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与抗拒 赞语与悲歌
——论董小宛与陈芸家庭形象定位的继承与转变

欧 婧

迎合与抗拒 赞语与悲歌
——论董小宛与陈芸家庭形象定位的继承与转变

欧 婧

分析了明末冒襄所作《影梅庵忆语》的女主人公董小宛与清朝沈复所作《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陈芸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关系与个人意识，探讨了董小宛与陈芸这两位身属不同朝代的传统女性在家庭形象定位层面的异同。

董小宛；陈芸；家庭形象；定位

《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分别是明朝末年冒襄与清朝沈复所创作的忆语体散文，其各自的女主人公董小宛与陈芸历来作为美丽善良、蕙质兰心的中国传统女性范本为世人所称道，但其作为封建家族成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命运走向亦应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家庭形象”作为女性在家庭事务与关系中所体现出的行为、态度等人物性格特点的展示，董、陈二人在此体现了怎样的传统性与独特性，又为何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香消玉殒的悲惨结局？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夫为纲的家庭伦理关系，以及二人的个人意识等三方面入手，分析二人家庭形象定位的继承与转变。

一、时代觉醒齿轮下的萌芽与牺牲

董小宛与陈芸分属于明朝末年与清嘉庆年间，两者都属于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分崩瓦解并走向末期的漫长过程中。董小宛处于社会急剧动荡变革的年代，难免深受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市民阶层力量及其意识的逐步崛起，以及冲击扼杀人性的封建观念的王阳明心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幸地从属于“青楼歌妓”这一所受压迫与屈辱最为沉重不堪的底层阶级的董小宛，身上继承了新兴市民阶层女子渴望挣脱传统礼教与道德的禁锢，在卑贱屈辱的人生中为寻爱与求生而抗争的先期觉醒的女性意识。正是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指引，以及所给予她的对于幸福未来的前景展望，她才能将足够的勇气与信念化为多次主动追求冒襄的实际行动，并能在多次被拒之后仍坚守自身幸福的执着向往，并最终达成脱离乐籍嫁入良家的夙愿。

陈芸生长在清朝乾嘉年间的江南一带。乾嘉时期，江浙一带经济繁荣、世家兴盛，社会环境稳定。由于积累了前朝数代深厚的文化底蕴，书香门第的闺阁女子读书识字、吟诗作赋已蔚然成风，“陈芸所生活的乾嘉时期，蕉园七子结社于杭州，苏州女诗人中“吴中十子”声名尤著。袁氏三妹以南京随园为中心接受性灵派主将袁枚的指点创作［1］。在这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陈芸才能在幼时“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句”，又能在婚后评论“《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莫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并与沈复就李杜二人的诗风谈笑相谑。由此可见，陈芸受文化传统所影响的才情，正好成为其受到沈复青睐从而获得“定亲”这一家庭形象得以形成的契机，以及在婚后与沈复情趣相投、琴瑟和弦的家庭关系美满的一大表现。与此同时，陈芸天真随性、不拘俗套的个性也成为了其获得婚姻美满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丰富了自身部分家庭形象的内涵，这又得益于夫妻二人对当时性灵派文学家袁枚学说的接受与实践。袁枚的“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所谓“性灵”，其含意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2］，这种文学主张投射在陈芸身上之时，实践成了在她自己看来相偕成趣、怡然自得的闺房之乐以及世俗眼光中离经叛道、不安于室的胡闹之举：陈芸为看水仙庙的“花照”而女扮男装，为与夫同游太湖而假托归宁；与船女素云、妓女憨园不拘礼节地谈笑来往。她敢于放任与追求“性灵”而不仅仅安于内守的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形象，勇于放任性情地享受比闺阁世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俗生活。

但是，明清时期始终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旧社会，其对于传统女性遵循礼教、束缚天性的根本要求仍是封建社会家族衡量一个媳妇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当董小宛与陈芸需要回归传统，力争符合封建社会的要求之时，这一追求必然会与其自身天性中的个性解放思潮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当董小宛终于成功地嫁入冒家为妾之后，她立刻“扃别室，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恒月余不启户”，迅速收敛起先前为主动追求幸福而展现出的不合传统的坚定与热情，以贤姬良妾的封建标准塑造着自己，终于获得了冒府阖家上下的肯定。但是这种对于自我天性的强势灭绝，最终使得小宛在“贤良”的光环之下为冒襄竭心尽力奉献一切，乃至于过早地耗尽了旺盛的生命力。陈芸则恰巧相反地在婚后展示了原本受到压制的鲜活朝气，新婚伊始她“若腐儒，迂拘多礼”，俨然一副标准传统妻子的行事做派。但经由沈复的一番潜移默化的鼓励与引领之后，陈芸天真不羁的个性得以逐步释放，开始主动执着地破除成规，追寻自己所爱的美好事物，但却不再见容于传统礼教与封建家庭对女性生存形态的要求，从而在这一矛盾的抗衡与挣扎中，陈芸被推向了遭驱逐与被谴责的边缘，过早地耗尽了生命意志与健康体力，并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死亡。

由此看来，在传统与反传统的时代背景之下，陈芸的家庭形象继承了董小宛为谋求家庭形象得以成立而展现的主动与执着，并将之投射到了家庭生活中，如侍奉夫婿、调笑姐妹、出门游玩、精致生活品味等各个方面，从而获得了更加丰富饱满的家庭形象。比之小宛，陈芸所享有的带有相对进步色彩的家庭形象，可以说是时代意识在前进趋势下的一个实际写照。但因在时代前进的齿轮下始终难逃社会的局限性，最终无论家庭形象是否符合封建社会的传统定义，二人的独特性格与封建传统所产生的矛盾与碰撞，都难以避免地导向了二人以劳心劳力而亡的悲惨结局。

二、男权传统牢笼中的囚禁与挣扎

董小宛与陈芸始终处于男权主义的封建社会中，受“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教条的约束。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中，二人家庭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具体走向，以及这一结果带给个人命运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夫婿（其在家庭生活中的直接依附对象），及其家庭命运主宰者对她们的审视眼光与接受态度。

《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作为二人的夫婿怀念去世妻妾的作品，通篇充溢着对于二人优美雅致的神韵、善解人意的体贴，蕙质兰心的才情的溢美之词与怀念之情。他们不仅仅将其作为家庭生活中的贤妻美妾，更把她们视为舒适家居生活与动荡流离生涯的红颜知己。董小宛在冒襄的家居生活中不仅充当了他一系列闲情雅趣活动的合作伙伴与知音角色，而且他将“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皆出姬手”的家族正室所应持有的财政之权给予了小宛，由此可见其在家庭生活中对小宛发自真心的欣赏与信赖。如果说冒襄对董小宛的情感还包含着对方由妓自奔为妾这一前因，以及其为妾的身份而产生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与统治欲的话，那么沈复对陈芸则是完完全全的真心相待、赤诚相托。他花尽无数笔墨，尽情描摹自己与陈芸纵情红尘的种种欢乐，以及痛失生命中相依为伴、共约白头的爱妻而无法泯灭的深创剧痛。同时，沈复还对陈芸的自由个性进行了启发与支持，二人在流离失所、被逐生涯中又能相依为命、苦中作乐地支撑着彼此。这种平等而自由、同甘而共苦的夫妻情义“已超过封建社会下的夫妻关系，具有某种近代特点的爱情色彩。”［3］

但是，冒襄与沈复同样无法摆脱自身所属的封建社会传统男性的局限性，即使再深厚的夫妻情意，也无法掩盖他们在对于董、陈二人的家庭形象定位认识中自始自终固有的封建男性视角。冒襄出身仕宦名门、身为江南才子的身份，不但没有消解他在传统男性视角中对于属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群体的轻贱，反而助长了他面对苦苦追求自己的秦淮名妓与殚精竭虑为自己奉献终生的妾室的男性优越感。在回忆冒家阖家上下的逃难经历时，他说道：“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他甚至想把小宛转赠给友人以求得减轻逃难的负担。冒襄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家庭伦理观念中首要保卫与敬奉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尊长、同族血脉以及正室妻子，而董小宛作为妾室，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危难来临之时冒襄急于摆脱或转手的生活附庸品。

沈复身上同样也无法剥离传统封建男性历来对两性关系所体现的的软弱与薄情，前人将他的自私归纳为“毫不掩饰狎妓的陶然自乐、对为人夫责任的逃避、深情誓言后的背叛”［4］三点。例如，他在远游粤东时，当他择妓“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后流露出欣然自得的表情，他还自以为是对远方妻子的深情表现，殊不知，这一招妓行为体现的男权思想只会侮辱千里之外的陈芸对其的苦心思念与一往情深。此时，已被翁姑所代表的封建家族制度驱逐出家的陈芸，她的家庭角色只余下“沈复之妻”这唯一可以依靠的身份。而沈复在远游过程中理所当然的狎妓行为使得陈芸妄图依靠夫妻忠贞不二的情意所苦心维持的家庭形象再一次面临了失落。由此可见，即使是符合封建伦理取向的正妻也无法保有真正忠诚平等的夫妻关系，这也决定了陈芸即使可以享受到正妻所能得到的伦理认同与夫婿的敬重与深爱，也无法在那个镌刻着男权主义中心思想的深重烙印的封建社会，从自身夫婿之处接收到尽善尽美的夫妻关系与符合理想的家庭形象。

由此看来，虽然冒、沈二人尽各自最大的可能对其投注了在他们自身看来应有的，或者是超额的怜爱与敬重，但他们不能亦不会摆脱其所属的封建传统男性阶层对于女性地位的轻视与偏见。

三、内心矛盾压制下的妥协与呐喊

在笔者看来，董小宛于《影梅庵忆语》通篇文字中体现得最为根本的两个身份关键词，一为“妓”，二为“妾”；而陈芸在《浮生六记》中体现的则是一为“妻”，二为“媳”。前者的两个身份是一前一后地存在的，而后者的两个身份则是在其婚姻生活中并存相依的。

首先，董小宛在早年为妓的卖笑生涯中受尽了迎来送往不能自主之苦，同时饱受了由于明末社会动荡带来的恐惧不安。由此可见，“妓”的身份除了给董小宛带来日复一日的厌倦与恐惧之外，于她未满双十的青春年华与满腹才情的过人天赋毫无益处。此时董小宛和她大多数的同门姐妹如柳如是等人一样，渴望着由娼门的“妓”的身份向良家妇女身份的转变。当时流行着江南名妓多许嫁文人士大夫的社会风潮，因此董小宛选择了冒襄并为之倾注世俗旁观者所无法理解的勇敢与执着的信念。当她成功地由“妓”向“妾”转变，她怀着对冒襄及其家族的无限感激开始“扃别室，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恒月余不启户，耽寂享恬，谓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回视五载风尘，如梦如狱”。无论这一段叙述是冒襄刻意表白其曾经的歌妓生涯非其本愿的开脱之辞，抑或是董小宛本心意志的坚定体现，都体现出她脱离卖笑生涯、潜心向家居生活靠拢的实际行动。“妾”本是家庭生活中最低微卑贱的身份，但在董小宛眼中，这却是上天为将自己拉离漂泊风尘的泥潭而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使她由先前色彩浓厚的青楼女子瞬间转变为因循守旧、谨遵礼法的封建家族的妾室。恨不得以命相报的董小宛，感激冒襄带给自己安稳的家居生活。但这个仅仅给她带去了短暂幸福、并随时可能荡然无存的家庭地位，是否值得她用压抑自由天性、赔上生命健康的方法来进行报答？但不管怎样，最终董小宛用她过早地香消玉殒，保全了对危机四伏的“妾”这一身份的永恒占有。

而陈芸的“妻”与“媳”的双重身份是同时并存的，在她原本的家庭形象的取向中，此二者的地位是并重的，或者可以说是后者重于前者的，所以才有沈复关于其知礼性格的记录。她还在婆婆误解自己时不发一言辩解，暗中精心为公公寻觅妾室人选，并为启堂弟借债作保。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她努力处理与协调自己与家族成员的伦理亲情关系的体现，足见“媳”这一身份认知在她自我家庭形象认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只可惜，随着这一愿望在冰冷无情的家族环境中的落空，她的“媳”的身份定位开始逐渐隐退，而“妻”的身份定位则开始凸显。《浮生六记》中记载了她与沈复的多次谈心出游，欣赏插花、园林，品茗等闲情雅趣，以及二人在两次被驱逐的坎坷流离中的苦中作乐、不离不弃，这些都体现了陈芸“沈复之妻”这一合格身份。当女性在传统家庭意识中“为人媳妇”的这一根本属性因外因而得不到施展之时，陈芸利用另一家庭身份的反传统转向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谋求更多的施展空间亦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她的悲剧则在于这种抗争本身就有着缺憾与局限。在女性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中，相对完善的家庭伦理关系才是自身家庭形象所渴望追求的最大价值，“媳”这一重要身份的缺失使得陈芸至死都留着难以磨灭的愧疚与缺憾，最终妥协于“媳”这一身份所代表的封建家庭伦理制度，并为无法完成这一家庭身份而沉痛万分。

“妓”与“妾”之于董小宛，“妻”与“媳”之于董小宛，这两组双重身份既是她们身上社会与家庭形象的各自凝聚点，又是两道牢牢地压迫在她们羸弱肩头的命运枷锁。陈芸与董小宛相同的是，她也想在两个身份中寻求一个能够尽最大可能完善自身家庭伦理关系的平衡点，不管这双重身份的矛盾下传统意识与个性思想的碰撞有多激烈，她们作为封建传统女性的一份子，其最终的家庭理想都是渴望能拥有为封建大众所承认、赞许的家庭形象以及足够和谐安稳的家庭伦理关系。可惜，这种单纯的人生理想却在董、陈二人悲剧的命运中，随着封建意识最终战胜个性解放而走向了永恒的失落。所幸的是，陈芸的抗争之路走得相对远也相对彻底，她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名为后世所称道的具有传统女性美德与民主性思潮的“妻子”形象的成型。

四、结语

董小宛与陈芸两位女性的性格特征中融合了传统意识与个性解放的两种思潮。她们毕生都在谋求家庭生活的幸福安宁与符合封建传统要求这二者的双全。但是，在新旧交替思潮抵抗不了封建固有传统的社会背景下，她们性格特点中的矛盾性伴随着其在自身家庭形象的塑造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二人共同的悲剧结局。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不仅是冒襄与沈复二人为怀念两名风华绝代的中国古代传统女性而谱写的人性至纯至美的赞语，同样也是一曲揭示了那个黑暗腐朽的时代里，所有如董小宛、陈芸般个性萌动却生不逢辰的女性们穷尽一生追寻所爱所梦而最终一无所有、徒留千古寂寥的悲歌。

[1]黄芸珠.论《浮生六记》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J].明清小说研究，2002(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明清卷[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1.

[3]曹金钟，韩式朋.论《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J].北方论丛，1990(1).

[4]丁丹.情深似海，命薄如纸：析《浮生六记》中芸悲剧命运的原因[J].齐齐哈尔职业学院学报，2009(3).

I206.2

A

1673-1999（2011）16-0121-03

欧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专业2008级基地班学生。

2011-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