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后的警察权应更加谦抑

周 赟

扩大后的警察权应更加谦抑

周 赟

一、警察机关权能的扩大

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人们权利观念的增强，随着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简称《条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诟病主要集中在该条例赋予警察过宽的裁量权，其中有过多的“口袋”型规定，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以及警察权能太大等几个方面。进而也可以说，人们期望修订或重新颁布的相关法规应该尽可能地从如上几个方面去完善。应当承认，2005年8月颁行、2006年3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简称《治安处罚法》）也确实在诸如裁量性、口袋性、冲突性等方面作了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治安处罚法》却赋予了警察更广的治安处罚权：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条例》第1条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而《治安处罚法》第1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换言之，相对此前《条例》的语焉不详，该法明确将“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纳入了警察权的范围。虽然，在《治安处罚法》颁行之前警察机关事实上也在保护着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应该说从公权严格法定这一基本法治原则的角度看，此前所实施的保护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僭越性职权行为，而《治安处罚法》则明确承认、强化了此种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