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出世的热望与富国强兵的追求——清末民初留学潮与创造社成员的日本留学

刘婉明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本文是对清末民初留学潮与创造社关系的初步考察。在留日创造社成员中，除了幼年被父兄带到日本的陶晶孙、成仿吾，以及旅日华侨家庭出身的冯乃超外，余者都是自愿选择前往的。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末民初的留学潮。日本留学对创造社影响重大，这是一个在当事人叙述和大量创造社研究中都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提出了大正日本的“艺术家意识”和“大高同学系统”对创造社的影响等至今仍有影响力的观点（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アジア出版、1979年）。稻叶昭二《郁達夫:その青春と詩》（東方書店、1982年），伊藤虎丸《郁達夫と大正文学》（伊藤虎丸《近代の精神と中国現代文学》、汲古書院、2007年），小谷一郎《田汉与日本》，（小谷一郎、刘平编《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庆出版社，2001年）、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严安生《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岩波書店、2009年）等为创造社成员日本留学时代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个案研究。但是，目前对创造社的日本留学的研究大部集中于赴日以后的留学生活，对他们旅日前的状况则大都止于传记式叙述，而未能深入研究层面。有关中国近代以来留学潮已经积累了大量历史学研究成果，[1]亲身参与其间的创造社的众多成员与这一留学潮的关系在创造社研究中却是一个时常被提及却较少得到深入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周海林在其博士论文中触及了“富国强兵”这一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潮中具有支配地位的思想，以及受这种思想影响留日的创造社成员的兄长们对他们的影响。[2]留学的影响并非从他们的留学生活开始时才开始，而是从他们卷入上世纪初那场举国留学潮时就开始了。作为初步尝试，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考察促使创造社成员做出留学选择的动因，并由此透视清末民初留学潮对创造社的影响。

一、立身出世的热望

近代中国政府正式派遣留日学生始于1896年，首批派遣13人，由时任驻日公使的裕庚委托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教育。[3]（P15）义和团事件后，举国变法心切，“疆吏之奏新政者无不以游学为言，斯年八月初五上谕各省派遣学生，加以奖励与限制的督促。”[4]（P46）此后留日人数虽逐年增加，但真正达到高潮是在1905年以后，这一年科举正式废除，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按成绩赐予功名。[5]（P37-38）科举的废除和政府以功名奖励留学的政策，把大批原准备从科举出世的读书人推向了留学路。舒新城评论清末民初国人看待留学的心态时写道:“辛丑而后，国人图强之心切，但科举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科名观念一时无从打破，政府遂不得不以科举的方法奖励游学生，于是游学成为一种工具，学生出国之动机并不在求学，而在藉此登龙门以抬高身价。民国而后，科名的奖励虽经取消，而社会上对于留学生与留学生之自视，亦俨然以留学为一种变相的科举。”[4]（P210-211）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清廷也开始了本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然而人才和设施的不足、制度的缺陷等原因使初兴的国内学堂教育水平无法令人满意，这更加深了人们出国留学的渴望。实藤惠秀曾指出，“千余年的科举制一旦废除，立身之途除转向新教育，也就是入新学堂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当时学堂不足，教师不足，如此便自然不得不转向留学。”[6]（P92）张之洞的留学号召书《劝学篇》中大力推荐的路近省费、文同俗近的日本很快成为留学首选。[7]（P965）科举废除的翌年1906年即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留日潮，时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青柳笃恒描绘当时中国留学生蜂拥东渡的情形道:“都下清国留学生目下将达二万，科举全废，学堂不足，欲使之游学欧美诸邦，则派遣数万学生所必须之经费一时无所出，其余立身出世之途全然断绝之今日此际，其渡来我邦者乃倍增，如滔滔水之就低。”[8]（P6）据日本文部省1922年版《学制五十年史》统计，在日中国留学生最多时为1902年至1908年间，其中1906年达七千人以上，其后每年人数虽有减少，但到1909年时亦不下五千人。[9]（P2）郭沫若长兄郭开文、郁达夫长兄郁华，陶晶孙之父陶坊资、成仿吾长兄成劭吾都是在1905年开始的这股清末留日潮中赴日的。

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未能赶上清末的留日潮，1906年清政府制定《选送游学限制办法》，将日本留学资格限制为中学毕业程度，使他们不得不在各自家乡的学堂里为将来的出路继续烦恼。然而学堂能提供的不是旧式科举教育的翻版，就是“速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带来的对国外教科书的拙劣抄袭，弥漫四周的是老大帝国的末日景象，社会鼎革之际的焦躁和混乱。桑兵研究晚清学堂教育状况时就曾指出，当时“教育界故态与时代要求极不适应，除少数留学生和开明人士外，多数教职员思想保守，知识陈旧，言行迂腐，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觉悟层和知识结构。”[10]（P58）郭沫若回忆自己“在本府中学时，时时感受着智识的饥荒，”[11]（P15）“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以至于“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12]（P105）而当他终于在1910年如愿进入省城成都分设中学时却发现这里和嘉定府中一样令人绝望，“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13]（P80）不满杭州府中而转学到教会学校的郁达夫述说当时学生作文常是满纸“呜呼”，“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在一片呜呼悲啼中，“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的郁达夫终于在1910年决定从教会学校退学，宁可“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工夫”。[14]（P292）同样是1910年，曾以到省城广州的学堂读书为人生梦想，“几乎要想到发狂了”的张资平终于考入广东省高等巡警学堂，却很快发现这里同样令人“绝望”，“徒有形式、内容腐败的学校”，[15]（P152）而自己“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以厌我的饥肠。”[15]（P167）

郭、郁、张三人共同述说的一件事是，国内的教育令人“绝望”，完全无法满足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更无法许诺一个可靠的未来。郭沫若在自传体小说《未央》中借主人公之口叙写过自己当时的不安和渴望:“他对于他的未来早隐隐生出一种不安的悬念。久久陷在故乡，碌碌无为，他不知道他将来究竟会成为一个什么物件。他当时早想奋飞，早想朝外方去涉猎。”[11]（P15）未能赶上的清末留学潮更诱发了他们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一种强烈的向外寻找新出路的热望由此产生。郭沫若在不同时间写下的自传中都述及自己接受了兄长们带回来的“像洪水一样”的新的书籍和思想，在当年举国蔓延的留学潮中是如何渴望家乡以外的世界:“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12]（P105）在郁达夫的回忆录中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执着追求“远大的前程”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准备投考杭州府中时满怀“一腔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16]（P289）很快不满足于府中课程的他继而只恨不能“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的学程。”[17]（P283）决定回家自修而从教会学校退学后则充满了“希望的喜悦”:“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14]（P293）

辛亥革命的动荡没能带来令人振奋的改变，这更加剧了出国的渴望。在广州经历了辛亥的张资平发现革命“只把名目换了”，新来的教员“比前一班学问上既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念前教员编的讲义又念不断句”。[18]（P175）不甘心在巡警学堂“作白头宫女之叹”的张资平“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点毕业。”[15]（P152）当他1912年考取广东省资助留日官费时，“只望能早日飞渡到三岛上去。我当时的感情，的确有点像久困樊笼的鸟儿，想急急地高飞上天空去。”[15]（P183）在赴日的船上更是“像一个茶房，陡然升任为厅长般的那样愉快了。”[15]（P187）自称在“大风圈外”经历辛亥的郁达夫同样感叹革命只是一场换装秀:“百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沉闷的现状无法满足年轻的郁达夫对“远大前程”的追逐:“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19]（P298）同样是1913年，郭沫若从天津陆军军医学校退学，希望在大哥的帮助下另寻出路，却得知赋闲的大哥也处境困难时，失望之余不得不做出重回四川的打算:“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象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而当得知能在张次瑜的帮助下，由大哥资助去日本留学时的心情又“好象突然由一十八层的地狱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顿时勃勃了起来。”[20]（P349，P352）

一面是令人绝望的国内教育，一面是充满希望的留学之路，科举的废除使原本理所当然的出世之路一朝闭塞，同时也打开了无限可能，原本可计划的前程变成了不可知的未来。对未来的不安和好奇，对学堂教育的不满，求知识和求出路的渴望，举国留学潮影响下产生的唯恐被时代抛下的焦躁，以及由留学潮诱发的对外面世界的热烈憧憬，凡此种种因素促使创造社的人们相继选择了留学。这一选择中可以看到科举时代读书出世的功名意识，同时也包含着追求“远大前程”的现代个体的——借郭沫若之语——梦想、野心和自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动荡，民国政府逐步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为新国家培养人材的留学政策，很快出现了新一轮的留日潮。除了幼年随父兄赴日的陶晶孙、成仿吾和华侨出身的冯乃超外，其他创造社成员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他们的日本留学生活。①

二、“富国强兵”的追求

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是贯穿清末民初留学潮的一个核心思想。甲午之后中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终于使国人将目光转向了明治以来依靠“富国强兵”一跃而兴的“蕞尔小国”日本。舒新城述及国人留日之始时写道，“甲午战后，中国始知国力远逊于日本，但日本的数十年前固无赫赫之名于世界，而竟一战胜我，则明治维新有以治之。”[4]（P21）义和团事件后，“割地赔款的事情日多一日，本国底弱点完全显出，外人底势力更多一番认识，而鉴于日本以数十年的维新工夫，竟能称霸东亚，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于是更知西政之能强国而努力模仿。”[4]（P194-195）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实藤惠秀记载，“明治三十四年以来，留学生虽然日益增加，但直至明治三十八年初，也只有三四千人的程度，然而到这一年终，据说有八千乃至一万、二万之称。（中略）这便是合着所谓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的号外铃音的拍子而增加的。”[6]（P94）在创造社成员有关留学的回忆中，“富国强兵”同样是一个频频出现的词。郭沫若称“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21]（P65）郑伯奇评论创造社的日本留学时亦有言，“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时代潮流的影响。”[22]（P714）郭沫若曾在自传中记述了自己和即将东渡的长兄间的对话:

——“八弟，”他问我，“你是喜欢留在家里，还是喜欢出东洋？”

我说:“我当然想跟着你去。”

——“你去想学甚么呢？”

我却答应不出来:因为我当时实在不知道应该学甚么，我也不知道究竟有甚么好学。他代我答应道:

——“还是学实业的好，学实业罢。实业学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其实实业的概念是怎样，我当时是很模糊；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是人云亦云罢。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的，那时候讲富国强兵，就等于现在说打倒帝国主义一样。我当时记起了我们沙湾蒙学堂门口的门联也是“储材兴学、富国强兵”八个字。[12]（P50）

“学实业”“富国强兵”既是人云亦云的流行语，也是积弱已久的国家切实的需要。舒新城述及清末以来的留学思想时有论，“辛丑和议，受创过深，举国均急急于变法自强，而变法要首从政治做起，所以政治人材之需要更切，工艺问题也便淡然忘之，西艺思想，也为西政所遏。光绪二十九年而后，留学生日多，渐有供过于求之势，而工艺之不发达如故，于是工艺思想又复发现。光绪三十三年与日本特约五校即趋重实业。”[4]（P203）这种思想直至“五四”后仍是左右时人留学思想的重要因素。1917年在南开中学听过胡适“新国家与新文学”演讲的穆木天，当时并不相信新文学能带来新国家，他在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学习数学或化学:“新的青年，大部分地，不是要作实业家，就是想作工程师。于是，自然地，我也要作这个资产阶级的幻梦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幻梦到了日本。”[23]（P721）1920年赴日，后考入京都帝大的后期成员沈起予述说自己也是在“五四”影响下，“抱着‘迷信科学，醉心实业’八个大字出了三峡”，从此开始了留学之路。[24]（P1581）

追求“富国强兵”的留学动机，无论在当事人的叙述还是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都已多次提及，本文无需赘述。这里希望探讨的是，这种思想背后的将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周海林把个体选择是否服从于国家需要视为留日第二代的郭、郁、成等前期创造社成员，与留日第一代的他们的兄长间的重要不同:“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例如郭沫若等人的兄长们，痛感必须重建新生国家的历史使命，对他们而言，自我和个人主义是无暇顾及的。他们成为经营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政治家、法官和军人，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期中顺应时代要求的自然结果。然而，年轻十岁左右的他们的弟弟们面对的时代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由新文化运动而渗透的科学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格价值觉醒了。”[2]（P23）现代自我的觉醒——郁达夫所谓“个人”的发现的确是促使创造社成员从实业转向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转向未必意味着，像当事人所宣称的那样，“富国强兵”思想的退场。

被抛出科举轨道的学子们强烈渴望拥有新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具体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去实现？如郭沫若所言，却并不太清楚。“学习实业、富国强兵”的召唤正好同时提供了手段和目的，“我”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就此重合。初到日本的张资平曾暗下誓愿，贴切道出了当年怀抱“富国强兵”愿望的人们东渡之初的心态:“等我留日十年学成回去时，中国早比日本进步，早比日本富强了吧。我当按照在教育司茶话会时所填写的服务契约为本省服务啊！”[15]（P23）实业的振兴既被视为“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那么“我”通过留学掌握实业知识和技术，便能够成为新国家建设的担当者，“我”的衣锦还乡和国家的富强从此紧密相联。

郁达夫提供了反面的版本。他在自传中叙述自己赴日前在上海目睹魔都夜景，曾不禁发出对国家现状和将来不安的疑问:“国家呢？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中略）无论如何，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19]（P299）在对国家现状的批判后紧接着发出“人生的目的”的询问，“社会的归宿”和“做人的正道”，易言之，也就是国家的出路和“我”的未来，这或许正是当年郁达夫希望于即将开始的留学能够帮助他寻找到的东西。《沉沦》那个著名的结尾，主人公投海自尽前对国家富强的突然呼唤，曾被论者指为突兀造作，但如果考虑到作者是在“富国强兵”的时代潮流中赴日的，那么这或许正是对“富国强兵”的悲凉致敬。郁达夫自称为老大帝国一败涂地后出生的国民:“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过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25]（P257）国家的病态导致了“我”的病态，“我”的堕落也正映射出国家的堕落。郁让他的主人公过上颓废的生活，而数年前他第一次目睹这种生活时曾视之为国家腐败的象征。国家和“我”既然都已无可挽救，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一起沉沦。

可以看到，“富国强兵”思想在当时具有整合个体需要和国家需要的功能，由此产生的个体与国家命运相连的意识，并未随着创造社的人们接受“五四”精神和伊藤虎丸所谓大正日本的“艺术家意识”[26]（P68）而产生的现代个体自觉而消失，从实学转向文学的选择，正如《沉沦》所展示的那样，并不意味着“国家”的退场。

伊藤虎丸将民国的成立视为使创造社成员“拥有国家意识的最低限度”的条件，留学中所受的民族歧视则使他们把“国家”等同于“民族”。[26]（P81）然而即便民国的成立带来了现代国家的假设可以成立，现代“国家意识”的产生也未必需要等到国家的成立才产生。郭沫若回顾自己亲历的“富国强兵”沿革史时指出，这一思想源于国人对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产业的追求:“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21]（P147）从政治改革、振兴实业到民族精神的唤起，变化的不是“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的手段。如阿部洋所指出的，“清末以来的中国，是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作为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而给予相当的重视。”[27]（P29）作为当时国人留学的指导思想，“富国强兵”的口号描绘了“近代国家”的远景，创造社的人们正是在它的招邀下乘上了“国家”这趟列车，相信只要通过留学的训练，有朝一日便能按自己的意志驾驶它。个体与国家从此捆绑在一起，“我”的立身出世和国家的富强，抑或是“我”的颓废和国家的颓败成为互相注解的文本。

因此，如果一定要为创造社的现代“国家意识”寻找一个原点，或许“富国强兵”的思想更为合适。需要补充的是，对这时的他们而言，“国家”的内涵相当宽泛，除了包含现在通常意义上作为政治单位的“国家”，还有民族、政府、社会、故乡等多种内涵，所以才能容纳郭沫若所述的众多手段。至于由“富国强兵”带来的这种国家意识对创造社成员日后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意识本身又经过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留待别文再叙。

结语

创造社成员日本留学的背景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建设新的现代国家是这次留学潮最重要的追求。在这一时代潮流中赴日的创造社成员选择留学的原因有二:寻找个人的出路和寻找建设现代国家的出路。这时对他们而言，“国家”和“我”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富国强兵”的留学愿望意味着通过留学获得建设新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而“我”则是未来建设新国家的担当者。通过留学追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并未像当事人宣称的那样，随着他们放弃学习实业而被完全放弃，这一思想中包含的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意识一直影响着他们，他们此后的留学生活中以及归国后的种种矛盾、转向和再转向，个体与国家的纠葛还将继续上演。

注释:

①赴日时间如下:陶晶孙1906 年、成仿吾1910 年、郁达夫1913 年，郭沫若1914 年，李初梨1915 年，田汉1916 年，郑伯奇1917 年，穆木天1918 年，朱镜我1918 年，彭康1919 年，沈起予1920 年。

[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中华书局，1927 .（此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就笔者阅读范围而言，可参阅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日華学会、1939 年）和《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 年），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年），阿部洋編《日中関係と文化摩擦》（厳南堂書店、1982 年），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戦前日本の在華教育事業》（第一書房、1983 年），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厳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岩波書店、1991 年），大里浩秋、孫安石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御茶の水書房、2002 年），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汲古書院、2004 年）等著述。）

[2]周海林.創造社と日本文学:初期メンバーを中心として[C].早稲田大学博士（学術）論文，2002 .

[3]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 .

[4]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3 .

[5]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年表[A].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

[6]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M].東京:日華学会，1939 .

[7]张之洞.劝学篇[A].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8]青柳篤恒.支那の子弟は何故に我邦に遊学せざる可からざる乎[J].早稲田学報，1906 （第141号）.

[9]日本文部省編.附録[A].学制五十年史[M].東京:帝国教育会，1922 .

[10]桑兵.1905-1912 年的国内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化[J].近代史研究，1989 （5）.

[11]郭沫若.未央[J].创造季刊，1922 ，1（3）.

[12]郭沫若.我的童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13]郭沫若.反正前后[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14]郁达夫.大风圈外[A].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5]张资平.从黄龙到五色[A].朱寿桐编.张资平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

[16]郁达夫.孤独者[A].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7]郁达夫.远一程，再远一程！[A].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18]张资平.冲积期化石[M].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 .

[19]郁达夫.海上[A].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20]郭沫若.初出夔门[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21]郭沫若.创造十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

[22]郑伯奇.忆创造社[A].饶鸿競等编.创造社资料（下）[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23]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J].现代，1934 ，4（4）.

[24]沈起予.我的文艺生活[J].大众文艺，1930 ，2（5-6期合刊）.

[25]郁达夫.悲剧的出生[A].郁达夫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26]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A].伊藤虎丸編.創造社研究[C].東京:アジア出版，1979 .

[27]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