使“人”像样地延续生存下去。人来自于大自然,所以永远跳不出“自然”这个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当利润极大化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核心机制时,所谓的文明必然要沦化为弱肉强食的文明。人类在这种文明战争中,动物性的一面必然大大提升,人化的一面必然大大削减,而其何以为人的本然使命自然被忽略掉,最终必然会打破自己赖以生存的生命摇篮——生物圈的生态平衡,趋于自身的毁灭。这如同《大学》中所说的:“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是个一以贯之的道理。中国儒家文化所构建的“天人合一”观,不但为中华民族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基石,更是廓清了人之为人和人在自然中的职分。[6]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人性的重塑和回归必然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它至少应该包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人类的实践一方面在改造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离不开自然所能给予的限度;环境问题的解决、生态文明的建设最终都依赖于人类自身的实践和认识等要点。[7]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揽全局的理论体系,在统筹人与自然的具体领域内,要求坚持以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前提和立场,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

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就是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关系,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注重环境友好,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转变为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格局;产业结构由低水平重复严重、服务业落后、高端产业竞争力较差的格局,转变为技术含量较高、服务业比较发达、整体竞争力较强的格局;城乡关系由城乡互动不畅、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格局,转变为城乡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统筹发展的格局。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8]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

(三)以生态伦理指引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

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总是以新的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工业文明关系的论述,已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生态伦理是在批判地反思工业文明及其弊端的过程中诞生的,其作用和意义不在于消极地否定工业文明,而在于在批判的过程中,寻找克服工业文明弊端的方法,探索新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途径。可以说,没有生态伦理,没有对于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伦理思考,人们就不可能提出、更不可能追求生态文明。生态学虽然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各种自然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关系,但是,生态学所描述的仅仅是它们之间的事实关系,所揭示的也仅限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以及人们应当怎样行动的要求。应然的关系和应当的价值要求,是人类伦理思考的结果,尽管这种思考离不开科学和事实的前提。[8]

传统工业文明重物质而轻精神,重个人而轻社会,重人类而轻自然,重科学而轻人文,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工业文明的弊端正是源于自身的这种片面性。唯有以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转变人们的思维模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人类才有望走出工业文明的迷途,创建自然、社会与人和谐、持续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

[1]潘岳.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EB/OL].[2009-01-05].http://www.westtimes.com.

[2]徐嘉.生态伦理的儒家样态[J].东南大学学报,2004(5).

[3]清·归庄.归庄集(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想政治课教学》编辑部.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的文明[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0(1).

[6]祁丽华,王展旭,周晓梅.试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9(3).

[7]汪春翔,彭坚,杨磊.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6).

[8]程秀波.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J].中州学刊,2003(4).

The View of“Un ity of Nature and Human”in pre-Qin Confucian ism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ZHANG Xue-rui
(School of Politics&Law,Baotou Teachers College,Baotou 014030,China)

China’s universal outlook determines that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 is the core of Chinese culture.The elabo ration and imp rovement of such a view by Confucius constitute the ethic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 scientism method of Western culture stimulates Confucian culture to genera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fucius;unity of nature and human;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82-058

A

1009-1734(2011)03-0060-04

2010-12-20

张雪瑞,讲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