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浅探墨家教育

何敏敏

（盐城师范学院 党委宣传部，江苏 盐城 224051）

传播，是一个外延很广的词，教育便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于历史的一个瞬间，教育是一种横向传播，是文化的蔓延；而对于历史的长河，教育是纵向的传播，文化的传承。反观历史，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教育的盛世，墨家便是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派，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看它的“显”和“绝”。

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

关于墨学为“绝学”，墨学研究者的提法很多，仅在孙中原的《墨学通论》第七章，就有这样几种说法：“衰微”、“中衰”、“中绝”、“衰绝” 等 （它们的逻辑主语都是 “墨学”）。事实上，这几个概念并不等同，“绝”怎么会等同于“衰”或“微”呢？这几种说法让人困惑。我认为应对墨家和墨学进行区分，“中绝”、“衰绝”的是作为团体的墨家组织，而“衰微”、“中衰”的是作为思想、学术、文化而存在的墨家学说，后人提出的复兴口号只是对墨学及墨学进行研究。

衰微时期的墨学，自明清之际傅山的墨学研究到现代学者的墨学研究，往往只是凭借《道藏》中仅存的五十三篇《墨子》研究墨子的思想，且其影响也仅限于墨学研究者。从广义的墨子教育而言，墨学研究也属墨子教育的范畴，但其与古典墨家教育相比，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本文试图以传播学的视角对古典墨家教育进行探讨。

1.信源，亦称传播者，即教育者。墨家教育中，教者是以墨子及墨家学派其他重要人物为主的、被墨子思想影响的所有人。

这里将教者的范围界定为“所有人”，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传播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教育尤其要求互动，既然存在了互动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教学相长”；其次，墨家的教学内容相当广泛，其中有不少是实用性的内容，因此客观地说，这样的教育其实并不会终结；最后，从墨子的思想来看，虽然墨子没有明确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他在《尚同下》中说：“有道者劝以教人。”并将其作为“为贤之道”。且由墨子在教育中推行“强说强教”、“扣则鸣，不扣必鸣”的思想，可以推断墨子不反对甚至提倡学生做老师的老师。

2.信宿，受传者，即受教育者、教育对象。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而第一个真正实践这一思想的当数墨子，“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范围也是所有人。

3.讯息，指教育内容。墨家弟子“俱诵墨经”，李广星认为，《墨经》是墨子的教学大纲，是墨子广泛的教学队伍宣讲时不可违背的原则。我觉得这里似乎有问题，因为有观点认为，《墨经》有广狭之分，但均为后期墨家的作品，也就是说《墨经》并非墨子所作。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认，墨者宣讲的基本内容是墨子关于政治、伦理、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当然，在墨家的不同时期具体内容是有变化的。

4.信道，传播的渠道。这是墨家教学的组织形式。李广星将墨子的教育分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块，将墨子所创的巨子集团看成他组建的教育网络。这一观点我觉得有别于其他学者将这一团体纯粹地看成一个下层人民起义的组织；墨子是怎么教化他的巨子集团的，以至“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之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教化到如此程度，值得深思。

5.反馈。可以理解为被教者对教者施教的反应，比如，墨子曾经劝告楚王不要攻打宋国，结果楚王被劝服了，这是积极的反应，这在墨子“上说”中是很少见；另外，儒墨争辩应该也是一种教育，这在《墨子》中也有记录；而在墨子“下教”中的反馈，由于受教育者的身份卑贱很少被记录下来。对于被教者的各种具体反应，我们无法一一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墨家作为战国时的“显学”之一，是为很多人接受的。

引入传播学术语的意义旨在对墨家教育作一个概括，重要的是对其“显”“隐”进行分析。

二、墨家之“显”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辩”的时代，因此考察墨家之显，必然要从其（主要是墨子）传播技巧、内容等谈起。

1.秦彦士的《墨子新论》详细论述了《墨子》的语言艺术，这里只说它的通俗性与口语化，他介绍墨子言谈常常朴实易懂，《墨子》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书中大量引用《诗》、《书》，但在引用时尤其是遇到难懂的词语时，常用当时易懂的话加以表述。

2.墨子对“辩”，即传统逻辑学很有研究，这使他的论辩很有力道，让人易于受制于其辩述的钳制力，例如：“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倮者谓撅衣者不恭也。”就是综合运用归谬法与类比论证，将一个原本不易说清的问题浅显地解释出来。他还善于通过连续设问、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类比推理等方法说理，逻辑性很强，通俗易懂。

3.墨子宣扬“天志论”、主张明鬼，这被视为与孔子相比的一大倒退，并且后人还发现他的尊天事鬼与他的“非命”是矛盾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技巧，即设置一个全能的神监督人的一言一行，可谓之“教吓并施”法。

4.因材施教、因人而育。墨子有言：“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并且在教育实践中将学子分成谈辩、说书、从事三大类。李广星归纳的“务本约末，量力而行”的教学方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以上四点可以归结于墨子的受众观，他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这些人的知识水平比较低，因此深奥的话语只会是“对牛弹琴”；他们比较单纯，故而带些迷信色彩会让他们有所顾忌；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墨子的“大同”的主张、实用的技术都有利于他们。这体现了霍夫兰的“一面理”与“两面理”的原则。他的教学对象还有诸子、诸侯，墨子的策略是“二面理”辩倒他们，《公孟》《公输》中可看出墨子高超的辩术。

5.墨子的人格力量、身体力行。墨家受到各家批判，但各家又不得不承认墨子的人格魅力，孟子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庄子更是歌颂他“真天下之好也！”传播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对某一信息传递者的评价越高，就越容易受他的影响。这可能是诸子虽薄墨，但谁都不介意学习墨子的论辩方法，写成颇有影响力的诸子散文；应该是墨子巨子集团肯为义死的最大原因，是“士为知己者死”。

三、墨家之“绝”

关于墨家之绝的原因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认为“自违其术”，“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表物索用，无益于世”；曹耀湘在《墨子笺》中指出：“墨子长于行，儒者长于文，行利于一时，文传于后世。……故儒墨并世，则儒不及墨，逮乎后世，则墨不及儒。”孙中原认为墨学不合封建统治者之意，等等。这里从其他角度进行一个总结。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环境。比起秦“焚书坑儒”试图确立法家独尊的条件，汉武帝时代独尊儒家的条件成熟得多：秦政治上统一，战国百家争鸣余波未尽，让一个过于严厉的“非显学”独尊而单凭高压政策是行不通的；而汉一统后，黄老之学的流行使先秦各家从秦始皇高压中解脱出来，这之中儒家自陆贾始的儒者们便致力于博采众家之长重建新儒学，以上种种使得汉武帝的法令颁布以后并未产生激烈的反应。

于是，儒术独尊的局面一开便是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一直以来便有批判墨家的传统、将墨家视为异端的儒家占据了言论高点，中有讥墨之言的《孟子》被视为经典。另外，后期墨家变得封闭起来，自然存在弱点。这就形成了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虽然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大众传媒，但是儒家的经典千年未变，本身就有媒体共鸣的效果，客观上又产生累积效果，而宗法的社会里人们崇尚权力，孔子云“学而优则仕”，故唯有读书、读孔孟书高，于是产生了遍在效果，儒家的思想便具有了公开性和广泛性，具有被当成“多数”或“优势”意见的条件，而人有害怕处于孤立状态的“社会天性”，因而他会慎重考虑其真实意见的表达，这就带来了处于劣势的墨学的沉默和处于优势的儒学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即在没有重大变化时，墨学越来越微，儒学越来越显。因而，直至清代的汪中在极力将墨学往儒学靠拢从而力求墨学的合法地位时，仍被翁方纲批为“名教之罪人”。

2.从人性的角度。就如庄子说的：墨家要求“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墨家的“兼爱”，很是无私，很是人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不人道的。何况现在的学说趋向于将人性理解为“本恶”，即便不是恶的，人在死神面前总是有点犹豫的；有几人能做到墨子的行为呢？

3.从阶级性说。墨家的“兼爱”思想中没有等差的泛爱是统治阶级所不能接受和利用的，虽然被确立为独尊的新儒学已经被董仲舒等人改造成 “爱人类”、“爱及四方”的博爱，但他们也只确立王权后，为对王权有一定限制而做出的一定程度上的摆脱宗法局限的改造。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的思想历来被认为很复杂，他受诸子各家的多重影响。

4.从思维上来说。墨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于除名家以外的各家，而且和名家有很大的差别，从本质上说，我认为只有墨家是重逻辑的，而其他各家只是传统的思辨，而思辨的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打破原始社会宗族制的国家，从夏到商再到周一直延续的以自身和伦理为主要思考对象的传统，势必会产生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而墨家的逻辑思维是对传统的反叛，这种思维方式在习惯于思辨的思维看来是不习惯的、费力的。我这样推断，作为墨学教学对象的广大劳动人民接受最多是他的那种既实用又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

5.墨家自身的发展对其传播也不利。墨家到了后期也许是逻辑学的研究过多，以至于其思维已经很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那种纯哲学对于自身和人伦的思维方式了，并由此忽视了对传统的阴阳学说和气一元论的学习和吸收，进而忽视了吸收最新的思想要素，忽视了同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有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朴素辩证法，引发自然观上的漏洞，进而演变变成为一元、封闭、静态的思想结构。一个学说没有新鲜的源头活水，自然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了。

而另一方面，墨家被兴起于民间的道教等片面吸收，如墨子“尊天事鬼”的思想；秦彦士认为早期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吸收了墨家巨子集团的组织模式；早期的道教典籍有托名墨子的书籍，而道教的创始人之一葛洪甚至将墨子直接纳入了神仙谱系。这是由于墨家的平民思想、为百姓兴利除害的思想与处于下层劳苦人民产生了共鸣，是墨家思想一种流传普及的形式。但另一方面，这种片面地吸收，加之道教后来在中国变得颇具影响力，必然引起人们对墨家思想的误解。

墨家经历了显赫之后，走向中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后人深思。墨学在经历了近两千年的衰微之后，在近代重新恢复了生机。墨学一直未绝并且也不会绝，其思想借助儒家学说、道教组织等，在漫长岁月中已经成为中国人身上抹不去的印记。

［1］孙中原.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2］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3］刑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崔清田.显学重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5］李广星.墨学与当代教育.中国书店，1997.

［6］秦彦士.墨子新论——一个独特的文化学派.电子科技出版社，1994.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