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婧
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群体的玄想如何渲染群体的生活?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提问:藏族的诗歌想象与地方性知识之间,有着何等的关联?考察当代藏族的汉语诗歌,不难发现,丹纳关于“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的表述是贴切的——藏人的汉语写作中会出现对宗教传统、地理环境的诗性言说,以及仅存在于藏区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如酥油灯、生长在雪域的植物等等)。在这里,我无意对诗歌中浮于表面的直接被表述的意象做出一一对应的分析与阐释(以证明藏诗中出现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恰恰相反,我更想去探寻内在的隐秘的民族传统与诗性言说之间的关联性。在选择诗歌文本的时候,我打算用发星先生主编的藏族诗歌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当下藏族诗歌整体的关照,来说明地方性知识对少数族裔汉语写作的影响。
才旺瑙乳曾经写道,在西藏,文字与纸张是带有神性的,因为纸张上写满了信仰,不能随意丢弃。在一个拥有坚固信仰体系的民族之中,以经文为表征的宗教象征性意义在于其日常性、训诫性以及盟约性。那么,无论对于宗教还是诗歌而言,文字都是其最敏感的部分,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才能够清晰地表述出精神的内质与力量。这个显而易见的美学问题在藏族的书写中趋向合一了——宗教、经文、史诗、信仰、族群传统。作为当代的藏族诗人,他们似乎更加承担了“诗人”这个角色所赋予的本真的任务,克林斯·布鲁克斯在他的诗歌研究中专列出一章,用来重复一个古老的话题:“诗歌要传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