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情极之毒与坟前放花圈
——“红楼梦与鲁迅”论笔·之四

/［辽宁］梁归智

诗性、情极之毒与坟前放花圈
——“红楼梦与鲁迅”论笔·之四

/［辽宁］梁归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

红学与鲁迅学的“诗性”

曹雪芹与鲁迅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因为他们走到了时代的前面，他们的精神感受和思想追求都太超前。追根究底，是他们都过于敏感，可敏感者多疑，而最触目惊心、刻骨铭心的，一是对人生的“无常”，二是对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不合人性却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各种观念、习惯等。再说得透亮些，是他们都太诗性，因此就有了对洋术语所谓“异化”的巨大痛感。

宝玉亦渐长，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这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话。

关键句是“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和“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道出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本体性是诗性，而鲁迅对此有深度感知。

就这两句话，鲁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解味”维度，就超越写了多少著作论文的“红学家”们不知凡几。悲凉遍华林，也就是异化满天下，但大家都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独”——唯一感受到而且感受强烈到痛不欲生的是贾宝玉，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鲁迅。

“红”与“黑”在此交汇、重叠，通灵犀。

痛苦由于敏感，敏感由于诗性，诗性由于痴情。《红楼梦》第一回就宣示：“其中大旨谈情……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红学家周汝昌在《曹雪芹所谓的“空”和“情”》中说：“那十六个大字中，认准了‘情’字才是要害……一部《红楼梦》，正是借‘空’为名，遣‘情’是实。”①

这种“情”，艺术地表现为贾宝玉的“意淫”。周先生这样阐释：“意淫，其现象是‘多愁善感’——所谓‘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第三回），其方法是‘层层推进’、‘寻根究底’——即所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第二十八回），其实质是‘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鲁迅语）”②

周先生所引鲁迅这段话，出于《〈绛洞花主〉小引》，写于1927年。《绛洞花主》是当时厦门大学的一个学生陈梦韶据《红楼梦》改编的剧本，鲁迅应邀为其写“短引”，也是鼓励后学的雅意。陈梦韶改编的宗旨，是把《红楼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应该是以后四十回“调包计”、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为高潮，鲁迅说“此本最后出，销熔一切，铸入十四幕中，百余回的一部大书，一览可尽”，可想见其大概。这当然是局限于当时红学研究历史水平的一种情况，探佚学视野中的《红楼梦》，以及“绛洞花主”应为“绛洞花王”等，都还谈不到。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种历史局限下，鲁迅能说出深刻的富有哲思诗意的感言，正可见鲁迅的卓荦。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谈过的，鲁迅与曹雪芹有诸多交汇点，如“有变”、“家亡”、“兄弟参差”、“魏晋文章”等。

鲁迅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孙郁在《鲁迅与胡适》中说：“诗趣的有无，对文人而言，有时看其真性情有无的因素……鲁迅为人率直、慷慨，磊落得有大将风范，但爱憎之间，情感深沉，其间亦有儿女情长的。”③“旧语说，文如其人，将为文与为人能统一到同一境地，确属不易。胡适追求的，是这条道路。记得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曾表露过对李商隐诗歌的失望，那因由，是意象过于艰涩，难以卒读。但鲁迅似乎是喜欢李商隐这一类诗人的，虽觉得他们用典过多，但清词丽句，是颇可赏玩的。我们比较鲁迅与胡适写下的诗，觉得调子、内蕴，均相去甚远，两人兴趣的不同，境界的差异，也在此表露出来。”④

曹雪芹更是一个诗人，《红楼梦》是一部诗化的小说。周汝昌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说：“我多次提出，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他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感物，以诗人之情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气息与境界。这在别的小说中是绝对没有的。可以说，它整个儿是一首长诗——在小说的外形下而写出来的!”⑤

距离曹雪芹和《红楼梦》，鲁迅近，胡适远，尽管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开创了“新红学”。孙郁说：“鲁迅是讨厌读书人的匠气的。他的研读小说史，知识的丰厚且不说，单看那读解历史时的心灵觉态，实在远胜于常人。那里不仅没有呆板的逻辑演绎，重要的是，几乎看不到为学术而学术的八股调。他之介绍《红楼梦》，灌注的是一种人生哲学，那些古老的历史图式在他手里已不再仅仅是古董与文物，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他自己的灵魂也穿梭于其间，和那林林总总的人物对话。读其文字，好像与读者的心贴在一起了，这样的学术独白，隐含的是光与热，非一般学子所能及。”⑥

我曾经在《大梦谁先觉——胡适之红学观谫论》⑦和《诗与学的“分”与“合”》⑧中分析过胡适之所以不能理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真谛，根源在于他不是一个真诗人，因此难以进入“鸿蒙情种”曹雪芹的内心。今见孙郁《鲁迅与胡适》中亦有云：“就性情而言，胡适似乎更适合成为一名学者，而不是诗人。他缺少一种癫狂，也无诗化哲人的气质。”⑨郜元宝说：“胡适可说是作家，但充其量只是半吊子诗人，是曾经在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上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⑩陈平原说：“适之先生过于信赖自家提倡的‘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重‘史’而轻‘文’，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故其小说史论功底扎实，可相对缺乏灵气。”11几下里“三曹对案”，总可以说是大家所见略同了。

孙郁先生又说：“鲁迅讥笑中国的许多教授、学者，不满于胡适后来的治学方略，原因也在于此。中国的学人，将学术视为人生者，便多有建树。李贽、俞樾、章太炎、梁启超等，其生命与学术已难分开，读其文字，如阅人生，酸甜苦辣，均集于其间，那劳作，是有分量的。”12此种境界，其实也就是《红楼梦》所谓“作者痴”和鲁迅所谓“独彷徨”了。

这就又和红学史的情况相会合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正可谓“读其文字，如阅人生，酸甜苦辣，均集于其间”。他所写“自度曲”中有云：“白面书生，怎比那绣弓豪杰——也自家，壮怀激烈。君不见，欧公词切。他解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怎不教人称绝!”13学术与人生完全合为一体。对周氏学术不能理解的八股调者，撇开派性利益和知识结构等因素，从性情气质层面，正是缺乏了诗的向度，自然与周汝昌隔膜，也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相违远了。周汝昌在红学界的“孤独”与“另类”并迭遭攻伐，与鲁迅的终生与论敌笔战，是颇为类似的。周汝昌曾希望有人把所有“批判”他的文字搜集合编成帙。我想其数量可能是远超过鲁迅的论敌们攻击鲁迅的。

周氏红学的核心，乃对后四十回续书蒙蔽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精神真思想真艺术痛心疾首，故其行文，十分“爱憎分明”：“凭着俺笔走龙、墨磨铁，绿意凉、红情热。但提起狗续貂，鱼混珠，总目眦裂。”14他称后四十回为“伪续”，又说此“伪续”乃高鹗奉乾隆皇帝之命而为的一个政治阴谋，在心感与曹雪芹未有深契且在全部身心浸淫其中的局外人看来，自易生“偏激”的观感。这也正如鲁迅与论敌的诸多论战，笔锋老辣尖刻，如匕首投枪，在脱离具体情境的“客观”眼中，也是鲁夫子褊狭而少“恕道”了。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诚然是‘刻毒’的；这深刻、毒辣的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社会历史的深远背景，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它表现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5而周汝昌一派的红学，紧紧咬住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两种《红楼梦》”的差异，其实也是深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纠结的核心，有社会历史的深远背景和历史文化渊源的，只是其涉及“学术”更多，因而也更纷纭复杂。我在“红学三书”（《红楼梦探佚》《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独上红楼》）等著作中曾予以多方阐解，可以参阅。

“情极之毒”与“中些庄周的毒”

“多所爱者，当大苦恼。”鲁迅一语中的，道出了《红楼梦》的核心内涵，也就是曹雪芹与鲁迅的心灵情感之实际状态。如果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这种因情而生的“大苦恼”中，那情态将何等的难堪难忍难受？

物极必反，当这种“大苦恼”的压迫让人无法承受时，就将产生“情极之毒”，也就是反而会比常人表现得无情决绝，所谓“看破红尘”、“放下一切”是也。《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写贾宝玉“悟庄”和“悟禅”，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宝玉模仿《庄子·外篇·胠箧》，而曰：“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其悟禅偈诗则曰：“从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是在与丫鬟和众姐妹的情感思想纠纷中，感到“苦恼”而产生的“情极之毒”。

“情极之毒”的词语，正是脂砚斋针对第二十一回宝玉和袭人思想感情矛盾而写的批语：“此意却好，但袭卿辈不应如此弃也。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此宝玉一生偏僻处。”

这涉及了佚稿中的情节，宝玉后来抛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而出家为僧。他如此无情决绝，却源于“情极”，即多情到了极点，结果是反面的无情之“毒”。这可以叫感情的辩证法吧。佚稿无具体文字可读，但看第二十二回描写，也就可以仿佛一二：

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口吻，因又笑道：“这是怎么说？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姊妹们都喜喜欢欢，你又怎么这个形景了？”宝玉冷笑道：“他们娘儿们姊妹们欢喜不欢喜，与我无干。”袭人笑道：“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岂不大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景况，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案遂提笔立占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不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写毕，自虽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亦填了一支《寄生草》，也写在偈后，自己念了一遍，自觉了无挂碍，心中自得，便上床睡了。16

孙郁说斯蒂芬·茨威格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倘移于鲁迅那里，也十分贴切”17：

深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世界的道路是多么阴暗，他心中的风景是多么荒凉，他的广阔无垠又令人感到多么压抑，这一切与他悲怆的面容是多么神秘的相似，他的面容包容了生命的所有痛楚。他的心灵深不可测，犹如地狱，他的灵魂灼热燃烧，仿佛炼狱，这口最幽深的井曾被世俗之手推入情感的冥界。人的世界多么阴暗，在这阴暗中，又有多少苦痛!在他的大地上，在这片“直至最底层都浸透了泪水”的土地上，弥漫着多少悲哀!隐于它深处的地狱情景比千年之前的先知但丁所预见的更为凄惨。那些由于过于世俗而不能解脱的“羔羊”，那些为自己的情感殉难的人，他们饱受精神的鞭笞，内心激荡翻腾，勃然生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怎样一个世界啊!在此，所有欢乐消失殆尽，一切希望化为乌有，身陷痛苦之中的人没有被拯救的可能，痛苦如同一面冲天壁垒，森严围绕着他笔下的牺牲者!——如果没有一种同情可以拯救他们，那么，在他们心灵深处，难道就没有一个最后审判的时刻能将这个曾用痛苦造就了一个堪称神的人的地狱炸毁吗？18

这段话移之于曹雪芹，也是贴切的。《红楼梦》里的“家亡人散”、“忽喇喇似大厦倾”、“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字字看来皆是血”、“细看宁非血泪乎”（脂批），种种等等，皆来自曹雪芹家族毁灭的“实录”，并升华为一种历史和宇宙意识。曹雪芹的内心，不也是“用痛苦造就了一个堪称神的人的地狱”吗？不过因为曹雪芹并无其他诗文遗存，而《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又亡佚，要真正了解这一层就更为纠结，要悟证和考证、论证兼擅，跨越诸多“学术”的台阶门槛，而这些阶与槛，比起鲁迅研究来，是更高更难的。

我们“观其大略”，则《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宝玉“觉悟”的情节只是“引文”，佚稿中的“破败死亡相继”（《中国小说史略》）比高续后四十回要惨烈得多，“情极之毒”的本真内涵当然无比深邃。痛极而遁，其可以逃逸和依傍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曹雪芹的时代，只有《庄子》与禅宗之类。第二十回的脂批说：“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姚奠中老师的名句我曾一再征引：“至人惟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此即贾宝玉的情怀，也是曹雪芹的情怀。

如前所引，这当然也是鲁迅的情怀。鲁迅在《坟》的后记中自我解剖说：“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我们再看鲁迅学家的阐释：“‘冰’与‘火’，两个最极端的、最不能相容的意象，统一在鲁迅笔下；‘冷’与‘热’，两种最极端、最不能相容的情感，交织于鲁迅一身……然而，鲁迅内心深处，不仅有‘火’，又有‘冰’。”19

不过，比较曹雪芹和鲁迅，还是于“同”中感觉些许“异”。鲁迅的“毒”比曹雪芹的“毒”更甚更深，也许是表述得更赤裸更淋漓？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浓郁过甚。早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就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即后来的“它”——引者注），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写在〈坟〉后面》中说：“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到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即“它”——引者注）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

王晓明说鲁迅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20：“黑暗的现实不断强化他过去的阴郁印象，这种印象又使他对黑暗现象感受特别深切，随着他那种洞察心灵病症的眼光日益发展，他甚至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越到晚年，越意识到统治者的暴力压迫，他对奴隶意识的探究越加发展到令人战栗的深度……在他对社会进步的怀疑后面，紧跟着对自己历史位置的怀疑。”21

鲁迅的《野草》，特别是其中的《墓碣文》，不就是鲁迅式“黑暗”最本真的告白吗？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这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好了歌》和《好了歌解》，现代版的“大荒山无稽崖”，现代版的“怀金悼玉”，也就是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精神本质。

曹雪芹和鲁迅共同的“先河远影”，是《庄子》。而他们的异邦同道和后劲是“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等洋洋大观。

“葬花”、“情榜”和“在坟前放一个花圈”《墓碣文》的结末，是这样的：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鲁迅并非对黑暗和痛苦有嗜痂之癖甚至甘之如饴，他其实是想“疾走”而“离开”的。用汪晖的话说，是要“反抗绝望”的。日本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里记述了他和鲁迅的一次争论。增田涉对鲁迅说：“一切贤明的人，在他们心胸的深处藏着虚无的深渊。”鲁迅回答说：“怕不能那样说吧。”增田涉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虚无主义者也许是值得轻蔑的，但虚无主义在人类复杂的精神里，一定是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存在着”。面对增田涉的坚持，鲁迅“像放弃了似的说：‘也许是那样吧’”。增田涉说：“也许他是因为嫌麻烦而那样回答吧，总之，他‘屈服’了，消极地妥协了。”（《鲁迅的印象》，第33-34页）

把人生的黑暗追究到极限，难以不面对“虚无”这最后的底线。下一步，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或“终极意义”的冥思苦寻了。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曾颇有影响，其核心内容，就是“拷问”屈原、庄周、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说他们因难以摆脱中华文化“逍遥”传统之影响，而终于拖曳着“虚无”的阴影。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基督教文人因为有上帝作精神支柱，则以“拯救”情怀而获得了充满爱心的“意义”、“价值”支撑点。

我在1989年写了《情不情与圣爱——〈红楼梦〉比较文化研究》（收入《红楼梦探佚》），曾对刘先生于曹雪芹评判的失误做过条分缕析。而关于鲁迅，则未曾涉及。从大的宗旨来说，刘先生于鲁迅的评判，恐怕也还是未能摆脱西方“通过概念方法来探讨终极问题的思想企图”22之局限吧。

这涉及根本的人生在世立场，也涉及治学撰文的立场，即“情”、“感悟”和“体验”的维度优先还是“理”、“概念”和“逻辑”的维度优先。这恐怕是红学界和鲁迅学界共同的长久的纠缠。红学界长期为周派红学的“悟性治学”导向大哗不休，而鲁迅学界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最近郜元宝先生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就涉及于此，他说：“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至死不悔，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难以安心；鲁迅放弃‘可信者’（学术），追求‘可爱者’（文学），至死不悔。王国维和鲁迅，两相对比，至今仍不无启迪价值。”23

郜元宝先生又追溯到一些往事：李泽厚和王元化于20世纪末关于“思想和学问”辩证关系的论争不久，文学作为现代思想学术相对的另一面，就被提了出来，进入论者的视野。李慎之发表在1998年8月28日《文汇报》上的《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针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及刘的五万字长序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许多不够格的作家的作品合在一处，勉强归入“现代学术经典”，李慎之大声责问：有哪一部现代学术经典对现代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人的了解能超过鲁迅的《阿Q正传》？学术经典难道就是学问家的著作而不包括卓越的文学作品吗？再往后，文学评论界有人在日本人竹内好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册子《鲁迅》中发现了类似的文学与思想之争。竹内好认为在现代中国，启蒙和文学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只有鲁迅把二者有机结合了起来，但鲁迅的方式是通过文学来启蒙，“作为启蒙家的鲁迅不断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场合生长出来”。郜元宝则于1999年撰写《“二马之喻”与“冰之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的分途》（《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此一话题做了更清楚的表达。

这一思想、学问、文学的纠葛，其实在红学研究中才更加突出。因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文学经典，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文学天才，而研究红学的人，其“主流”却大略是一些既乏思想又少艺术细胞的“学者”，更多有抱各种目的之赶场者，故百年来红学研究怪论怪像迭出，无谓的纠纷不断占据前台。红学界长期的悖论也由此生发。“学者”们一直以“文献”和“考据”自雄而又众说纷纭难成定论，“作家”和“理论家”们染指红学又往往为必需的文献考证前提所困而多有缺欠难臻圆满。我在《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24中已经做过一些分析。

回到“红与黑”之情怀向度，对“情极之毒”，无论曹雪芹还是鲁迅，都并未认同为生命的归属，而做了反拨，他们最终都在努力化解那“毒”，而解药就是“情”与“诗”。曹雪芹用贾宝玉的“意淫”、林黛玉的“葬花”、史湘云的“卧药”等情节，以及佚稿中的“情榜”等故事，传达了他最后对“黑暗”的超越和对“虚无”的否弃。所谓“全书大旨谈情”。所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在《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说：“在曹雪芹的用语中，情字本是涉及看待世界事物，即人生观的问题。”25“出家与‘情榜’的关系。情榜是在出家以后，因为有一条脂批慨叹宝玉虽然悬崖撒手，到底是‘跳不出情榜’去。这不但关系着情节次序，也可略见曹雪芹对‘情’和‘不情’的矛盾处理方法，而还是情胜过无情的，因为如若不然，即出了家一切放下，全书便可戛然而止，何用还挂记‘情榜’？情指看待事物人生的态度……好比人生观，不是狭义俗文。”26鲁迅谈到他在《药》的写作中，用曲笔在烈士夏瑜的墓前“放一个花圈”，也就是这样一种意向吧。孙郁说：“他确乎是个大胆怀疑自我的人，内心承受着他人不易承受的沉重。他在以坚毅的目光去正视黑暗时，心中装有的却是对自己同类的怜悯与挚爱。他的精神从未在一个固定的港湾长久地停泊着，而是不断放逐着自我，在陌生化的空间寻找自我的支撑点，他没有一刻满足于既有的状态，在他看来，只有不断地升华自我，克服旧的形影，才能获得心灵的满足……在广袤无垠的世界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匆忙的过客。一切都在流逝着，变动着，生命的可爱，便是在更替中呈现出的流动之美。鲁迅的晚年，心态一直保持着青年状态，像一些学生一样，敏感于外来的新事物……他因为心灵深处，有着民间情怀，血脉里流着是很中国的东西。这两点，使人既感到不可企及，又有亲切之处。”27

面临虚无的深渊，曹雪芹以“证情”给黑暗王国以一线光明，鲁迅则呈现出“在绝望中的反抗”姿态。但在根柢上，二者是相通的。

①②周汝昌：《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第206页。

③④⑥⑨12 17 27孙郁：《鲁迅与胡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第381页，第304页，第364页，第305页，第178页，第305-306页。

⑤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 93页。

⑦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红楼梦探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梁归智：《诗与学的“分”与“合”》，《光明日报》2005年9月12日；《禅在红楼第几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81页。

⑩23郜元宝：《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文艺争鸣》2011年2月号，第33页，第34页。

11陈平原：《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二十一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13 14梁归智：《红楼梦探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页。

15 19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第154-157页。

16《红楼梦》引文据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次印刷周汝昌汇校《红楼梦》，后同，不赘。

18斯蒂芬·茨威格：《三大师》，姜丽、史行果译，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

20 21王晓明：《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第296-302页。

22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3页。

24梁归智：《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25 26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2页，第892页。

作 者： 梁归智，中国当代红学家，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师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章太炎的研究生、关门弟子）学习古典文学，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有著作《石头记探佚》《神仙意境》《箫剑集》等十余部。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