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话语与霸道话语（上）
——读《隆中对》

/［福建］孙绍振

王道话语与霸道话语（上）
——读《隆中对》

/［福建］孙绍振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隆中对》

1.《隆中对》的出处：我们的版本是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节录来的，《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宋朝人，这个版本主要根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不过稍加增删。我们之所以没有选《三国志》的原文，是因为，司马光的文本中有比较重要的补充，而且比《三国志》更为简洁、精练，而简洁和精练正是我国史学语言的传统。再次，选择这个“第二手”版本，便于和《三国志》的版本进行对照。从现成的可比性中，发现差异，提出问题，深入分析。

2.题目“隆中对”并不是《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原有的，而是后人加上去的。隆中是湖北襄阳的一个地方，还有一种提法叫“草庐对”，不大流行。从修辞的角度来说，草庐对，有一点形象的感性，照理应该更受欢迎才是，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可能是隆中是个小地方，而所论却是天下大事，小大的对比更显得诸葛亮胸襟之开阔。

从文字上说，“对”的意思就是对答。作为动词，本义是应答，相当于英语的answer，reply。

对，答也。（《广韵》）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论语·述而》）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战国策》）

冠者对。注:“应也。”（《仪礼·士冠礼》）

对曰:“非礼也敢辞。”注:“答问也。”（《仪礼·曲礼》）

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三国演义》）

“对”的意义很丰富，从中心意项——应答，引申为两者相对、面对，相当于英语的mutual，face to face，如柳宗元《童区寄传》：“贼易之,对饮酒,醉”；再引申为相当、相配、相等的意思，如对开、对分；又引申为相敌、核对、对读(校对)、对质、对待、以特定方式待。作为名词，则为配偶、对策、对子、对联等等。在这里，从全文来看，并不完全是应答，而是有问有答，应以“对话”为宜，也就是在隆中的对话。当然一定要解释成应答，也不是不可以，不言而喻的是，答话，是回答问话的，有问才有答。

3.由于《资治通鉴》的这个部分大都是来自《三国志》的，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者应该是陈寿（233—297），此人籍贯是四川南充，地道的蜀国人。《隆中对》的事情发生在建安十二年（207），过了二十六年，陈寿才出世。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实足年龄二十六岁），他们的对话有什么根据吗？《三国志》的许多记载都有一些书面的根据，后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还把他所舍弃掉的和一些可能没有见到的材料插入书中。隆中对话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史料，陈寿所根据的，可靠的那一部分，就是诸葛亮自己在《前出师表》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里，并没有他们于草庐之中，三次谈话的具体内容。陈寿本是蜀汉的官员，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耳濡目染，有比较丰富的风闻，听到过当时的一些故事和传闻，也可能还阅读过蜀汉的官方文献，这些文献在蜀亡以后，也许都消失了。入晋以后，陈寿又当过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有意识地保存了这些材料，成了独家之秘。陈寿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正当壮年，想来记忆还比较可靠。

4.刘备为什么要这么谦卑地请教诸葛亮？

因为，他虽有政治上称霸一方、一统天下的野心，但是，他的军事实践常常是一败涂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连个根据地都没有，常常处于寄人(实际上是军阀、土皇帝)篱下的狼狈境地，动不动就被驱赶。刘备本来依附袁绍，官渡大战以后，袁绍失败了，他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练兵。随时随地都可能再次成为丧家之犬。但是，刘备的野心并未稍改，他意识到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非得要有特殊的谋略，特殊的人才，才能化劣势为优势。

5.《隆中对》中的几个重点：

第一，第一段介绍诸葛亮的大志。没有这第一段，当然也能成文。直接写“刘备在荆州”，有开门见山的好处。但是，为什么在节选史书的时候，要把这一段留下来呢？因为，诸葛亮在这以前，一点政治军事上的事迹都没有，怎么可能一鸣惊人，一下子为刘备提出这样一种战略，乃至改变刘备的命运，决定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呢？这不是冷锅子里爆出来个热栗子吗？有了这第一段，提供了诸葛亮的生活、精神、理想的背景。他本来是胸怀大志，自比名相管仲、名将乐毅的。一个才二十六七岁的书生，一般是不敢有这样的理想的，就是有这样的理想，人家也不敢相信。天才诗人李白，年轻时候也曾设想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只要把才华施展出来，能当宰相，不但当时没有人相信，就是后来到了长安，和最高权力中心有了交往，还是没有人相信。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位比之李白当年的影响差得远了，他这样的理想，当然是“时人莫之许也”，没有人相信。但是，这里强调的“时人”这个字眼，值得推敲。时人的含义很丰富，一个是当时的人们，又隐含一般的人，时，是不是有时尚的联想义？韩愈《师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这里的“时”就多多少少包含着“时俗”的意思。时俗之人不信，但有人相信，一个是徐庶，一个是崔州平。这两个是与“时人”相对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有一定名声的人。诸葛亮是大人才，但是一般的人没有意识到，只有几个有特殊修养的精英人物才知道他的价值了不得。这一段大抵都是《三国志》的原文，但是也有些不同，《三国志》的原文中有几句被司马光删减了：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

为了把古人的形象和我们的感觉经验距离缩短，先解释一下身长八尺。如果以为这个尺和今天的一样，那就是二米七左右，比姚明还高。实际上，当时的尺大约等于今天的七寸，尽管如此，也有一米八四左右，这样的身材有点不凡。原文说他“躬耕”，就是亲自耕种。我想他的出身是官宦世家，不可能靠种田为生，躬耕的深层意义可能是偶尔参加劳动，以农为乐，在仕途上没有多大追求。但是，又好为《梁父吟》，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歌呢？

《梁父吟》又称《梁甫吟》。梁甫，泰山下小山名。诗曰：

步出齐城(一作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一作墓)， 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里有个典故。齐景公时期，有三个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接。他们英勇善战，为景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他们一个个相当狂妄，成为齐国安全的隐患。晏子就设计了一个陷阱，给他们三个人两个桃子，结果是“三士”争食“二桃”，死于论功。这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大致可以说，不管武将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只要“一朝被谗”，就会死于非命。和这些号称“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的人物相比，国相晏婴是个著名的矮子，但他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胜利了呢？因为有“谋”。这种“谋”，不是一般的谋略，也并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是和“谗言”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意味很是复杂。一方面是胸怀大志，又对最高权力的阴险有着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对设计出这种谋略的国相(类似管仲、乐毅)又有某种神往。由此看来，诸葛亮的政治心态是复杂的，对政治权力斗争的黑暗和自己的才能持着矛盾的态度。读懂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诸葛亮为什么要刘备三顾才出山。一顾不行吗？不行。两顾不行吗？不行，下不了决心，宁愿“苟全性命于乱世”，如果搞到政治谋略里去，立下多大的功劳，也可能要掉脑袋。

虽然如此，但施展才能的理想还是诸葛亮的主导方面。诚如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的传后注解中说：“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诸葛亮一开始就有出仕之心了，后来他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既然这样，司马光为什么最后还是删去了“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这一句？

这是由《资治通鉴》这部书的性质决定的。

《资治通鉴》是一本给皇帝阅读的书。资治，就是为了给皇帝统治臣民提供参考谋略。对于最高统治权术及其黑暗，不能有太严峻的怀疑和警惕。此外，如果诸葛亮把政治权术看得太清楚，出山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三顾茅庐，究竟为什么第一顾、第二顾没有成功呢？那是高级机密，为什么三顾就出山了？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史料。那还不如删去这一句，把他同意出山的难度降低呢。

这是第一段，只是介绍诸葛亮，还没有写到刘备。

第二段，进入主题了，写到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了。很特别的是，诸葛亮一直没有出场。第一句：“刘备在荆州。”这句话写得很简洁。为什么在荆州？史书前文有交代，这里就不必多费篇幅，这是《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的特点。刘备在荆州干什么？“访士于襄阳司马徽”。访士的“访”，是拜访、造访的意思，这是字典的意思。然而光这样理解是比较片面的，从上下文来看，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访求、求访，广泛地、主动地咨询。这句话是《三国志》里没有的，《三国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有人推荐，诸葛亮完全可以出场了，但是在《资治通鉴》中，又加上了一个司马徽(德操)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司马光的行文比《三国志》略高一筹的地方，就在这里：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这个材料，是裴松之后来写到《三国志》注文里的。司马光是宋朝人，他怎么会比晋朝人陈寿有更多的史料？可能是陈寿没有看到，看到而没有采取的可能性比较小。《三国志》写徐庶一人推荐了一下，刘备就三顾茅庐了，一个人推荐，一去就是三次，多少有点神秘，而有了这条，就足见孔明之声名远播了。因为两个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一条“伏龙”。反过来看，《三国志》里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在什么地方？“新野”，即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为什么惜墨如金的史家要特别点出新野呢？这是说诸葛亮名声实在太大了，在荆州，也就是湖北一带，他的名声就很大，到了河南也一样。所以刘备说，那就让他来罢，而徐庶却说，此人“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此时，刘备差一点就犯了个错误。原因之一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诸葛亮的重要性，原因之二，可能是路途也有点遥远。他人在新野，而诸葛亮此时在哪里？在隆中，他要跑到湖北襄阳去，挺远的嘛，起码也有百来里的距离，跑那么远的地方见一个书生，这就怪不得关张不悦了。当然，也有人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应该就是湖北襄阳隆中所属，可是近来南阳有关方面力争南阳不在湖北，而在河南，这当然是有关旅游资源的争夺。不管是在湖北，还是在河南，不在新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和新野还有很大的距离。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刘备对司马徽那么主动地拜访，而对诸葛亮，起初好像还有点搭架子。这一点长期被人忽略，原因是被《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给误导了，以为真的像那上面所写的那样，卧龙岗就在城外，早上赶去，诸葛亮还没有起身。不过，由于历史资料的阙如，今天很难想象刘备是怎么不顾鞍马劳顿，连续三次往返的，但，刘备的求贤若渴，倒是表现得相当真诚了。这样主动的三顾，规格是很高的，不是一般人能够配得上的，也不是一般的权势者所能做得出的。即便是当年，有些人还是不太相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里，引用了当时的史料《魏略》：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欤？我聊以忘忧耳。”

这就是说，不是刘备亲自去找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主动送上门，刘备还不大理睬，自顾用牦牛尾巴编织一种工艺品。这条史料，陈寿没有采用，原因他说得很明白，因为诸葛亮自己在《前出师表》说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写给刘备的儿子小皇帝刘禅看的，不可能是胡编。《魏略》中的史料虽然不可靠，却反映了一种心理，就是刘备不可能大老远地主动去拜访一个才二十六七岁，又没有什么建树的年轻人，要这样做一定得有理由。这可能也与《资治通鉴》这本书的性质有关系，人主不是那么随意的，这也是臣下对君王重视人才的一种期待。（关于这一点，在学术上至今仍有争议。刘啸先生的《“三顾茅庐”质疑》就赞成《魏略》的说法。易中天先生则认为，二者皆有道理，应该是登门自荐、没有受到重视在前，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以后，才去三顾茅庐，这期间隔了六年。易先生还认为年龄可能是个障碍。当年诸葛亮第一次见刘备才二十一二岁，四十上下的刘备不轻易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不算奇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3页。）

铺垫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又来了一句“因屏人曰”。这说明，二人的谈话既是很机密的，又是很亲密的。(当然，如果要抬杠的话，会问，这样机密的对话，后来是谁传出来的？谁能对这个对话作旁证？)不过从文章来说，隆中对答，开诚布公的全部氛围就此具备。接下来刘备的语言，措辞是很讲究的：先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这当然是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接下去是：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

把自己说成“智术浅短”，这是很谦虚的，很有一点礼贤下士的风度，但是，光看出了这一点，不算是看懂了刘备真正的心思。就在这样谦卑的话语中，又流露出自命不凡：“孤”，本来是古代王侯的自称，一般是“人君谦称”。《战国策·齐策》：“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表面上说自己德行不够，实质上是说自己天下唯一，老子天下第一。所以，当了皇帝才有正式称“孤”道“寡”的资格。但在军阀混战期间，称霸一方的军阀，擅自称“孤”的也不少见，但那是大权在握，土皇帝做稳了的，称“孤”才可能是名符其实。刘备此时只是一个寄刘表篱下的县级武装部长，而且《三国志》里还说，刘表对于刘备的政治野心，是

有所怀疑的。居然在这样的时候，又是当着生人的面，在谦恭的言词下面，把内心南面王的感觉流露了出来，这是说话说走了嘴，还是陈寿曾为蜀官，潜在的正统意识的流露？是很值得钻研的。刘备此时的实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几经失败。易中天在他的《品三国》中总结说，刘备“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五易其主，四失妻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手头只有几千人马，却要统一全中国，二者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应该说，是有点可笑的，但是读者没有可笑的荒谬感。原因在于，他的用词完全是一种委婉格的修辞，他不说他要当皇帝，而是说“欲信大义于天下”。信，同申，也就是申张大义、普及大义，让全国百姓都相信他、接受他的“大义”，至于什么是“义”，他没有说。权威字书上说，义者，宜也。就是应该的。但是，不同的人，曹操、孙权、刘备，对于应该和不应该，南辕北辙，但这并不妨碍“义”、“大义”成为各种互相矛盾的褒义的弹性包装。顾名思义，大义就不是小义，而是最高尚的义，事实上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就是所谓王道。王道的特点，以德服人，以道德和感召力来服众，和运用武力争夺是对立的，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垂拱而治”。而刘备所要做的本来就是用武力来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皇帝，这不是王道，而是霸道。但是，他不说以武力得天下，而说仁义得天下，别人则是以武力、霸道争做帝位，那就是不义。这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诸葛亮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当然是心领神会。这是汉语修辞中的官话套路，明知语言与事实脱离，却要用美好的词语掩饰不美好的，至少是凶险的意图。用学术语言来说，叫做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游戏，双方则心照不宣。

这样分析，并不是钻牛角尖，而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其事。不直接进行评价，但在行文中隐含，这叫做“微言大义”“寓褒贬”。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一点，当前语文教学讲究语感，但是，许多人只是口头上喊喊而已，到了具体语句，就落空了，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汉语的语感，而阅读历史原文，仅有现代汉语的语感，可能造成语感的麻痹。我看过不少教参和教案，讲到刘备的这一段开场白时，仅满足于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刘备于是叫旁边的人避开，说：“汉朝的天下崩溃，奸臣窃取了政权。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衡量自己的力量，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是自己的智谋浅短，办法很少，终于因此失败，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我的志向还没有罢休，您说该采取怎样的计策呢？

从字面上看来，这样翻译应该是符合原文意旨的，但是，读后是不是有一种大煞风景的感觉？如果刘备自称“我”，还有什么刘氏正统的身价和礼贤下士的姿态？这就暴露出译者一点古代汉语的语感也没有。译者的语感就是词汇的表层意义，也就是古代和现代汉语重合的那个部分。而语感之所以要“感”，就是因为，表层的、显性的语义，是不用感就能明白的，但语感往往不仅仅是显性的，而且是底层的、隐性的。同一个词语，古代汉语的语义和现代汉语的语义不完全对等，对等的部分只是表层的部分，如果只看到表层对等的部分，理解就可能貌合神离了。正是由于不对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免不了要发生意义的“水土流失”，而语感，就是对这种“水土流失”的感觉“还原”。

再举一个例子，“汉室倾颓”翻译成“汉朝的天下崩溃”，意思没有大错，但是，大量的语感流失了。为什么叫做“汉室”呢？室和朝，有什么区别？《易·系辞》传上：“古人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古者宫室贵贱同称。”《尔雅》云：“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汉室就是汉宫，室还有家的意思,(杜甫：《石壕吏》：“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汉室就是汉家。家是血统关系的单位，这个室，这个家，是属于刘姓血统的，因而只有姓刘的才是正统，只有“我”才配，别人都不配，所以，别看“我”目前蛰居一隅，但“我”有权自称“孤”。如说成“汉朝”，有朝堂、朝政的意思，那是皇帝和君臣对话的地方，没有血统的联系，如果以为“汉室倾颓”，等于“汉朝倾颓”，语感损失就太大了。“汉朝”是一个中性的词，什么人都可以说，刘备自己这样说，就没有血统的、正统的优越性了。

语感的“感”，不是表面上的概念化的意义，而是那些潜在的含量。那些潜在量是很丰富的，又是不很明确的，所以要潜入表面的概念，去领悟、去感受，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概念化的意义，就不需要感了。

接下去，诸葛亮说话了，这是《隆中对》的主要内容。

要注意的是诸葛亮的视野。在这以前，司马德操就说过，诸葛亮虽然是个读书人，但和一般“儒生俗士”的不识时务不同，他是识时务的俊杰。这里，时务、识时务，如果从现代汉语语感上去理解，是有点贬义的，有点不讲道义和原则，只看实力，见风使舵的意思，但在古代汉语中，却是褒义的，因为和俊杰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很有名，后来广泛流行，成为常用语。要理解“识时务”，有两种办法：一是从字面上去钻研，时务，就是当时的事务，这里指的是政治军事事务。但什么叫做“识”？从现代汉语来说，是认识，这里，就不是一般的认识，这就要用第二种方法，从上下文中体悟。这是比较深刻的见识，不但深刻，而且与众不同，在众人昏昏，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为现成观念所拘之时，能够清醒地保持自己的见地。

语感，是一种感觉，一般是可以意会，很难言传的，我们试从文本的上下文中去验证，去具体化，去丰富。

诸葛亮的识时务，识在哪里呢？请看他对形势的分析。

刘备的来意很明确，提出汉室的倾颓问题，他所说的大义，是针对“窃命”的“奸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要知道刘备是接受过汉献帝血写的衣带诏，要铲除曹操的，当然，铲除了曹操以后，其他实力强大的人士，如孙权等等，也在扫除之列，只有把他们统统收拾干净，自己才有可能统治天下。眼前的现实是：刘备刚刚从曹操那里溜出来，曹操的优势人马快要打上门来了，所以刘备满脑子就是这样一个大敌，只要把曹操灭了，大义就没有问题，但是，诸葛亮却迎头给了一下棒喝：曹操不能碰。他拥有百万之众，这是军事优势，而且他还有政治优势，“挟天子而令诸侯”。挟，就是挟持，和劫持人质差不多，打着王朝合法性的正统旗号。阁下这么一点力量，是没有办法和他较量的。另外一个，刘备没有来得及考虑孙权，因为还没有和他打过交道，刘备一直在中原打仗，在逐鹿中原的核心，眼光没有注意到盘踞江东的孙权，这是由他的处境决定的。他一直在被动应付，因而，把被动的局部当成了全局。诸葛亮和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全局了如指掌。他指出，孙权这个人也不能碰，他的政权已历三世，树大根深，而且地形很是险要，人才又很众多。不但不能有什么图谋，而且要和他“为援”，相互援助，结成统一战线，对抗曹操。

这是暂时图生存的必要，而最终自己要申张大义，就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得有自己的地盘，而要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自己的根据地，就不能啃硬骨头，要往软处想。哪里是软骨头呢？这恰恰是刘备思想的空白。诸葛亮提出两个地方是可以成为根据地的，一个就在眼前，荆州，领导人刘表是软弱的；一个远在四川，不在中原政权逐鹿之中心，那里简直是个军事和政治角力的空白。

这就叫作识时务。这种识时务，把力量对比看得很清楚，把宏观的强势和弱势，用逻辑的对比加以突出，这种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把刘备从纠缠眼前生死存亡中解放了出来。

这么说来，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的宏观眼光令人惊叹，但是如果只有宏观，可能是不够的，具体到荆州和四川，诸葛亮也不乏微观的分析。诸葛亮分析荆州，是这样说的：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

荆州当然是一个局部，但是，这个局部却在中心，有总揽东南西北全局的态势。北据汉沔，就是北面联系着汉水和沔水，可以直通汉中；南面，把南海的财富收罗起来；东边就是吴国的都会；西边，就是巴州和蜀州。诸葛亮表述这种以局部统摄全国的策略，用了四个排比句，每句中间都有一个动词(据、尽、连、通)，本来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便于联系、取其便利。但用词不能相同，要有变化，同中求异。这种表达方法在排比句中，在古代散文中，尤其考究，如，《岳阳楼记》：“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通、极)《滕王阁序》：“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襟、带、控、引)都属于用一类动词，关联起局部和全局的修辞手法，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其主不能守”。这样，诸葛亮就把刘备的思路轻松地拓开了：这是老天爷送给你的根据地啊！从这里就可以“西通巴蜀”，而巴蜀那里的当权派则更差，诸葛亮用了两个词来形容：“暗弱”，既愚昧，又软弱，要得到这样的地盘并不太难。

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是：

第一，根据地：“跨有荆益，保其险阻。”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利用其地形险要，以保全自己的实力。

第二，外交政策：和后方的少数民族和好，巩固后方；和孙权组成统一战线对抗强大的曹操。这么复杂的问题，只用了两个对仗短句：“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充分表现了对仗句的概括力。

第三，内政方针：“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又是两个对仗性质的短句。

文章题目是极大的，形势是很复杂的。诸葛亮的逻辑层次一共有以下几个：第一，硬骨头不要啃，曹操和孙权都很强大，一个不可争锋，一个只能联合。第二，要找自己的根据地，软骨头赶快吃。头一块荆州，牵动全国，很容易得手；第二块益州，那里更软，而且是个注意力的空白。第三，有了根据地，要巩固后方，要减少敌人。第四，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自己要争气，让自己的基础力量巩固起来。最后的结论是：

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请注意，诸葛亮在这里的话语和刘备有相同之处，也有根本的不同。刘备说，他要申大义于天下，那是开头的官样文章，用王道包装霸道。到了这个时候，诸葛亮觉得不用羞羞答答、躲躲闪闪了，干脆就是“霸业可成”。诸葛亮敢于用“霸业”这两个字，充分说明了两个人已经换了一套话语，至于“情好日密”到导致刘备的老哥儿们关羽和张飞的不悦，不过是二人心心相印的一种效果罢了。

文章的立意在于：身居隆中、地处偏僻、名不见经传、实足年龄二十六岁的小青年，未出茅庐，天下三分的战略尽在指顾之间。二百多字，如此简洁，又如此深邃，这是中国史家笔法的精粹，也是中国文学语言的神品。

当然，这是《资治通鉴》的文本，《三国志》中，诸葛亮的话还不仅限于对现状的分析，他还有对未来的畅想：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后来的历史证明，孔明的这些话，是太乐观了，对自己的才能太自信了。从史学来说，这是诸葛亮的不足。陈寿在《三国志·诸葛氏集》中，对他在大权在握，宏图大展之际，做出这样的总结：“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他担忧自己不在之日，没有人能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于是屡屡用兵，但鲜有建树。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关羽破坏了他的和孙权结成统一战线的路线，其二就是，他自己的才能毕竟有限。陈寿在《三国志·诸葛氏集》中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说白了，就是他是个行政干才，但不大会打仗。《三国演义》写他六出祁山，劳师动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杜甫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

诸葛亮初见刘备时，倡言只要派一上将和刘备一起出征就能轻易取得胜利，是自信得有点天真了，但从文学上来说，这是很生动的一笔，正表现了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多多少少有点浪漫，有点天真的空想。然而从史学来看，毕竟为后来的实践所证伪，这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司马光是不可能赞赏的，所以，把它删减了。

作 者：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