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穆旦诗歌流浪精神的独特性

⊙庞云芳［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穆旦诗歌流浪精神的独特性

⊙庞云芳［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穆旦诗歌在不失古典人文精神关怀的前提下，又对古典诗歌形式进行了反叛，成为了诗歌写作的先锋。在诗歌内容上敢于质疑“大历史”，并且本质性承继了鲁迅的“反抗绝望”精神，从而使流浪精神在新诗发展的历程中呈现出悲剧性，这在中国新诗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穆旦 诗歌 流浪

流浪,一个永恒的母题,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串串流浪者的印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黄土地,再加以农耕文化为主,渐渐形成一种稳定、厚实的文化特征；而西方国家临近海洋,又以游牧为主,便逐步形成了流动性、动态的文化。这种差异表现在文学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中国文学注重于表现漂泊过程中的精神活动,无论是‘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的屈原,还是‘芒鞋破钵无人识’‘绝岛飘流一病身’的近人苏曼殊,其诗歌的着眼点都在表现漂泊者的离情别绪。而西方文学相对来说比较注重揭示漂泊过程中生命本身的活动,如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都是浓重讲述两位勇敢的漂泊者为了生存而做下的种种英雄业绩,显示出人类生命的伟大与尊严。”①

穆旦,作为中国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洋溢着浓浓的流浪精神。他的流浪精神不是行为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种流浪。相比较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流浪精神,穆旦在流浪的路上更是具有一种决绝的态度。面对一路苦难,他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从鲁迅身上自觉继承下来的“反抗绝望”的精神使他显得独具魅力。他身上不仅有着深爱劳苦大众的传统人文精神,而且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加强了诗人现代主体意识,这样就使得诗人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在诗歌中对历史的荒诞给予揭示。

一、古典与先锋——“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中”

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生长在儒家文化的土壤里,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流淌着传统人文精神的血液。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便与“人民”和“土地”结下了深厚情结。从屈原的“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到艾青“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一句句诗行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的沉重,同时也见证了知识分子在流逝的岁月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为清代康熙时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后代,穆旦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诗学渊源极为深厚的文化世家。他走上新诗创作道路之始,就遇上了民族遭受外来侵略与凌辱的苦难深重的年代。因此他的歌唱,从一开始就不能不以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唱出那种属于他自己内心的涌动,也属于整个苦难的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激怒与抗争的声音。用他《童年》一诗里的话说,是要唱出那些‘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②诗人这种对苦难中劳苦大众的挚爱情结,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在流离失所中仍然牵挂着广大人民的唐代“诗圣”——杜甫。《石壕吏》中老妇的啜泣声仿佛还在耳边飘荡,飘荡……令人惊喜的是,穆旦并不是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而是带着古典情怀在诗歌领域有了一次先锋性的“革命”。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含有机智,而是让机智和感情融合在一起,给人智慧的同时更让人感动。这也是穆旦在诗歌创作中所提倡的“新的抒情”。

在那个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诗人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木格的窗纸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那哭声让诗人有了遐想：“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儿郎的明天和我们的今天丝毫没有改变。“从屋顶传过屋顶，风/这样的岁月这样悠久，/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那风声从历史走来，不曾中断，悠久的岁月把我们隔离，听不见那时的声音。“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现在的一个声音才把诗人唤醒，方才明白“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③“诗里的这些温馨中藏着隐痛抒情的构成，不仅仅在于它的普遍性，更在于它的强烈主观精神所迸发的个性化色彩。诗歌情感的极端的个人化，在这里并非指诗人自己，而是进入诗里情绪的个人化。他进入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抒情者的精神世界。他由执著于土地和人民的现实抒情，走进自我内在精神形象的塑造。诚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他运气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穆旦用最个性化的情绪写了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和精神，民族顽强抗争又时代延续的生存命运。”④犹如一幅冬夜图展现在我们面前，诗人独自在腊月的夜里支撑，陪伴他的是那呼啸的风，风声夹杂着的哭泣声让诗人的思索走向凝重。在那里，诗人一步步接近历史的深处，我们曾经的祖先辉煌的故事早已结束，相似的只有那不断的风。而明天又只是今天的延续，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在我们的梦里都没有丝毫安慰。诗人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民族的苦难历史中，塑成一尊雕塑，虽遍布历史痕迹，却也个性依然。如果说屈原的叹息是一种凄美，杜甫的对比令人愤懑，艾青的泪水使我们哽咽，那么穆旦的风声则让我们不禁打着冷颤。没有了抱怨，甚至都没有了眼泪，一切在平静中接受着最不平静的事实。

“风”，把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从昨天吹到了今天，而这种历史沧桑感在诗人笔下却像诉说着凄美的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在那风声中，我们感受到了遥远的沉重，同时也领受了一份感动。“精神世界的真实与叙述世界的扭曲之间构成的张力，其中所蕴涵的诗人内心矛盾张力的无限张扬，是穆旦诗歌现代性提供的最独特的一个重要侧面。”⑤这也是穆旦诗歌具有先锋性的主要表现。诗人在精神流浪的王国里，对于“苦难”的理解，对于“民族”的诉说，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种情绪。不同于简单的感动，可以潸然泪下；而是含有一份压迫感，欲哭无泪。

二、质疑“大历史”——“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⑥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对于自我身份的追认可谓是源远流长，从战国时期的“游士”到汉武帝时的“汉臣”，“学而优则仕”可以说是古代知识分子无穷尽的追求；他们走上仕途成为皇帝的辅弼大臣，“忠君”便是他们的人生原则。这种“仕”的身份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清朝。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⑦鲁迅在我们的历史书里发现了“吃人”，这一发现着实惊人。对于一直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信的“历史”发出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怀疑精神正是鲁迅现代主体意识的集中表现，而对于一个长期沉浸在“天朝大国”“礼仪之邦”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觉醒后的鲁迅只能陷入更深的痛苦，他发现自己既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在这种身份混乱中，只能成为狂人，甚至走向幻灭。狂人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着一名异质角色，在自己和社会文化的对抗中承担着对于身份追认的使命。能够令鲁迅欣慰的是在二十年后那声霹雳在诗人穆旦那里终于有了回声。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中”，听到过屈原的怨恨，李白的狂笑，看见过王维的淡然，杜甫的无奈。可是，“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永远散发着同样的光辉，“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⑧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都以“士大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认为只有走上仕途才会使自己的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社会才能够给自己一个确认的身份。所以，不管他们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努力在仕途上实现自己的人生。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在慢慢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身份缺失状态，他们便想在流浪中使身份得以确认。“我心里没有悲哀，眼中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就是在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即使生存陷入无奈，知识分子还是要捍卫生命的尊严。

穆旦在承继着传统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具有了强烈的现代主体意识。他开始反思和怀疑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生存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努力在社会中体现人生意义。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才能得以实现。然而，个人的人生从来都只能是“小历史”，是一种无言的历史，它被掩盖在我们的“大历史”中，因为“大历史”的权威。“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件，个体的身份认同无法离开意识形态而单独完成，而且是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更有影响更具普适性的、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得到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⑨关于这一方面，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揭示出现代人的最大焦虑：“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⑩当人们都沉浸在历史中的永垂不朽时,诗人却揭开了历史蒙着的一层谎言的面纱。“在遥远的古代里有野蛮的战争，/有春闺的怨女和自溺的诗人”，而这些,几乎不能在历史上得到一席之地。到了今天,只好由我们来赎罪,“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这样多的是彼此的过失。”对于历史,诗人产生了怀疑,他不再苛求历史能够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他看来“仿佛人类就是愚蠢加上愚蠢——/是谁的分派？一年又一年，/我们共同的天国忍受着割分，/所有的智慧不能够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倾圮下无声。”个人真实的生命价值只能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对于历史来说,我们微小的个体毫无价值,而我们一个个却都试图在历史这片茫茫大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而，一阵风沙就使大多数名字无影无踪。诗人无奈地发现了生命的荒诞。“是谁的安排荒诞到我们讽笑，/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⑪

穆旦所生活的20世纪40时代是一个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相对严重的时期,个人的声音早已被“民族”“国家”的声音压制。以“革命现实主义”突出的七月派在当时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个性主义彰显”的九叶诗派。“我们心中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边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因此,“我们是航行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飘移不定,从这一头推到另一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⑫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精神无所皈依的危机,连“上帝”都被放逐,人类的终极归宿成为疑问。在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纷纷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穆旦,作为一名现代主义诗人,再加身上那股不可避免的浪漫气质,使得他不得不以别样的方式做出反抗。为了个人自由在历史中的获得,穆旦肩负了追寻的使命。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知识分子更是无所适从,他们可以说面临着对于“自我身份”的一次抉择。或如郭沫若那样自觉迅速地跟随时代潮流,为我们的祖国营造“百花齐放”的景象；或者如艾青、卞之琳在个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徘徊中的“尴尬”。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抒情诗成为主流。如代表诗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诗篇中再也找不到那个张扬个性的“我”,洋溢其中的是一种宏大叙述话语。“仿佛是滚滚的沉雷/从万丈以上的云端/向世界宣言：/中国的国土上/卷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这种昂扬乐观的“集体话语权”笼罩整个诗坛,在政治话语充斥的同时,“小我”纷纷向“大我”靠近，直至消失于“大我”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人”的发现又一次被淹没，人们坠入历史的怪圈中仍在“赞颂”、“歌唱”。曾经穆旦对于历史的质疑精神和对个体生命的坚守品质根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只好在历史中寻求个人立足点的同时,承受着“自我”再度迷失的苦痛。

三、反抗绝望——“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

当诗人穆旦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历史的矛盾,而把自己置于孤立境地时,反而更加加强了诗人主体意识的凸显，从而在自己流浪的路上步伐更加坚定有力。因为这位在生活中被“教了鲁迅的杂文”⑬的热血青年,选择了在我们身边做个守夜人。

“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这迷漫一切的,昏乱的黑夜。”夜晚，整个世界变得很是令人恐惧，因为那浓浓的夜色可以遮掩许多丑恶。人们纷纷狂欢在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沙发,爵士乐，英语会话，最时兴的/葬礼。——是这样蜂拥的一群，/笑脸碰着笑脸,狡狯骗过狡狯，/这些鬼魂阿谀着,阴谋着投生。”正是在这茫茫之夜,别人“已得到热烈的喝彩和掌声”之时，“但是我的孩子们战争去了”，老人看见了许多，听到了许多,所有这些他都无法忍受，可是“我是一个老人，失却了气力了，/只有躺在床上，静静等候。”⑭面对物欲膨胀的现实，身处灯红酒绿的狂欢的城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老人无可奈何。诗人在这位老人身上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悲哀，或者可以说老人就是另一个自己的画像。“在穆旦的体验和郁愤中，我们又仿佛看见了鲁迅的影子，那孤独地穿行在人群沙漠中的先觉者，以自己犀利的目光读解着几千年的历史,读解着中国社会无穷无尽的阴谋和痛楚……”⑮然而,诗人终于发现这无望的守候只能使自己更加惘然。“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 /不断的血丝……”⑯

“与鲁迅不同,当穆旦选择了牺牲自我以获取生命的意义之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与历史中的黑暗现实中的丑恶有什么关联,因而应该毫不足惜地与黑暗或丑恶一同死去，‘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他有着青年人所特有的自然人性观，相信自己的生命是纯洁的，有着本然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支持他承受着黑暗与丑恶的包围的,不是鲁迅那种对过去的生命的否定性态度，而是对生命的未来的乐观情绪。”⑰穆旦最终告别了那位老人，独自走上了“荒原”之路，也许前行的道路上是无际的荒凉，也许那里将成就诗人悲剧的命运。可是，“弃绝了一个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⑱诗人再不想重复昨天的日子，那里尽是苦痛,想要走出那些迷失的岁月，重新找回一个真实的自我。“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欺骗和隐瞒的工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时,便会躲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⑲穆旦，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追寻的使命，在执著中实现自己真正的生命意义。“他所要做的就是揭穿现代社会中的隐瞒和欺骗，掀开那层人们赖以躲避的社会习俗，捣毁常人的避难所，让他们独立地、真实地生活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无可避免地感到‘艰难’和‘孤单’。”⑳

诗人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孤独了四十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大家重新发现。此时的诗坛早年已经历了那令人困惑和惊喜的“朦胧”诗,走向了更是让人们目不暇接的“第三代”诗。北岛那坚毅的“回答”遭到反叛,海子的“麦地”遭到践踏。生活在追求高速度、快节奏的物质时代的一代诗人,他们在诗歌领域也显得很是急躁。韩东、于坚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口语写作”一时流行。“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 ／我算过这大约要十万分钟／沿途将经过七大洲五大洋 ／经过我知道的全部外国……”（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诗句典型地反映了一代青年的心态,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诗歌以及诗人逐步边缘化。他们想以“反叛”的姿态使诗歌支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用口语化的形式在城市间流浪,以期在社会的遗弃中得以超越。可是,“生命意识在诗中的流转是使诗成了孤零零的个人抒唱,超越‘外世界’成了回避‘外世界’,淡化时代的同时淡化了自己,诗魂自然就趋于孱弱。”㉑此时穆旦的发掘则是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在诗歌日渐萎缩的今天,在作家不知如何坚守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时代,穆旦诗歌无疑令我们震撼,那其中饱含着的思想信念以及对于真正知识分子立场的坚守品质正是今天的文坛所缺乏的。

穆旦面对社会历史对于个人的挤压,没有逃避,而是使自己走上了生命流浪的路途,在流浪的过程中永不言弃地追寻着生命的真正意义，怀着高度自觉的生命意识跋涉于民族的苦难历史中。可以说,在“对人生苦难的敏锐多思和对人生意义的执著追寻的冲突中生成的敢于自我分裂、体味生命的虚无又以生命本身反抗这种虚无的刚性精神,与鲁迅在《野草》中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是一致的。㉒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绝望的反抗,不管前方是什么,依然独立前行，坚持追寻个人生命价值，这就是穆旦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独特的信仰。

① 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②④⑤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10）．

③⑧⑱ 穆旦．穆旦诗文集1[M]．李方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3-49，23-29，95.

⑥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427-428．

⑦ 鲁迅：狂人日记.鲁讯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25.

⑨ 杨经建．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J]．文史哲，2006（4）．

⑩ 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J]．文艺评论，2000（2）．

⑪⑬ 穆旦．穆旦诗文集1[M]．李方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1-38．

⑫ 帕斯卡尔．思想录[M]．商务印书馆，1985：33．

⑭⑯ 穆旦．穆旦诗文集1[M]．李方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99-201）．

⑮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J]．文艺评论，1990（1）．

⑰段从学．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⑲冯至．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重印前言”及“译者序”.三联书店，1994．

⑳ 王毅．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J]．文艺研究，1998（3）．

㉑ 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7．

㉒李怡．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4）.

[1]在王富仁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中，曾这样描写鲁迅：“记得小时和母亲住在农村一座黑糊糊的土屋中，睡梦中醒来,见母亲还坐在我的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安全，若是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马上就恐怖起来。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到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到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但到底少了一些恐怖感。……我认为称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更为合适。”

作 者：庞云芳，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