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桷小品文的东坡风味

李 新 宇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论袁桷小品文的东坡风味

李 新 宇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袁桷是元代中期诗文兼擅的作家，他的篇幅短小、形式多样、活泼别致的小品文颇具东坡遗韵。其作文取法苏轼具体表现在景物描写的诗情与理趣、人物描写的情真与细腻、艺术技巧的学习与借鉴等三个方面。袁桷小品文中东坡风味或可看作是“苏学盛于北”的延伸与发展。

袁桷；苏轼；小品文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另字养直，号清容居士、见一居士，庆元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曾求学于王应麟、戴表元、胡三省等大儒。年二十余，宪府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元成宗大德初，阎复、程文海、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进《郊祀十议》，升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历修撰、待制，除集贤直学士，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迁翰林侍讲。泰定帝泰定初辞归。著有《清容居士集》50卷，《延祐四明志》20卷，《易说》、《春秋说》若干卷。

袁桷是元代中期诗文兼擅的作家，但他生逢承平之时，身为辞章重臣，所作文章大多是奉敕编撰的朝廷制册，故而多数作品缺乏文学性，而真正能够代表袁桷文学成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形式多样、活泼别致的小品文，其中佳作颇具东坡遗韵。袁家与苏轼交往深厚，袁桷祖辈袁毂是北宋仁宗嘉祐间进士，曾经应试开封为举首，当时苏轼为之亚，其后二人相得益欢，酬唱篇什甚富。袁桷以此为荣，所作《先大夫行述》特意详细提及此事。袁桷文章中也时常流露出对苏轼的崇仰之情，如《书东坡寄真隐诗》、《书东坡凉热偈》、《跋东坡黄州谢表》、《跋姚子敬所藏东坡书飞白记》、《东坡玉堂制草》、《题东坡岭表书归去来辞赠卓契顺道者》、《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等，从篇题即可看出对苏轼的推重。而在素日作诗论文中，袁文中提到苏子之处更是不胜枚举。这种敬佩之情是全方位的，从人生哲学到文学艺术一以贯之。首先，袁桷同情苏轼屡遭贬谪的际遇，进而对迫害苏轼的政敌深恶痛绝。《跋东坡黄州谢表》中说：“余尝读《岭海谢表》，有云：‘人皆相传其已死，臣亦自厌其余生。’言至于此，章、蔡之罪可胜数哉！”[1]其次，袁桷佩服苏轼身处逆境乐观畅达的精神。《书杜东洲诗集后》有云：“苏文忠自渡岭海以后，诗律大变。盖其精神气概，逢海若而不慑；喷薄变化，迎受之而莫辞。昔之善赋咏者，必穷涉历之远。至于空岩隠士，其所讽拟，不过空林古涧，语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广耳目之奇，写胸臆之伟哉！”[2]再次，令袁桷更为赞不绝口的是苏轼创作的那些经典的小品文，如《藏院记》、《鱼魫冠颂》、《凉热偈》都被袁桷誉为“落笔惊坐”之作。在《书东坡凉热偈》一文中，袁桷还对苏轼文章的总体风格作过经典的概括，称其为：“公文如万斛泉，风至水涌，凤翔祈文，与训诰相表里，则房融文体，一规近之，如洗金以盐，濯锦以鱼，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丧之域。岭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遗墨，清风泠然。”[3]那么，袁桷小品文中的东坡风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景物描写的诗情与理趣

苏轼常常以文为诗，突破诗文的界限，如《记承天寺夜游》用诗的语言，极为简洁鲜明而又仿佛极不经意地渲染出一种情调或一片心境，坦率地表现文人落拓不羁、随缘自适的个性。这一点对袁桷影响较深，袁桷一些描写景物的短制，亦如苏轼小品文一样，富于诗的意境。如《题赤壁图》即是文字精简、情景交融、饶有诗意的作品：

空濛寒江，望断壁如日色。羁臣谪子作凄然怀土语，似伤正气。余尝读《囚山》诸赋，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欤？览此长卷，益知东坡翁百折不挠，非景物可动，为之一噱。[4]

开篇仅用十字，就营造出一个寒江落日的凄凉景象，炼字炼意，诗画交横。在观览“赤壁图”时，袁桷想起被贬官的柳宗元和苏轼。作者为前贤命运叹惋，更进入哲学的思考。最终，东坡翁百折不挠、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励他跳出眼前的图景，笑对人生。全文只有63个字，却于微景中阐深谊、浅色里调浓情，清淡含远，朴素自然，凝神品味，触目而得。品读此文时，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东坡《书临皋亭》、《题凤翔东院右丞画壁》等精美的随笔小品，这些作品也都诗意地表现出对自然景物赏会和对人生哲理领悟的融合。

苏轼的亭台堂阁记中有许多精品，袁桷着意学习苏子的写作方法，即不只是对景物作客观、静态的记述，而且突出强烈的主观感受，或释放自我意识、或表露心态情绪，不被所记之物掩抑。如《野月观记》并不从“观”落笔，而是首先探讨道教二派“养生”之不同：全真教主张修身，以吃苦耐劳为根本；东汉云牙子魏伯阳主张修寿，以服丹成仙为目的。然后记叙赵与庆学北派全真之道，于大德、至大间筑野月观，这才转入正题写野月观坐落于幽静的黄岩委羽山西北，结构为“八牖四房，两翼三楹”。显然，野月观是修道的好去处。以上的表述都是铺垫，目的是在结尾之处点出作者的慕道之心。《梅亭记》写广信(今江西上饶)弋阳陈德父筑造梅亭，先写广信地区“山水之秀甲诸郡”，“万山交牙，四顾罗剑戟。其气蜿蜒磅礴，为丹碧玉石。长溪贯其中，凝膏溢蓝，愈积愈完”。在奇美景色滋润下，形成这一地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的民俗，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主题，突出自然环境所孕育出的“言文学道德者为儒宗，治政事者为吏师”的人文环境。而后简略描写弋阳山“寒泉苍岩，百里一色”的景色，重点是颂扬陈家“诵声满户，而樽斝在牖”的儒学风气，最后引出哲理议论：“天地之理，啬者丰之，始周流于六虚，其暗也实明，其辟也实阖。昔之澹然而无营者，德之基也。养之于其身，而施之于其后，充以引之，吾知其孝谨于家者日益广，爵禄于朝者日益侈。视斯亭之手植，丰融婆娑，连理而并实，阴阳之生物，其不出于是明矣。”[5]《东山精舍记》写在儒道浸坏时代隐士的悠闲自得。在简洁的叙述中，一位高人隐士的写意生活历历在目，显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理性、雅正的风格，由此可见，袁桷文接受和发展了苏轼文理相融的风格特征。邓绍基《元代文学史》说元人“继承了理学与文章‘融会’的观点，进一步提出理学、古文合一的主张”[6]，邓氏对整个元文的评价，在袁桷的小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二、人物描写的情真与细腻

苏轼擅长写人物，尤其是人物之间的真挚感情。东坡与其妻王弗情深意重，词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流传千古，散文名篇《亡妻王氏墓志铭》也精心选取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深闺妇女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超人，打破碑铭文先介绍死者生平、先祖苗裔，再将其政事、文章、道德略述一番，然后记录死者何时谢世，葬于何地，最后系以铭文的定式。另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从大处落墨，点明欧阳修生平功绩和离世所造成的损失，选取五个阶段，说明欧阳修的存亡关系到国家人民的治乱祸福。全文情韵幽咽，凄恻感人。袁桷《戴先生墓志铭》与苏文异曲同工，袁桷曾求学于戴表元，文章中充分表现出师生间的深情厚谊。其中谈到袁桷取法戴氏“清深整雅，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的文风，得其刚健劲质之美，而无其直泻怒奔之失。文风的模仿和突破乃是建立在对老师崇敬之情的基础上的。袁桷《翰林学士承旨赠大司徒鲁国王文肃公墓志铭》传承苏子碑铭文的特点，在庄严肃穆中蕴藏绵绵深情。文中选取王构长于辞令、保护礼器、政绩斐然、奖掖后进、学养深厚等最能突显其功绩的典型事例朴实叙述，既反映出对死者的深细了解，又体现出剪裁的功夫。袁桷的赠序多为亲朋挚友所作，也是以“情真”取胜，如《送邓善之应聘序》先从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出发，表明对奉迎拍马之士的反感，对退静守道之士的赞美。接着，回顾与邓善之志同道合的友谊，继而叮咛对方一如既往，守身不辱，秉义怀仁。结尾处“密而告之”的细节，对友人的拳拳深情溢于言表。《送吴成季归省序》开门见山直言“视成季有三愧焉”。他觉得自己缺乏吴成季身处下僚而能倾心典籍的平和心态，“不虚美”、“不隐恶”的直谏性格，惦念父母的孝顺之心，所以立志以吴氏为人生楷模。此文乃临别之际向友人倾吐心声之作，字字恳切，感人肺腑。

袁桷也继承了苏文描摹人物生动传神风格，如《陈士直墓志铭》描叙陈士直的形貌及其成长过程：

其季绀顶斑襦，眉目刻成，烨然碧光流几席。稍长，群诸生，诵声琅圆，端默绝外嗜。又十年，贵白甫居徙江浒，复入城侨馆，则季已加冠，字曰士直。神益完，貌益整，肃客侍立无倚怠，退具醪茗，动中周折，不复俟指顾。间从士直坐书室，铅黄森错，卷帙整束。[7]

文中选取陈士直的三个成长阶段：幼年时，红黑面庞，衣着鲜丽，眉宇间透露出英气，宛然一幅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少年时，勤奋好学，读书声婉转流利，如金石相撞，且端正庄重、心无旁骛；成年后，待人接物周洽，依礼进退，终成大器。文笔简洁利落，用“稍长”、“又十年”等短句过渡，突显岁月如梭，省去不必要的累述；用“群诸生”、“神益完”、“貌益整”等三字句勾勒陈士直的超凡脱俗；用“退具醪茗”、“动中周折”、“铅黄森错”、“卷帙整束”等整齐有力的四字句突出其老成持重。根据内容选择句式，在三言、四言中又夹以杂言，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

三、艺术技巧的学习与借鉴

艺术上的学习和借鉴，首先导源于精神气质的融通。苏轼少习《庄子》，平生倾慕贾谊、陆贽，政治上虽然从儒家思想出发，斥老庄为异端，然而在生活态度上，特别是处于政治生活低谷中，仍追求一种随缘自适的闲适心态，在作于被贬黄州、惠州的一些笔记小品中，尤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释老禅悦、心斋情趣的审美取向。袁桷在思想上追随苏轼，也有慕道情结，如《书谢道士归洞庭诗卷后》中徐徐道来的养生真谛与东坡旷放之韵味一脉相承，而且文章颇得苏轼自然清旷之神韵。袁桷同苏轼的艺术见解也往往相同，如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论述文学艺术发展成熟的渐善渐全过程，从历史角度着眼赞扬吴道子的作品，用形象而准确的语言，具体论述吴道子画技高超。袁桷也有一篇《题李龙眠十六罗汉像》褒扬李龙眠对吴道子画法的学习与创新，正符合苏文中对吴道子的评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这句话也准确地概括出袁桷对苏轼小品文的继承与突破。

袁桷借鉴苏轼成功的艺术经验表现在多方面。苏轼的亭台堂阁记，常常打破一般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格局，三种表现方法按主题展开的需要各极其妙、错杂使用，变化莫测，如其代表作《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袁桷也深谙此道，《鄞县小溪巡检司记》描写鄞县小溪的景色：“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贯其中。群溪毕会，水清泠如明镜，岩峦拥秀，千篙竞发，碧瓦朱甍，翚耸鳞比，望之如神仙居。”[8]由远及近，层层推进，状景如画，引人入胜。然后介绍鄞县小溪的地理位置、沿革得名。为了强调此地人文环境，又列举曾旅居于此的先贤，进而回忆立巡检司的经过，使这一自然景色增添了道德礼义的人文色彩。文章不仅学习苏轼将叙述、描写、议论穿插运用，变化灵活，甚至模仿《喜雨亭记》的章法结构，在文中穿插对话并以歌诀收尾，在同一篇文章中捏合苏文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

在典型事件中用细节去塑造典型人物是苏轼的专长，如《方子山传》运用对比的手法，别出心裁地塑造出一位尚未去世的传主。袁桷的某些传记文同样撇开对传主生平的介绍，只抓住几个细节来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笔墨简省而形象生动，达到较高的文字功力。如《孙孝子传》：

其丧父也，遵礼而不渎。后调宣德尹，慨然曰：“吾惟母存，何仕为？”不逾月谢去。事母以上寿终，而归于田野者，凡十七年。兄早丧，奉嫂弥谨，卒为兄子授室。姊赘李氏于家三十年，将异居，营近市高燥以奉姊。姊大慰，喜录其孤，有成。性重然诺，不自表襮。有故人丧，至日将葬，适以故不及送，抵暮促骑以往，夜已分，一家大惊。其待友也，有挂剑之义焉。[9]

此段选取孙济川对待父、母、兄、姊、友皆尽心竭力的典型事例：侍奉父亲持礼而不轻慢；尽孝高堂坚持孔子“父母在，不远游”观点；哥哥早亡，长嫂如母，惠及子侄；对待姐姐，事无巨细，操持有度；对待亡友，千里奔丧，情谊深重。孙孝子将“孝”的内涵从侍奉父母扩展到兄弟、朋友之间的“义”，使“孝”走出狭隘的家庭，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末尾用延陵季子悬挂宝剑于徐国国君坟墓边的典故，突出其有诺必成，无愧我心，用典贴切自然，恰到好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文章在布局谋篇上又借鉴苏轼《李君山房记》，苏文用心良苦，运用大量铺垫来突显李君藏书的目的和意图，袁桷此文也没有开篇明义、直奔主题，而是运用相当的篇幅论述“孝”的来历与传承，为后边蓄势，然后再点明题旨，水到渠成地使前后部分有机地融为一体。

苏轼小品文常在谐语戏言中表现思想、哲理、情感的深度，如《与参寥子书》、《试笔自书》、《记游松风亭》、《书上元夜游》、《文与可画筼筜偃竹图》等等。袁桷本是不苟言笑之人，但受到苏子的影响，小品文中谐趣也经常穿插其中，如《王生鬼戏图》选题就很轻松，其中引用“有钱鬼可使，无钱鬼揶揄”的俗语更是给文章增色不少，《赠番易笔工童生》将吴中笔工制作粗糙、质量低下的毛笔称作“书不满卷，则已成秃翁”，既形象生动，又充满乐趣。但袁桷和苏轼一样，并不是游戏为文，而是以通俗的语言表现出他们对人生思考的独特视角，深刻地阐发对生活的某种理解。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价袁桷文风，认为其“颇仿韩愈，避熟就生，而拗蹇迟重，以异苏轼之快利”[10]。袁桷学习韩愈显而易见，但韩愈文风除了奇崛雄健之外，也强调“文从字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袁桷对韩愈两种文风皆有所取。而说到苏轼与袁桷文风的差异，却值得深研。袁桷在《跋东坡黄州谢表》一文中曾将韩愈和苏轼的文章作过一番比较，他说：“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多矣！”这虽然是韩、苏单篇文章的比较，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袁桷不但不排斥苏轼的文风，反而对苏轼文章多有借鉴和吸收。袁桷文章所表现出的韩、苏并举之变化正揭示出元文创作由宗唐转向宗唐与宗宋的相互融合。袁桷小品文在景物描写、人物塑造、情感表达、表现技法等方面都取得一些的成就，这得益于苏轼的影响，袁伯长以南方人身份出仕大都，小品文中东坡风味或可看作是“苏学盛于北”在另一途径上的延展。

[1]袁桷.跋东坡黄州谢表[G]∥清容居士集:卷46.文渊阁四库本.

[2]袁桷.书杜东洲诗集后[G]∥清容居士集:卷48.文渊阁四库本.

[3]袁桷.书东坡凉热偈[G]∥清容居士集:卷46.文渊阁四库本.

[4]袁桷.题赤壁图[G]∥清容居士集:卷47.文渊阁四库本.

[5]袁桷.梅亭记[G]∥清容居士集:卷20.文渊阁四库本.

[6]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85.

[7]袁桷.陈士直墓志铭[G]∥清容居士集:卷28.文渊阁四库本.

[8]袁桷.鄞县小溪巡检司记[G]∥清容居士集:卷19.文渊阁四库本.

[9]袁桷.孙孝子传[G]∥清容居士集:卷34.文渊阁四库本.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801.

[责任编辑海林]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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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1)03-0188-04

李新宇(1977—)，男，辽宁锦州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支持计划资助(2010 TYAL)；山西省201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101029)

2011-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