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操控看《红楼梦》人名的翻译策略

吕琪 管兴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引 言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出现了9种《红楼梦》英译本(见附录1)，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陈宏薇，江帆 2003）。其中公认的两个最优秀的全译本，一是杨宪益、戴乃迭（Yang Xianyi and Gladays Yang）夫妇翻译的全译本（以下称杨译本），以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为书名，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考虑到手抄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文化艺术价值更高，杨译本的前80回以手抄本中的“戚蓼生序本”为原文版本；后40回则译自人民文学社出版修订的程高本。另一种由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全译本（以下称霍译本），以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书名，由英国企鹅集团（Penguin Group）出版，共五卷。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霍克斯选择120回程高本作为原文。《红楼梦》原著小说结构设计精巧，尤其以浩瀚的人物阵容及鲜明准确的人物性格而展现了独特艺术魅力。作品场面浩大，涉及作品人物及典故人物数千。因版本繁多，统计标准和范围不同，虽经专家学者多方考证，统一的确切数据至今尚无定论。一九八九年广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辞典》，以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红楼梦》版本为依据，收录作品人物词目共涉及781人；作品所包含的历史、神话、传说人物共涉及340人。两部分词目共涉及1121人。如此浩繁的人物阵容对其人物姓名的英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1.两个译本人物姓名的翻译策略概述

1.1 《红楼梦》人物姓名特点

在《红楼梦》原著中，曹雪芹给人物命名的思路大致有三条。掌握这三点对欣赏和比较译本人名翻译有纲举目张的作用(李涛，肖维青 2001)。第一，隐名于音，顾音思意。这类人物姓名包含谐音或双关语等，或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或隐喻人物的命运或结局。如：甄士隐（真事隐）和贾雨村（假语存）。第二，寓意于名，顾名思义。作者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外部形象、生活状况等内容都浓缩于名字之中，以助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鸳鸯誓死不嫁,忠心伏侍贾母。第三，整齐排列，配成一套。如贾府四位小姐的大丫头：元春的抱琴、迎春的司棋、探春的侍书和惜春的入画，连起来便是“琴棋书画”。

面对设计如此精巧的人物姓名，杨氏夫妇和霍氏在翻译时颇具匠心，自成体系，各显神通。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杨译本在人名翻译上主要采用了人名译音系统。霍氏则采取了主要人物音译，次要人物意译的独创体系。

1.2 杨译本人名翻译策略

我国汉译英早期使用威妥玛-贾尓斯系统（The Wade-Giles System）。杨氏夫妇最初使用的威式拼音版本出版于1978年。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所以外文出版社于1994和2001分别出版的杨氏夫妇译本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中的威式拼音均改良为汉语拼音。

首先，杨译本对作品中大部分人物姓名翻译采用的是威妥玛-贾尓斯系统（The Wade-Giles System），如下表所示：

表1杨译本中的威妥玛-贾尓斯系统

此外，为了弥补译音造成的艺术价值的损失，杨氏夫妇对部分人名内涵用脚注的形式加以解释，例如：

（1）贾化 Chia Hua：Homophone for“false talk”谐音：假话

（2）熙凤 His-feng：splendid phoenix显赫的凤凰

（3）卜世仁 Pu Shih-jen：Homophone for“not a human being”

（4）袭人 His-jen：literally “assails men”

（5）颦颦 Pin-pin：knitted brown颦眉，这是宝玉送黛玉的表字

（6）李纨 Li Wan：Plain silk 素绢

再次，杨译本对神话人物采取意译策略。请看下表

表2杨译本中神话人物姓名的意译

1.3 霍克斯独创的人名翻译系统

霍氏在翻译人名时独创体制，根据人物身份的尊卑、性格特征、所从事职业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音译和意译，多层次、多方位地展示了原文的艺术特征。

霍氏的音译采取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一点与杨译本不同。

表3霍译本采用的汉语拼音系统

霍氏大规模采用人名意译，其意译系统具有特色和创新性。霍译本将人名意译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姓名内涵彰显的女仆群体（丫鬟、小厮），演艺群体（戏班演员），僧道神仙群体以及各类人物的别号等（夏廷德2004：141）。译名的语种涉及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梵语等。下面将从奴仆群体、演艺群体、神仙道士法号及诗社成员别号四个方面简单举例讨论霍克斯人名意译系统（具体译名表请见附录2）

霍氏将奴仆群体姓名分为五个类别进行翻译（括号中为霍氏译文）。

a.展示主人的身份地位

如珍珠（Pearl）和琥珀（Amber）为贾母的丫鬟，以奇珍异宝命名以显示贾母在荣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b.表现主人的兴趣爱好

怡红院大丫鬟袭人（Aroma）和麝月（Musk）分别译为“芳香”和“麝香”，突出宝玉对香木芳草一类的钟爱。

c.表达主人的期望意愿

同喜（Providence）和同贵（Prosper）为皇商薛姨妈的丫鬟，表达其富贵发财的愿望。

d.突出主人品格特征

素云 （Candida）和碧月（Casta）为李纨丫鬟，与其清心寡欲、洁身自好的品格相吻合。

e.暗示主人最终命运

霍启 （Calamity）为甄士隐的仆人，暗示了甄家的多次“祸起”，如英莲被拐、甄家失火等一系列灾难。

演艺群体的艺名翻译一律采用法语翻译（详见附录一），如龄官 （Charmante），芳官（E le gante），以表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

神仙群体的法号翻译采取英语、梵语、意大利语等，赋予译名神仙的宗教色彩。如茫茫大士（Buddhist mahasattva Impervioso）（英语，梵语，意大利语）和渺渺真人（ Taoist illuminate Mysteroso）（英语，意大利语）。

诗社成员别号的意译，例如稻香老农（Farmer Sweet-rice）和怡红公子（Green Boy）。

2.操控与翻译策略之选择

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译者背后操控？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两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和诗学（Lefevere 2004），译者又成为这两个因素束缚下的“被操纵者”。但在《红楼梦》这一宏篇巨著的翻译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还有很多。译者的天职当忠于原文，但作为语言使用者的译者，其翻译目的、其所固有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处文化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都会对他的翻译过程实施操纵，从而对译者运用翻译策略产生影响（Lefevere 2006）。以下将从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原文和译文文本的权力关系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2.1 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控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一切行为包括翻译在内都有目的。目的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的目的决定的，而是由译文与其功能决定的。在目的论中，翻译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而“目的准则”是翻译的最高准则。“目的决定手段”翻译都是针对读者进行的，因为翻译就意味着在译入语环境下为达到译文目的和译文读者的需要而创造文本（Vermeer 987：29）。

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均着力全面再现其文化艺术价值，但由于两译者所服务的目的语读者类型不一样，因而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就有所区别。

杨氏夫妇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通过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来弘扬中国民族文化，提升中国民族文化的自我形象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李明2006）。同时，由于我国当时外文出版社的产品所服务的读者对象以“华人居多”（张南峰 2004），而华人对《红楼梦》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以及人物性格已具一定的背景知识。因此他们在翻译人物姓名时，主要采用音译，大量运用脚注来解释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所隐喻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不作任何改动地复制在译文当中，并配上英语翻译，同时在书中附上人物关系表（见附录3）。因此有人评价他们的翻译：“忠实原著及中国文化，理解较深刻，表达较准确。形象生动，简洁流畅，译风严谨”（陈晓勇2003）。

霍克斯所服务的读者对象为广大普通英语读者，所以他翻译《红楼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为了使英语读者真正理解和欣赏《红楼梦》中的人物特点，他在序言和使用附录中为读者提供大量与人物姓名有关的必要文化信息（陈宏薇，江帆2003）。在五卷正文之前都有拼写说明，用国际音标给汉语拼音系统进行注音解释，以便读者把握书中人物姓名的发音。五卷正文之后，都有贾家与王家的家谱图与该卷出场人物姓名及简介。此外，他在第一卷附录中所作的“金陵十二钗”的说明、第三卷附录中所介绍的丫头与小厮的体制等等，无不有助于外国读者对其中人物的充分了解（陈宏薇，江帆 2003）。

可以说，霍克斯的翻译是以读者文中心的。为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他常不惜“添油加醋”，从而“取悦译文读者”（周珏良1994）。例如，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黛玉的丫鬟紫鹃暗示黛玉一生忧思缠绵，乃至泪尽身亡的悲惨结局，而霍氏将其译为西方文化中的Nightingale，虽然符合译文读者口味，但却难以表达原文的深刻内涵。

概括地说，霍氏的主要目的为传达审美愉悦，重在译文的文学、美学功能，并增强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和娱乐性；而杨氏夫妇的主要目的为传达原文的文化价值，重在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张鲲2004）。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翻译目的操控。

2.2 译者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

上世纪70年代欧洲翻泽研究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引入了翻译研究。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郭建中 2002：56）。Fawcett将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定义为以行动为本的一组信念（Fawcett，P.1998）。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是指，某个文本的译者所选择语言的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去看待文本中所描述的事件；二是有可能反映出译者的观点和态度；三是有可能是有意地用来影响译文读者的观点。杨氏夫妇和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时无疑深深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起，《红楼梦》研究在大陆和海外都呈现出兴盛的局面，红学研究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在大陆，“新红学运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红学研究。《红楼梦》最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满清统治者内部的冲突（陈宏薇，江帆2003）。而杨氏夫妇的译作出版说明写道：“《红楼梦》是一本有关政治斗争的拙作，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他 （作者）不能直接展示当时政治斗争的现实……”（Yang Xianyi and Gladays Yang 1994：3）。作为外文局的工作人员，杨氏夫妇紧随时代的大潮和政府的要求，他们必须在其《红楼梦》的英译本中再现这一重要主题。所以，在英译人物姓名时，杨氏夫妇忠实于原文，不敢轻易做任何修改。

红学研究的另一条主线在海外。海外学者继承了“新红学运动”的研究方法，对于作者的背景以及《红楼梦》不同版本之间细微差别的研究非常严谨。海外红学家的研究成果给霍克斯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陈宏薇，江帆 2003）。霍克斯为著名的汉学家，为了专心埋首于《红楼梦》的英译，他不惜辞去牛津大学讲座教授职务。霍克斯自己也在译本前言中表示“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书中的任何细节都有其目的，都应该进行处理。……如果我能够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欢乐表达出一小部分，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 1973：46）。所以在人物姓名翻译过程中，霍氏竭尽全力将每一个人物姓名的内涵一一表现出来，让其读者充分理解和感悟原文的巨大艺术魅力。

2.3 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权力关系对翻译策略的操控

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语文本的处理不仅代表了译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代表了译者所处社会文化同原语文本所处社会文化间的权力关系。美国学者韦努蒂曾指出，在由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文化同弱势国家所代表的文化之间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存在着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即两种文化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作为译者，可能被迫采取向强势语文化靠近的归化策略，也可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而选择颠覆强势文化从而张扬弱势文化的做法。

上世纪70年代分别在中国和西方出版的《红楼梦》的两位译者各自所代表的母语文化其地位就是不平等的。作为西方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英语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强势，而中华文化自明末开始，相对于西方文化，已渐显弱势（司显柱 2005）。

杨氏夫妇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翻译《红楼梦》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因此，他们通过以手中的笔为武器，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人名的方式将中华文化再现在译文当中，以自己的努力来让中华文化这种处于边缘的文化向中心的或者主流的英美文化靠近，因而往往不惜大量运用脚注来达到最终目的。这样，英美文化同汉语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杨氏夫妇的译文中被颠覆（李明2006）。

与杨氏夫妇不同，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霍克斯在英译《红楼梦》时，主要采用了向目的语读者靠近的归化翻译策略。当碰到与英美文化相冲突之处，霍氏往往会忽视原语文化信息的重要性而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例如在处理与英美文化相冲突的“红”字时，霍氏为了满足英美文化读者的口味，而采取了回避策略。在霍译本中，贾宝玉在海棠社中的别号“怡红公子”被译为“Green Boy”。霍氏在英译本引言中提到，他之所以没有译出“红色”，是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等，而在英美文化中，“红色”却常常和暴力及流血连在一起（崔永禄 2004）。意识到了这种对抗性冲突，霍氏选择将“怡红公子”译为“怡绿公子”，正是由于权力关系的天平倾向于英语文化这一边，所以才牺牲原语文化来屈从于目的语文化。虽如此，但“红色”乃《红楼梦》的灵魂所在，将其抹去无疑是一重大损失。

结束语

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都在着力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但由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同时也因他们所处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再加上他们所处语言文化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使得他们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最终产生出风格各异的翻译文本。

在进行译本比较时若仅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为出发点，难免会有些局限性。因为翻译的目的、译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原语和目的语的权力关系等诸多因素势必会对翻译的最终产品——译文——产生影响，这就要求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只有将这些语言之外的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范畴，才能更为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翻译的本质。由于笔者水平和知识有限，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如译者与原文作者的协商、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协商、译者与翻译发起人的协商等在本文中并未一一讨论，在今后可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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