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2011-08-15 00:42天津李新宇
名作欣赏 2011年16期
关键词:同盟会黄兴辛亥革命

/[天津]李新宇

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天津]李新宇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课堂上,有同学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有同学立即回答:孙中山。又有同学补充说: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

与一些近代史教材不同,《辞海》历史分册没有直接讲这场革命是谁领导的。它讲了许多内容,包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利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等等,而开头是这样写的:

【辛亥革命】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相继组成。1905年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做尖锐的斗争,并在各省和海外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12月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统治……①

要讲1911年(辛亥)发生的那场革命,却兜了一个圈子,先讲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接着讲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政纲、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等,说它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对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的介绍却极为简单,接下来就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皇帝退位……在这里,没有直说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也没有说谁领导了武昌起义,更没有说是谁领导了各省的独立,但读者凭这样的介绍,自然会得出业已形成的标准答案。

辞书如此,教科书亦如此;短篇介绍如此,长篇史著也是如此。讲辛亥革命,就要先讲孙中山在海外如何组织革命团体,如何鼓吹革命,如何发动一次次起义,然后才是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而最后又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继续往下讲,当然要讲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职,但到这里,辛亥革命就“失败”了。所以,这种讲述很艺术,不用直说,就能给人一种印象: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角,而孙中山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

一切光荣归于皇上,归于领袖,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一般人的思维中,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这样讲。包括革命党人和同盟会的元老们也没这样讲。这种讲法是后来根据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在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

一些常识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的主要成就是结束了帝制,具体表现是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使古老的中国完成了从“帝国”到“民国”这一现代性转换。那个中华民国创建于1912年,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旗是五色旗,政府名称是“中华民国政府”。它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但这个成果在十五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被推倒了,新的政府在南京建立。国号没变,仍叫“中华民国”,但国旗变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政府名称也变了,由“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体事实上也变了,由“民国”变成“党国”。此前的军政要人喜欢说“忠于民国”;此后的军政要人喜欢说“效忠党国”,这是在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仍能偶尔看到的。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使“帝国”变成了“民国”;北伐战争使“民国”变成了“党国”。帝国——民国——党国,这是中国国体变化的一条线索。党国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国,要使国民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教育国人崇拜孙中山。具体的措施包括机关学校都在做“总理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在南京大兴土木,以皇陵的规格修建宏伟的陵墓,并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葬礼;孙中山这个名字不能叫了,革命同志必须称孙中山为“国父”。

既然是“国父”,一切革命建国的功劳就都应归于他。从1928年到1930年,尤其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之后,这种历史叙事逐渐完成,只要讲辛亥革命,就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主线。

当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革命之前,宣传、鼓动、起义、暗杀,对后来的革命自然有影响;革命爆发之后,黄兴、宋教仁等人也是四处联络,努力以同盟会的方针指导革命和新政权的建设,这一切,也在客观上把独立各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但是,把辛亥革命归于孙中山的领导,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革命开始于武昌,所以有“武昌首义”之称。如果要寻找首义的领导者,只要面对历史现场,就不能不承认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筹划者。

文学社的源流清晰可见,一路走来的线索是:自立军——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社形成了一贯的传统,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前仆后继,脚踏实地,默默地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与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不同,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在学堂和会党,更不在海外。而且,文学社成员小心谨慎,埋头工作,无意于领导全国,也无意于拉大旗以张声势,所以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②对于当时努力领导全国的同盟会,他们基本没有来往。他们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做法,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

由于文学社的这种沉实低调,甚至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都不清楚他们的情况。1911年初,为了策划湖北响应广州起义,谭人凤来到湖北。他以为武汉的革命党人都在居正的领导之下,所以把经费给了居正,惹得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大不高兴。至于文学社,谭人凤见都没见,当然更谈不上给经费了。

共进会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却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1907年,湖北的刘公、居正、孙武等人与四川的张百祥、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辉等人一起在日本成立共进会。因为置身日本,他们大都参加过同盟会,或者与同盟会有联系,但由于当时同盟会分裂,光复会重新独立,孙中山远走南洋,加上这些人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有所保留,所以另建了自己的组织。后来国民党人常常把共进会说成是同盟会的下属或外围组织,但在事实上,它并不隶属于同盟会。共进会成立时,黄兴就曾指责焦达峰另立山头。焦达峰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殊途同归,有何不可?”黄兴问同盟会与共进会“二统谁将为正”,焦达峰回答:“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③由此可见,他们自认与同盟会是平等的。他们与黄兴、宋教仁等保持着密切联系,却不赞成同盟会的纲领。在共进会的纲领中,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被改为“平均人权”。虽然只是一字之改,意义却相去甚远。而且,共进会有自己的旗帜,就是武昌起义之后升起的“铁血十八星”旗。

而且,武昌起义谋划多日,同盟会的领导人却毫无所知。即使后来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从来没想过在中部起义,他关注的一直是两广。后来,一些人成立了中部同盟会,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筹划,文学社和共进会筹划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这让黄兴、宋教仁等十分懊恼。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发动革命,革命爆发了,他们却不在场,未能充当领导者。他们之所以估计不到,不只是因为孙中山只关心广东广西,更重要的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对革命已经不抱希望。因为黄花岗之役集中了同盟会的大量精英,黄兴等人亲上前线,简直是破釜沉舟,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需要五年才能重整旗鼓。就连孙中山也觉得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④。

文学社与共进会筹划了武昌起义,但众所周知,真正指挥起义的,却不是两个团体的领导人。10月10日,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实际领着干起来的,是新军中的小班长(棚目)熊秉坤。从起义爆发前半天的联络和计划,到打响第一枪,再到占领军械库,直到晚上十点多,一天的时间,起义的领导者是熊秉坤。十点半之后,因为熊秉坤感觉自己职位太低,指挥吃力,请出了地位比他略高的连长(队长)吴兆麟,请他做了总指挥。攻打督署,吓跑清吏,直到天亮武昌光复,都是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完成的。熊秉坤和吴兆麟都是小人物,自知缺乏号召力,所以在初步胜利之后,就请出了黎元洪,求他做了都督。从此之后,武昌革命的领袖就是黎元洪。

综上所述,筹划了武昌起义的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而直接领导武昌起义的,按出场顺序是: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他们是首义者,是真正的辛亥革命元勋。他们的身份也是值得注意的:熊秉坤不是同盟会会员;吴兆麟连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没有加入;至于黎元洪,是加入过同盟会的,而且做过同盟会的副总裁,但那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了。

同盟会领导人的参与,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起义成功之后,他们才纷纷从上海等地跑到武昌来。15日,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昌。他们曾经试图领导革命,让黄兴做“两湖大都督”,把黎元洪和谭延闿都置于黄兴领导之下,但到达武汉之后,却发现同盟会的力量微乎其微,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黄兴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为首义做出了贡献,但在武汉,却是黎元洪领导他,而不是他领导黎元洪。

至于各省的独立,是谁领导和发动的,一个个不难查清。可以说,只有少数几个省份是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

在一般叙述中,讲到各省独立,总是要在那里找出几个同盟会员。似乎只要在那里有几个同盟会员,这革命就可以记到同盟会的账上。更有甚者,甚至是只有见到同盟会会员的踪迹,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否则就是立宪党人“投机革命”,或者旧官僚“破坏革命”。可是,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和“旧官僚”的“投机”,也许就没有那些省份的独立。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总是竭力贬低立宪派。但需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一些原立宪派成员早已不是立宪派,而是成了革命派。无论是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还是四川的蒲殿俊、浙江的汤寿潜,经过一系列事件和三次大请愿的失败,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革命。就连比较保守的张謇也不再排斥革命和共和。在革命当中,正是这些人发挥了重大作用,保证了革命的成功。所以,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组建第一届临时政府,对立宪派不但没有歧视和排斥,而且给予足够的尊重,临时政府的九位总长,有六位是立宪派,只有三位是革命党人。事实上,就孙中山和黄兴的个人感情而言,他们更愿意重用同盟会的骨干,但他们知道,不能不尊重革命中的贡献和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既然如此,后人对立宪派的那种排斥,虽然高举孙中山,却在事实上否定了孙中山。

革命发生了,实际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就是那样一群人,他们并非清一色,而是分属不同的派别,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历史的事实难以改变:正是他们终结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如果张三领导就是革命,李四领导就是投机;孙中山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成功,别人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失败;一切辉煌归功于革命领袖,小人物和非嫡系则被遮蔽;是很不公正的。那种党国的意识形态叙事,是经不住后人审视的。

①《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②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③章炳麟:《焦达峰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重庆版,第232页。

④陶菊隐:《袁世凯真相》,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82页。

作 者: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辑:张乐朋 wudan5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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