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与岸的交响——谈《女神》中诗歌的情绪与表达

张 欣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对于郭沫若的《女神》，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或欣赏它充满动和力的狂飙，或批评它语言的粗俗叫嚣、毫无蕴藉，或指责它缺少本土化的地方色彩等等。正所谓诗无达诂，一般的接受者可以见仁见智，从事研究的人却应该抛弃那种凭借一己审美取向的好恶来对诗歌的表层文本发表言论的做法，而是更应该抱着一种体贴的心情走进诗人用自己的理解、感受所营造的诗歌世界，在那里发现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独特规律。本文就是笔者在此原则指导下所展开的一点初步尝试。

一、诗歌本体——有节奏的情绪世界

想要走进郭沫若《女神》中的诗歌世界，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当时郭沫若自己对于诗歌本体的理解。这种对诗歌本体的理解、阐述既是先于诗歌创作而存在的前理解，又是对自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体验、感悟的总结，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郭沫若与诗歌关系的过去和现在。郭沫若标举“主情主义”的诗歌本体观，强调“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诗的创造便是在感情的美化”“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这种诗歌本体观直接影响到郭沫若诗歌创作的视野和情绪体验的存在方式。

郭沫若的诗学观念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发生了质的突破，正如梁实秋所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重‘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1]早期白话新诗忽略了对诗歌本体的探讨，只在语言载体（白话）上做文章，在对仗、用典、格律等技巧和功用的层面上颠覆设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