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悲剧特征

邵宇彤

（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 长春 130021）

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悲剧特征

邵宇彤

（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 长春 130021）

鲁迅笔下的一系列悲剧的女性形象，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妇女在封建礼教统治下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不幸的人生遭遇，而且对其自身所承载的创伤，作了多面剖析和全景透视。祥林嫂们遭受着稳做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双重悲惨境遇。鲁迅对悲剧女主人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小说；女性形象；双重悲剧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鲁迅对人生的一种体悟。鲁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为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一系列鲜明、生动、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这些悲剧女性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妇女在封建礼教统治下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不幸的人生遭遇，而且对其自身所承载的创伤，作了多面剖析和全景透视。祥林嫂们遭受着稳做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双重悲惨境遇。鲁迅对悲剧女主人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

鲁迅以“哀其不幸”的情感，描绘了悲剧女主人公遭受的种种磨难，尤为珍贵的是揭示出了造成这种不幸悲剧的根本社会原因。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并不是由于鲁四老爷或是四婶较其他的地主财主们凶恶造成的，她的婆婆、柳妈等也不是骨子里很坏的人，实际上，祥林嫂是被她自己所恪守的封建礼教所扼杀的。鲁四老爷、婆婆等不过就是封建的社会礼教观念的维护者。爱姑是个大胆、泼辣、敢想敢为的有个性的女子，为了不让丈夫随便休掉，自己做主闹了整整三年。然而，她的斗争尽管凶猛，但实未摆脱封建传统的思想束缚。她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寄希望于“知书识理的人”讲“公道”上，极力声明自己是“三茶六礼定下的，花轿抬来的”，进门后“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她反抗夫权的理论依据仍是封建礼教已显而易见，而且要维持住的就是形同虚设的封建家庭婚姻关系，甘心继续做稳封建家庭的奴隶。子君，曾经深深地投入爱河，她和涓生的爱是真挚而纯真的，热烈而幸福的，但是他们的爱却因生活无法继续维持而夭折。子君回到了曾经背叛的家，在父亲的严威和他们的冷眼中孤寂抑郁而死，尽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然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却没有把涓生的自私和卑怯视为子君悲剧的主要原因，而是深刻地揭露了黑暗的社会制度是杀死子君的原凶，指出了离开了社会革命，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是单纯地追求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这才是造成子君们悲剧的根本原因。

鲁迅还以“怒其不争”的态度，描写了悲剧女主人公在精神上的致命弱点，揭示了她们思想根部的深层因素造成的悲剧命运。使人痛定思痛，感受透彻。认识到是女主人公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才使自己走上绝路，无力回天。首先看祥林嫂，她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只以丈夫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充分体现了她只是一个附庸，祥林死了，人们仍叫她祥林嫂，因为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是死鬼祥林的附属品。在第二次被绑架式地卖给贺老六成婚时，她一头撞在香案上，骨子里恪守的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观念，当第二个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吃了，她——一个受害者，却成了克死丈夫、孩子的害人精！人们不去追究社会的黑暗，缺医少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却指责一个久受迫害的、身心憔悴的祥林嫂是个罪人，可悲的是连祥林嫂自己也认为自己有罪，把自己辛苦劳作挣来的工钱全部拿到了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任千人跨、万人踩，来赎自己一生的罪名。而结果却是，即使捐了门槛也赎不了罪，她依然被认为是不贞节的女人。在新年祭祀时，祥林嫂忙着祭神庆典，随着鲁四老爷一声喝“祥林嫂，你搁着吧”，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支柱。在鲁镇庆贺新年的鞭炮声中，祥林嫂怀着巨大的恐惧悲凄而死。爱姑，尽管泼辣、勇敢，但却难以掩饰其潜在的奴性心理和自卑意识。她敢于公开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而且不把慰老爷放在眼里，即使是对自己敬畏的七老爷也敢发表自己的见解。“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不像我们乡下人。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像个‘气杀钟馗’。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鸡，那里是我没有关好吗？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橱门。那‘小畜生’不分清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鉴；知书识理的人什么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礼定下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县里不行，还有府里呢……”爱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凭借自家的势力和对七大人寄与的希望，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应该讲“公道”。而在慰老爷家却遇上一种威慑力量，“客厅里，宾客满座，只见红青缎子马褂闪闪发光，”在一片发光的马褂中，爱姑凭感觉一眼认出了从未见过面的七大人：魁梧、圆脸、细眼，头顶是秃的，脑壳和脸都是油光光地发亮，谈吐高深，深邃莫测。爱姑又亲眼看到人们在七大人身边前呼后拥。仆人们必恭必敬。连从北京洋学堂回来的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个瘪臭虫。七大人摩挲“屁塞”，“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仅此一声，爱姑“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她这时才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她精神崩溃了，彻底地摧毁了她的自信力。“不由的自己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从爱姑的抗争目标来看，她要的不是离婚与否的自由，而是要获得封建婚姻制度下继续遭受欺凌和虐待的女奴地位。她抗争的理由就是自己是明媒正娶来的，也就是“三茶六礼定下的，花轿抬来的”，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正统太太的地位，而且强调自己是遵守封建礼教习俗的好媳妇，进门后“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实则维护的是封建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所以，她的抗争一定会被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封建思想的维护者七大人所制服。相对祥林嫂、爱姑而言，子君可谓是幸福的，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为争取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而奋斗，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与自己心爱的人涓生一起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沉浸在清新与宁静之中，听着爱人读诗、讲故事，不断地重温着恋爱中的情节，将自己封闭在小屋中，整日烧茶煮饭、喂油鸡、饲阿随，“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热衷于与邻居官太太的明争暗斗，苟安于小家庭的生活琐事。虽说子君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骨子里却没有逃离封建礼教对女性依附心理的控制以及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角色意识。当她勇敢地从父亲家冲出，摆脱了对父亲的依附，取得了独立的自主权，但同时却跨进了丈夫的门中，成为了丈夫的附属品，从“我是我自己的”而变成“我是我丈夫的”，又丧失了独立自主。在封闭的小屋中与世隔绝。当涓生失业，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涓生又坦白地告诉她已不爱她时，她绝望了，在重新跨入父亲家中不久便在孤寂中死去了。

二

鲁迅笔下的女性，无论是已经死去的祥林嫂、子君，还是正在走向死亡的爱姑等，都曾背负着和正在背负着双重的悲剧角色，那就是稳做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所以说她们的命运是悲哀的，她们是旧中国社会妇女形象的典型写照，由此影射旧中国社会的悲剧命运，深刻地反映了鲁迅思想之深邃，艺术技巧之高超。

《祝福》在广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了一个农村妇女倍受欺凌和残害的苦难史。在封建制度下，祥林嫂顺从父命，嫁给了比她小10岁的男人祥林，不幸的是，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因为不堪忍受婆婆的虐待，祥林嫂逃到鲁镇，在鲁四老爷家作帮工，她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尽管在鲁四老爷家劳动繁重，年关时更是“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敬祖宗，分外忙碌，但祥林嫂却感到满足，“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且“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谁知婆婆却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为了给小儿子凑聘礼娶媳妇，她的婆婆到鲁四老爷家要祥林嫂回去，四叔说“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好说呢。”“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1750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这就说明一个女人一切都要听从婆家安排，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是婆婆把她用绳子捆了，塞进花轿抬走，嫁给贺老六，这样野蛮的行为也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该有什么异议。其中卫老婆子的话很有代表性。“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祥林嫂就像商品一样被出卖给了深山坳里贺老六做媳妇。后来丈夫病逝，儿子阿毛又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又一次来到鲁镇。这时，又一次成为寡妇祥林嫂遭到了鲁四老爷等的蔑视，成为“不干不净”的女人。镇上的人们不是给与她关切和温暖，而是讥讽和嘲笑，拿她取乐寻开心。为改变自己的命运，祥林嫂听信了柳妈的规劝，把辛苦劳动挣来的血汗钱捐作土地庙的一条门槛，任千人踩、万人踏，以求赎罪，因为她自己也认为有罪，克死两个丈夫，还有孩子。自己有罪。然而，在新年祭祀的时候，当坦然的祥林嫂忙着祭神庆典，鲁四老爷的一声“祥林嫂，你搁着吧”，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最终沦为乞丐，在鲁镇庆贺新年的鞭炮声中，凄惨而死。

《离婚》中的爱姑与贫穷、孤苦的祥林嫂不同，她出身于沿海十八村都知名的小有产者家庭。父亲庄木三是个见多识广的人，“高门大户都走得进”，在乡村宗法社会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爱姑家有六个兄弟，可谓人多势众。但这并不能使爱姑逃脱婚姻的厄运。从打爱姑嫁到施家，“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丈夫并不喜欢她，婆家上下都与她作对，“一个个都像‘气杀钟馗’”。丈夫对她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爱姑虽然忍受了许多屈辱，但却与施家难融。特别是她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之后，“着了那滥婊子的迷”，“开口‘践胎’，闭口‘娘杀’”地连她的“祖宗都入进来了”，进而“要赶我（爱姑）出去”。爱姑的遭遇是“丈夫不对，公婆不喜欢”。她的公公“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爱姑回到娘家。不甘心被离弃，“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爱姑借着家中的力量，自己作主同婆家闹了整整三年，甚至把婆家的灶都拆了，给婆家以极大的侮辱。爱姑寄希望于“和知县大人换帖”的七大人能够为她作主，但是，在官府、豪绅、地主相勾结的强大网络压力下，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在七大人高大的一声“来…兮！”中宣告了自己的失败。一个小女子怎敌得过封建的黑暗势力？她只能屈服。从此生活在耻辱和痛苦中，走向死亡。

《伤逝》中的子君没有祥林嫂、爱姑那样的不幸遭遇，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为争取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而勇敢地抗争，冲出了封建家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爱人，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婚后的子君便沉溺于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中。在鲁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子君是惟一曾经沐浴在爱河中的女性。她爱涓生，也被涓生所爱，是那么热烈而纯真，从这一方面看，子君要比其他的女性幸福得多。她敢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抱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决心，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涓生的怀抱。子君对涓生求婚的场面念念不忘，时常拿来作甜蜜的回忆，“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涓生描写子君答应他的求婚时是这样的：“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么说或是没有说。”而子君“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我的举动……叙述得如生，很细微，……”“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这是子君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心爱的涓生。然而好景不长，在失业而带来贫困的现实面前，两个人的生活无法正常维持下去，昔日的温情渐渐冷却，涓生对子君由疏远、隔膜到将其视为累赘，当涓生坦白地告诉子君他已不再爱她以后，无奈之下，子君重新回到了背叛的父亲家，在抑郁中死去。

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少女、少妇还是寡妇；无论是农村妇女，还是知识女性；无论是循规蹈矩的旧式女子，还是英勇战斗的女英雄；无论是女人，还是女鬼；就像无论是死去的祥林嫂、子君，还是苟且活着的爱姑，她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子君，一个花季的女子，被自己套牢在自己设计的奴隶地位上，欲求自由却失去了自由，从一个现代知识女性转而便成一个家庭主妇，想衣食无忧，却又想不劳而获，当没有了经济来源自然就生活不下去了，尽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祥林嫂、爱姑欲做奴隶而不得，祥林嫂悲痛欲绝而死去，离婚后的爱姑离她们还远吗？

[责任编辑：郭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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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1）09-0018-02

邵宇彤，女，黑龙江海伦人，吉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