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关系大局看工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欧阳骏

从劳动关系大局看工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欧阳骏

在工会界有一种说法：真要了解和看清工会，必须要“跳出工会看工会”。换句话说，如果站在工会里面看工会，不要说工会的性质、地位、职能等问题说不清，就连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意见也往往难于统一。工会十一大召开前，在工会界曾就工会的基本任务进行过激烈讨论，当时对此问题的答案有过很多种，互不相让。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工会战线的同志在方法论上出了问题，他们站在工会里面，孤立静止地就工会论工会地研究问题。正确的方法是要跳出来，跳到劳动关系领域看工会。从这样的角度看工会，工会的性质、任务一目了然。工会本身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当劳资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会必然产生。在劳资对抗中，资强劳弱，工人只有在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才可能与资本抗衡，因此工会便产生了。从这个角度看，工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是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就不容置疑了。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在谈到工会时，明确写道：工会是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当时全总提出工会工作总体思路，把《劳动法》的出台作为一个工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大契机，庄严宣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并于2001年把这一提法写入了《工会法》。工会总体思路指出：工会是通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来服务于国家大局，发挥工会独特作用的。正因为工会与劳动关系的这种内在联系，全总要求工会干部，在掌握工会各项业务知识的同时，必须要成为劳动关系问题专家。不了解不熟悉劳动关系，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工会工作者。

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工会又遇到了新问题：即站在劳动关系角度看工会，对工会的性质任务可以看清楚，但是站在劳动关系角度看劳动关系自身的起伏变动却看不清楚了。长时期以来，很多人认为研究劳动关系就是研究计划体制下劳动关系如何向市场体制下劳动关系转化，天真地以为一旦市场化劳动关系建立了，所谓协调劳动关系就是签个合同走个过场罢了，并不认为劳动关系真能出什么“乱子”，也没有真正去准备协调冲突中的劳动关系。没想到近年来市场化劳动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稳定开始变成了不稳定，一些地方、行业和企业劳资冲突明显上升。尤其去年以来，各地发生了多起职工群体性事件，掀起了一轮“罢工潮”、“涨薪潮”，无论从爆发的规模、延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及造成的影响看都是空前的，对工会工作实实在在提出了尖锐挑战。为了妥善应对挑战，真正解决问题，只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维权、协调劳动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如何维权和协调劳动关系的方针、策略、渠道和方法。为此，必须研究市场化劳动关系运行发展及规律。要想做到这一点，站在劳动关系里面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跳出来，跳到经济领域看劳动关系。从这样的角度看，市场化劳动关系从稳定向不稳定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才可一目了然。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当然也是劳动关系的基础。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劳动关系的性质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经济形势稳定，一般来讲，劳动关系形势就稳定；经济形势大起大落，劳动关系的稳定必然受到重大冲击。可以试想，当物价持续上涨而工资却跟不上时，当经济衰退，工人大量失业，而不能有效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时，还可能有劳动关系的稳定吗？当我们了解了经济与劳动关系的内在关系后就会明白，要想成为劳动关系问题专家，首先要成为经济问题的内行，尤其要成为了解掌握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规律的内行。

从劳动关系看工会，可以看清工会的基本职责和社会作用。从经济看劳动关系，可以看清劳动关系的本质和变化规律，找到维权、协调劳动关系的方针和办法，使工会准确把握劳动关系变化的脉博，事前准备，集中力量做好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工作，积极、主动服务于职工，服务于大局。

从经济角度看劳动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经济的起伏问题，通胀和增速下滑交替出现，起伏的频率在加快，调控的难度在加大。2003年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引发通胀加剧，2008年通胀率达8.7%。政府立即实行财政货币双从紧，快速提高利率进行打压，通胀应声回落，但房地产、钢铁及一系列重化工业纷纷遭到重挫，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9月政府宏调政策来了180度大转弯，全力保增长，利率急降，并拿出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2009年7月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向好。随着房地产活力的恢复，在经济复苏的同时，通胀像恶梦一样纠缠着中国经济。2010年以来，通胀以加速度运动的方式旁若无人地径自向前，已经对经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严厉打击通胀，惧怕经济衰退；顾及经济增长，惧怕通胀失控。随着楼市新政效果不佳的显现，宏调两难的困境日益突出。

经济大起大落，通胀衰退交替，直接原因是泡沫经济。泡沫吹起来时，通货膨胀；泡沫破灭时，经济衰退。经济发展之路理论上讲有两条，一条为良性发展之路，一条为恶性发展之路，后者即为泡沫经济。简单讲，良性发展道路指以广大居民消费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市场，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不断制造出新的更大的消费品市场，从而拉动消费经济发展，并通过消费经济进一步拉动生产资料经济或重化工业发展。经济发展了，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提高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十分自然地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故称为良性经济发展之路。泡沫经济或恶性发展之路，指的是居民收入没有稳定增长，靠恶性炒作制造虚假市场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泡沫经济出现的前提一定是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问题，要么是不增长，要么是增长缓慢，不足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或经济停滞不前，或制造出一个巨大市场，哪怕是一时的、虚假的市场，把经济拉起来，由此泡沫经济应运而生。少数掌握巨额资金的人，对经济链条上的某个或某些环节进行疯狂炒作投机，形成天量的投机需求和巨大的虚假市场，对相关的一系列经济部门形成强有力的拉动，在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泡沫经济开始形成。泡沫经济的不可持续来自两个原因：其一，当泡沫吹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大规模通胀，引发社会不安定。其二，泡沫最终一定破灭，要么自行破灭，要么在调控中破灭，必然程度不同地造成经济混乱或崩溃，导致社会动荡。

从近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泡沫经济的载体主要由房地产业来担当，不论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八十年代的日本，还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房地产业都成了制造泡沫的首选。原因何在？通俗地讲，房地产业一个是力气大，一个是带有较强的隐蔽性。首先是力气大，也就是说房地产业发展起来，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几乎绝大部分重化工业拉起来。盖房需要钢筋，炼钢需要煤炭，钢煤运输会极大地推动铁路、公路、内河、海洋交通的建设和运输业的发展，接下来就是大规模拉动设备工业、能源化工、电力石油、电子高科技行业的突飞猛进。重化工业是资金密集型、高产值、高附加值产业，在GDP中占有过半的比重。一旦把重化工业拉起来，就完全可以形成一道经济高速发展的风景线。其次是房地产的隐蔽性，指的是它一身兼二任，同时是消费品又是投机投资品。由于房子不同于生产资料产品，它是最终消费品，如果炒作钢材、煤炭，投机性质一目了然，而炒作房地产，则往往认为是拉动了消费。作为普通消费品，绝大部分在使用过程中，其使用价值会很快下降或消失，很难作为炒作对象，或很难长时间作为炒作对象；而房子不是一般的消费品，它是超级耐用消费品，使用价值可以长期存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特点使得一所房子不论是住着，还是空着，它都保持着自己的价值，甚至还会升值。于此，房地产完全可以成为大规模、长时间的炒作投机对象。正由于这两大特点，房地产业成为了历次泡沫经济的载体和龙头。

房地产泡沫从吹到破大体走了这样一条曲线。当大量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后，正常房地产经营迅即转向炒作，房价快速上涨，开发商拼命贷款、拿地、盖房，新楼盘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盖房的巨大需求，拉动重化工业高速发展，PPI屡创新高，钢铁、煤炭、交通运输都成了高利行业。在这种背景下，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不升反降，CPI持续走低，该领域的老板经不住房地产、钢铁、煤炭等行业暴利的诱惑，将资金抽出，转投暴利。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生活必须品的供给迟早出现不足，一旦公然显现，CPI必然逆转，并呈快速冲高之势，造成通货膨胀。通胀的快速升温预示着该轮泡沫进入尾声。听任通胀发展，其结果是动乱，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袖手旁观，都会在泡沫吹到一定程度时，采取严厉干预措施，提前刺破泡沫，以减少损失。干预手段主要是利率。美国2006年为控制房价和通胀，曾连续十几次提高利率，终于造成房价和通胀的回落和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意味着楼盘销售量与价格的大幅跳水，新房建造量急剧下跌，接下来就是钢铁、煤炭、交通运输及重化工业全线下滑，爆发全线经济危机。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房贷还不上，各种贷款还不上，导致银行破产，造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两者互相作用，危机不断加深。最后一张王牌是政府救市。若救市资金来源于政府债务，终有一天会走到希腊、爱尔兰、西班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地步。若救市资金最终来源于“量化宽松”，终有一天会被埋葬在真正意义的通胀大海中。房地产泡沫的曲线和逻辑显示了西方经济的无奈和衰落。市场经济的起伏震荡，直接原因是泡沫经济，深层原因是它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所导致的两极分化，解决问题除了治标，还需治本。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有一个客观上的重要机遇，即西方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工人工资成本过高的现实。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资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尝试，除了造成劳资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鲜有斩获。全球化后，西方资本终于找到了一条将资本转移到落后国家，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的道路。西方资本潮水般涌向了东方，他们不仅带来了资本，更带来了市场。中国经济要发展，缺的是资金、市场，有的是廉价劳动力。于是二者结合，就出现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开始是用外资及通过外资利用国外市场，后来了解了中国廉价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巨大优势，于是乎中国大量民企乃致国企，也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涌到国外市场去淘金。一时间国际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制造”，中国也被冠之以“世界工厂”称谓，很长一段时间，外贸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外贸和国际收支顺差的纪录不断被刷新。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是明显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更加突出。转向内需拉动是必然的，转的越早越主动，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就及时提出了要转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战略方针。

仅仅提出内需拉动为主的方针，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内需拉动本身分为投资拉动为主和居民消费拉动为主两条道路。21世纪以来，我国在内需拉动的路上确实迈出了步伐，但主要是靠投资，甚至投机、炒作、泡沫在发挥作用。金融危机前，在中国经济增长内需拉动部分中，房地产及一系列相关重化工业项目的投资做出了一半以上的贡献。金融危机期间和随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内需拉动部分中，政府投资则占了绝对优势，而居民消费在内需拉动中所占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形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在外贸和房地产火爆时，外资、民营、改制的国企和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财富大量地、无节制地流入了少数人手中，他们成了富人。而多数人成了打工者，他们收入少，增长慢，最终成了中低收入者甚至穷人。贫富两极分化，被很多人认为是社会不公正、不安定的根源，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两极分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即经济无法正常、持续地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百姓的收入是消费拉动的主要源泉，因为百姓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一部分的增加，就意味着消费拉动能力的增加。而大款的财富只有少量甚至极少量用于消费，大部分财富不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只能用于投资。当我国两极分化格局已经形成并不断强化时，内需拉动很容易走向投资甚至泡沫拉动之路，就在情理之中了。

宏观调控对于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意义更多是直接层面和治标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发展道路，这种调控就会越来越捉襟见肘，日渐陷入两难困境。要想治本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外贸、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向以国内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调整分配结构，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保证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中的主体——工人的工资与效益同步、普遍较快地增长；必然要求通过立法和强力执法，建立和运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经济发展方式完成了转变，中国经济必然走上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从根本上杜绝大起大落、起伏动荡的局面，为劳动关系的稳定与社会和谐提供基础性保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转向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要建立一种工资机制，使工人的工资能随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同步、持续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转变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了一个劳动关系问题，而且是劳动关系的焦点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博弈。解决的过程叫做协调劳动关系，妥善解决的结果叫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为稳定劳动关系提供保障，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前提的。

从劳动关系角度看工会

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二三产业打工的工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五亿人。在我国当今的社会结构中，打工的工人已远远多于种地的农民而成为社会的主体，由此而来的是劳动关系规模的极度扩大和地位的快速提升。在今天的中国，把劳动关系稳定与否看成是社会稳定与否的基础和晴雨表已为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劳动关系问题，尤其是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焦点、热点问题。

2010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工人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规模、持续的时间、漫延的范围和对劳动关系稳定造成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这些事件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就事论事，表面、静止地看问题，然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问题不仅难于看清，难以解决，还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恶化。如果我们把这些事件放到全球市场化劳动关系及三十年来中国市场化劳动关系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来看，就能看清问题的本质规律、现状及今后的走势，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市场化劳动关系本身是一种典型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又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一个发展过程。劳资之间互相依赖，同时又在一系列劳动条件上对立，对立的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对立的焦点是工资。老板为了利润和应付激烈的竞争必然要控制和压低工资，工人为了生存和应付高涨的物价必然要稳定和提高工资。劳资双方必然会围绕工资问题进行长期博弈和斗争。这种博弈的态势和结果，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资方力量主要来自于对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及自身组织性；劳方力量主要来自于维权的客观条件（劳动力供求比）、维权的意识（对自身利益诉求和实现利益诉求渠道的认识）和能力（工人集中、稳定和文化水平）。当资方力量强大，全线进攻，工人力量弱小，无力抵抗，工资就压得低，劳动关系就相对稳定；当劳方力量壮大，开始反击，资方力量相对减弱而让步，工资就会提升，劳动关系就会出现动荡。这种博弈是一个历史过程，根据力量对比和斗争内容，划分为不同阶段，稳定与动荡交替，经济与政治交织，一步步从低级走向高级。

全球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十四、十五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出现，市场化劳动关系出现了，但真正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十八与十九世纪相交的欧洲，正处在工业化的高潮时期，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进入工厂，市场化劳动关系全面铺开，此阶段是典型的资强劳弱时期，工资及各类待遇低下、恶劣，工人反抗还处在原始的、破坏机器的阶段，劳资冲突尚处隐性状态。进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工人力量有了明显提升，为了提高工资，罢工与工会大幅增加，劳资对抗进入公开状态。资方对工人经济诉求的压制，导致工人行动水平的升级，工人的维权斗争从经济转向了政治，目标从提高工资转向根除资本制度。资方用更坚决的态度和暴力的手段压制工人行动的升级，同时开始研究和尝试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对策。二战结束后，东欧及中国一些落后国家陆续实现了工人革命，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出现工人反抗资本的政治高潮。在工人力量日趋增长的压力下，资方开始全面推行缓和劳资关系的措施，在实行“三高政策”的同时，普遍建立工资谈判机制，赋予工人“三权”，劳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导致西方劳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资本重建对劳动的力量优势与进攻态势，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对工人的有利地位，二战后一度出现的有利于工人的“政策、机制和权力”开始遭到侵蚀、弱化，甚至被废除。面对不利局面，工人维权斗争重新出现政治化趋向，西方劳资博弈进入了又一个动荡加剧期。中国劳动关系矛盾的展开和解决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

中国现行市场化劳动关系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工业化的猛烈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推进城镇，工厂遍地开花，这一切似乎在重复着欧洲二百年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历史。尽管今天的中国与二百年前的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但市场化劳动关系进程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规律还是在现实中不断地显示它们的存在和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港资率先进入珠三角，各地农民工陆续来到广东，市场化劳动关系开始形成，其后二、三十年是典型的强资本弱劳工时期。由于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工人分散、流动，文化水平低，处于明显弱势。资本依仗所有权、管理权和政府的支持，处于明显强势，全方位进攻工人利益。工资低、工时长、劳动保护严重不足、人身侮辱、体罚不一而足，工资被压低到不足发达国家水平的4%，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一时期存在着资本对工人利益的严重侵害，但劳动关系总体上却是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劳资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这种稳定也是暂时的、脆弱的。

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的力量不断提升，在工资问题上开始转守为攻，劳动关系自然地从脆弱的稳定走向不稳定。

首先，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人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少，农村可供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日渐枯竭，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劳动力供大于求，曾是在工人与资本博弈中处于弱势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供求关系的逆转必然推动劳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转化。

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重化工业、大型企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工人的集中程度、稳定程度大大加强。集中，使工人力量成倍增加；稳定，便于工人之间加深了解和联系，便于总结维权经验。集中、稳定程度的提高，客观上加强了工人在劳资博弈中的能力和力量。

再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不断加大，推动农民工整体的维权意识快速提高，涨薪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导诉求。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业后，维权意识自然会逐步提高，但促使其出现质的飞跃是内部结构的根本变化。八、九十年代进城的农民工，被称为一代农民工或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前身是农民，有过在农村种地为生的经历，文化水平在小学或初中。他们大多立足于在城里打工，在农村安家，打工的宗旨就是挣钱养家。这种经历与观念导致多数老一代农民工长期以来忍受低工资，靠加班加点增加收入，诉求集中在“干活要给钱”，而不是“涨薪”上。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工内部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崛起，逐步取代老一代。他们先是成为农民工队伍的多数，现在是主体，以后将是全部。新生代农民工也称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特点在于他们本质上不再是农民的孩子,而是工人子弟,基本上没有农村种地的经历，人生轨迹就是从学校进工厂。这决定了他们必然把人生之路定位于城市工作、城市安家、城市发展，人生追求定位在实现个人价值。在城市安家和发展自然就要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和高物价，相形之下，工资就显得格外低。要实现人生价值，本能地就会排斥过度加班，而加班减少，又必然暴露基本工资的低微。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和追求使他们对工资水平过低非常敏感，容忍度很低。加之他们文化水平远高于父辈，大多数文化在中专、技校、高中水平，还有部分大专本科毕业生，他们可以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经常把自己的工资与城市人的收入、企业效益、物价上涨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低工资的不满，强化了对涨薪的期待。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加快取代老一代农民工，农民工的整体诉求发生了根本变化，“讨薪变成了涨薪”。在耐心等待、跳槽流动不能达到目的后，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会走上产业行动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提出长薪诉求时，多数老板不会轻易答应，工人必会向老板施压，施压手段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是罢工。罢工是工人在与资本斗争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经济斗争的基本方式，利用工人人多、集中、利益一致、组织纪律性强等特点，把集体停工作为手段，把涨薪作为目的，把停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作为向老板施压的筹码。罢工意味着工人向老板的进攻，意味着工人向长期由老板控制的工资定价权的挑战。罢工、停工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工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老板的态度，是采取闭厂、辞工的产业行动，还是让步妥协。从去年的“罢工潮”来看，老板们多采取妥协态度。老板们为什么不反击而一味妥协呢？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用工荒”、“招工难”不仅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肆虐，在中西部地区也同样严重。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状，尤其是普工的缺乏，使老板不敢轻易采取开除罢工者的极端措施。一旦开除罢工者，短期内又招不足对口的工人，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瘫痪、破产。再有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有别于全世界的不景气，仍处在上升阶段，多数企业，尤其是外资大企业效益好、利润高。由于对抗风险过大，让步妥协还有空间，“涨薪”就成了多数老板既无奈又主动的选择。

去年以来全国一些地区出现的“罢工潮”和“涨薪潮”，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转入市场化劳动关系以来，劳资力量对比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劳方的力量已显著提升。今后我国经济还要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还要大力推进，工人维权的客观条件、主观意识和能力还会不断加强，力量还会继续提升。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及时采取正确措施，今后一段时期工人通过罢工、停工来争取涨薪的事件还会发生，甚至更多地发生，并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造成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稳定。

工会的中国之路

所谓“罢工潮”、“涨薪潮”，实质上是市场劳动关系条件下，工人一种自发的维权行动。一方面这种自发的罢工涨薪行动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工资长期过低、增长过慢，在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工人通过产业行动要求涨薪是必然的。在这种行动的压力下，企业给工人涨了一些工资也是应当的、合理的。另一方面这种行动的自发性、无序性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维权行动的无序性会冲击生产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维权行动的自发性，尤其是停工、罢工会产生自发工会组织，为分化、西化提供土壤。解决这一问题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照搬西方的办法，一条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按西方的办法去做，就是“压制和放开”。二战前的一百多年，西方对付工人维权斗争的办法主要是压，企业压，政府压，用经济手段压，用政治手段压，甚至用军事手段压。当工人力量还不够强大时，资本的对策就是以压为主，让步、缓和只是辅助措施。二战后，在西方工人力量已足够强大，压制难于奏效时，让步、缓和才上升到主要位置。放开对工人政治权利的限制，允许工人拥有组织权、罢工权、谈判权。允许工人在其法律框架内运用这些权力去与资本博弈，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按这套思路去行事，就意味着在现阶段无视工人的合理诉求，对工人的自发维权千方百计去压制。等到压不住时，就全面放开，承认自发工会的合法化。这种做法的结果十分清楚，一个是劳动关系矛盾急剧尖锐化，社会稳定受到重大冲击；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被根本动摇。显然，这条路不能走。

我们应当走中国自己的路，第一，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工人的合理涨薪要求，绝不压制工人的维权行动。第二，坚持有组织有领导，依法有序地维权，坚持工人工资依法有序增长，不放任自发无序的行动。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都是为了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允许外资进入，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允许非公企业老板赚取合法利润，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稳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人民的收入。在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今天，应该也必须给工人不断提高工资，满足工人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压制工人合理的涨薪诉求，就违背了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宗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的非公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是老板，工人是雇用劳动者，工人工资的提高过程是在企业劳资双方的力量消长与博弈中进行的，自然要受一般市场劳动关系规律的制约。但我国有自己的特点。从理论上讲，工人虽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但却是国家的主人，是执政阶级。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国家一方面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收益，一方面更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告诉我们，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不只是依靠自己、依靠工会，更可以依靠党和国家政权。在西方，只有工会是工人的组织，而在中国，不仅工会，包括共产党和国家政权都是工人的组织。中国的这一特点，使中国的工人有远超西方工人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利用掌握政权的优势，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和运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工人工资依法有序正常增长，保障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不必也不应该让农民工自己去艰难地积蓄力量，自发地去组织，无序地去维权，孤独地与资本去博弈。这样既损害工人的利益，又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我们的党、政府和工会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保证劳动者的收入与经济发展、企业效益、物价上涨相同步。为此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最高权力机关要及时立法。明确规定保障工资正常增长的基本原则、具体规范、运转程序和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惩罚措施。第二，政府要严格执法。政府执法是保证工资正常增长过程和谐稳定的基础，例如：对于企业违法拒绝工资谈判或不能兑现谈判协议的相关行为，政府应及时依法处理，强制执行，避免因此引发的罢工、停工及各类群体性事件。第三，必须有强有力的工会。在市场劳动关系中，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通过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协商、谈判运行的。国家立法、政府执法只是为工会与企业谈判工资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而已，如果工会有力量，敢于并善于在工资协商谈判中维护工人利益，那么工资正常增长才能从机制变成现实。如果工会不得力，要想保证工人工资依法有序增长则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讲，中国工会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三点：首先在于它是执政阶级的群众组织，执政党和政府是其政治组织，实质上与工会是一体的，理所当然地可以得到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其次，它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理应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和信赖。第三点非常关键，即它是独立于企业的组织，是与企业法人平等的社团法人，这一点使它理应具备与企业谈判协商的资格，使它在必要时勇于向企业说“不”。

如果我们具备或创造了上面三个基本条件，自然就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劳动关系之路，建立起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如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构建了和谐劳动关系，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经济转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近年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发展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共享。政府提出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普遍较快地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总工会提出“两个普遍”要求，要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力度。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劳动者人均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劳动关系总体稳定和谐。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如片面追求GDP而忽视民生，两极分化的持续，工资立法进展缓慢，工会维权工作薄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迟迟未能解决，使得我国劳动关系矛盾日益凸显，部分地区呈现了劳资冲突加剧的局面。

近年来，中央有过多次重要指示，要求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突出作用。全国总工会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大力推动“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在工会组建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去年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罢工、停工事件中，仍然暴露出工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发生工人自发维权的企业中大部分已经组建了工会。这一现象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这些工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其二是这些工会组织即使存在，也不能发挥协调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一些工会组织建立之后，维权工作明显薄弱，有些工会甚至完全没有开展维权工作。这些工会组织为什么维权工作薄弱，甚至不维权呢？重要原因之一是现行工会体制存在问题。

中国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人群众组织。这一定义表明了中国工会体制的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是中国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其二是工会是独立于企业的平等法人社团；其三是工会是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工人自己的群众组织。这一体制目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工会的维权工作。

第一，工会普遍依附于老板或行政，平等协商的地位难于保证。

工会开展工资协商，推动工资正常增长的基本体制保障就是一定要独立于企业，独立于老板。可是在当前的企业中，工会干部的职务、收入及工作开展情况，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老板的态度。在这种体制下，让工会干部为了维护工人利益去与老板谈判、斗争，是不现实的。在目前形势下，这种体制急待改变，工会应通过宏观参与及各渠道呼吁，力促修改和完善工会法及相关法律，保证工会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摆脱对企业的依附，真正独立自主地开展维权工作。

第二，部分同级党政领导对工会工作了解、重视、支持不够，使工会难于开展维权工作。

中国工会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接受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一方面指中央的思想政治领导，一方面指同级党委的组织领导。中央对工会的要求十分明确，但在落实中央指示时，遇到了一个现实的困惑，有少数党的同级领导对中央关于当前劳动关系和工会工作的有关精神不太了解，个别同级领导甚至都不知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不少人对工会的认识仍停留在“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的水平，对于工会要担当维护职工权益、开展工资协商的重大职责知之甚少。不了解工会的维权职责和当前形势下维权的重大意义，自然不会重视和支持工会维权。在今天，不少地区、行业和企业劳资冲突、纠纷已很尖锐，党政领导要经常处理这种冲突和纠纷，如果不了解工会是干什么的，就很难处理好这种冲突和纠纷，甚至会走到依靠自发工会、西方势力的道路上去。

部分党政干部对工会的认识误区，一方面由于缺少相关知识的学习，一方面由于某些地方和企业工会的工作只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大活动”上，而真正扎实的维权工作很少，真正行之有效的工资协商开展得很少，以致使人难于把工会和维护工人权益联系起来。

为了使各级党政领导更加了解和重视工会的维权工作，给予工会维权更多的领导和支持，根据各级工会的实践经验，建议主动做好下面两项工作。

一是从维稳大局切入，凸显工会维权、协调劳动关系的重大作用。

为了使广大党政干部了解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权，了解工会在工资正常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实践中了解是关键。在做好原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工会必须要更多更好地开展维权工作，实打实地开展好工资协商工作，推动工人工资正常增长。

经验表明，从维权、协调劳动关系入手，切入维稳大局是工会使党政了解自身的重要平台。工会可以利用自身网络优势，对本地区劳动关系，尤其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劳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依据市场化劳动关系规律对影响稳定的诸因素进行分析，做出劳动关系总体形势的判断。同时按劳动关系稳定程度排出好、中、差三类企业，把工资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劳动者年轻化、知识化水平高，涨薪诉求强烈，企业管理层协调劳动关系矛盾能力低下的企业，作为本地区劳动关系稳定的薄弱环节，确定为维稳工作的重点，并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及时将情况、分析结果与对策汇报给党政领导，取得理解和支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下，组织专门工会工作小组，进入这些维稳的重点企业，组建工会，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组织工会与企业进行工资协商，实现工资正常增长。通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达到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是大力推动党政干部学习、了解、掌握中央关于劳动关系、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

从工会角度出发，为了使党政领导更充分地了解和支持工会的维权工作，必须大力推动党政干部学习掌握中共中央关于劳动关系、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一点上，全总及各地方工会、企业工会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和实践。这项工作应作为工会一项战略性工作，持之以衡地开展。从目前来看，不少省、市总工会经过努力把有关劳动关系、社会稳定、民生及工会方面的课程推进了省、市党校党政干部一把手培训班，纳入了各类大讲堂、大课堂、新知论坛、中心组学习会等平台。大企业工会则努力把上述讲座，尤其是民主管理讲座纳入了党政干部学习班、党组学习、职工代表培训等渠道。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和工作，大量地方和企业党政干部对中央关于工会、劳动关系相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当前劳动关系形势和工会任务有了更好的把握，对工会的维权工作重视和支持程度明显提高，从而使各级工会维权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

稳定劳动关系需要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经济形势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又在于协调劳动关系，而协调劳动关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都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工人的工资可以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工会正常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因此，从经济、劳动关系看工会，我们会认识到工会在我国大局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从而增强排除阻碍工会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的勇气和力量。

栏目主持：纪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