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孟子善辩的精神内涵

田薇薇

（徐州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江苏 徐州 221000）

孟子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在诸子百家中，孟子以能言善辩著称，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大师都是肯定的。当时他的门人公都子就曾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纵观孟子的作品，就会发现孟子与之辩论的对象，很多都是各国君王，面对国君，孟子与之对话很直接也很尖锐，表现出不亢不卑的气度，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孟子善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强大的人格魅力，解读其精神内涵，可以说孟子善辩源于他的浩然之气，源于他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尽管在当时孟子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但是他雄辩、善辩的才华，他的浩然之气，“民贵君轻”的平等观念，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典范。

翻开《孟子》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什么事都敢议，什么人都敢言，而且直言不讳，放语不惮。《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想象当时的情境，孟子面对齐宣王并没有咄咄逼人，而是从容道来，先假设性地提出两个问题：“朋友不尽责该怎么办？”“士师不尽责该怎么办？”都使齐宣王只能有唯一的回答，也就进入孟子的“彀中”，待到再问：“四境之内不治怎么办？”他就无话可答，无言以对，当时齐宣王一定尴尬不已、面红耳赤而且毫无回旋的余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在文武百臣中当众捋其虎须，使他置于理屈辞穷之境，其目的并不是有意让他在众卿家面前失面子，而是使齐宣王认识到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把国家治理好，实行仁政。

《寡人之于国也》里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琢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番对话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为对国家的治理已十分“尽心”，他的“尽心”，具体表现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尽管邻国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战事设喻，告诉梁惠王他所谓的“尽心”与“邻国之政”的不“用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和数目上的不同而已，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就成为必然。

孟子以“王好战”设喻，以子之矛攻之盾，一下就击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从而牵着梁惠王的“牛鼻子”，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接受“王道”及“仁政”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层层发问，绵里藏针，既针对梁惠王感兴趣的问题步步诱导，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自己仁政的思想。尽管雄辩滔滔，我们看到的却是孟子对人的终极关怀，闪烁着人文精神的思想魅力。

其实孟子规劝国君实行自己的仁政思想很多时候也是循循善诱的，在《庄暴见孟子》一文中，孟子一开始和齐宣王讨论音乐的问题，其间他利用“乐”的不同内涵，巧妙地进行了切换，把谈音乐引到谈“与民同乐”的话题上来，以此劝说齐宣王实行仁政。

当孟子听庄暴说齐王喜欢音乐，就主动去拜见齐王，并直截了当提出这个话题。齐王听了当时就“变乎色”，老大不高兴，还为自己辩解：“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没有直接批判齐王，而是先奉承他：“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又替齐王解围：“今人乐犹古之乐也”，使齐王如释重负。在孟子看来，作为统治者的齐王喜欢怎样的音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样的形式喜好音乐。“乐”有两种含义，一读yuè，当音乐讲；另一读lè，当“快乐”讲。在这里，孟子巧妙地把欣赏音乐变成欣赏音乐的快乐，有意设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让齐王回答：“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从而启发齐王承认“与人乐”更“乐”，“与众乐”更“乐”。 孟子成功进行了“乐”的内涵转变，由己及人，由少及多，又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向齐王提出：“请允许我给大王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充分显示了孟子借题发挥运用自如的谈话方式，为后文宣传“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施仁政以乐于民。孟子在这篇文章中对君王与民同忧乐的情景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孟子认为，统治者若能与百姓同忧乐，才是真乐，才能真正王天下。可以说孟子倡导的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思想，影响着后代无数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奏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乐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信念皆源于孟子的这种忧乐天下的思想。

在孟子善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百姓的终极关怀，看到的是他直言谏君、不畏权势的浩然之气，看到的是他为民为国的坦荡胸怀。在《孟子》中我们找不到一句阿谀逢迎、趋炎附势之语，摧眉折腰、违心背意之言。尽管孟子四处游说诸侯，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却从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为代价。

《孟子说解·公孙丑下·将朝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吾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不能凭他的爵位而轻视孟子的年龄和道德，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孟子也不能委屈自己去见他。可见在孟子心中，君和臣只是政治地位不同，人格上是平等的，他要求自己成为王者之师，而不是王的臣仆和奴役。孟子在君臣关系上的观点，超越了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论语·八佾》）的君臣主仆关系，强调了君和臣在人格上的平等。所以就不难理解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中表达的君臣观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均表现了孟子可贵的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

孟子善辩的精神内涵还在于他胸怀天下、坦荡为人，浩然之气常怀胸中。孟子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是充满在天地之间的，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德日积月累形成的，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储其中，它也就消退无力了。毫无疑问，“浩然之气”需要“集义”而产生。体现在人生价值的取舍方面，当生命和道义发生矛盾时该作如何选择。孟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舍生取义”。虽然“生”是我之所欲，而“义”更是我之所欲，故不能舍“义”而苟且偷“生”。“死”是我之所恶，而“不义”更是我之所恶，故不能避“死”而陷于“不义”。人人都求“生”，孟子的“舍生取义”体现出他极高的精神境界，也造就了千百万为民族、为人民的“道义”而慷慨捐躯的伟大人物，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典范。

孟子的“浩然正气”与他的大丈夫理论相呼应，所谓大丈夫理论就是他一贯表白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主张的大丈夫指的是一个具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的人，在名利权势面前、在荣辱生死关头，能够毫不动心，自信而坦然、勇敢而坚定、顽强而乐观。一怒而天下惧并非真正的大丈夫，蛮勇斗狠、奸诈残忍、蝇营狗苟、见利忘义之徒更难望大丈夫项背。真正的大丈夫是光明磊落的人，意志坚定、富有仁德、胸怀宽广，具有崇高刚强的正气，势不可压、利不可诱的骨气，超迈雄放的豪气，无所畏惧的勇气。孟子为后辈文人勾画出大丈夫凛然伟岸的形象，他自己也成为正直刚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