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诗的三种声音

许 霆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诗在本质上是一种言说。在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等问题上，最值得研究的是“怎么说”，包括“面向谁说”、“说的状态”等。艾略特认为诗的“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或不对任何人讲话。第二种声音，是诗人对一个或一群听众发言。第三个声音是诗人创造一个戏剧的角色，他不以他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按照他虚构出来的角色对另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说他能说的话。”［1］294不同声音形成诗歌表达的不同状态：独语、宣示和戏剧对谈。其中，独语表现为声音的单向抒发或自言自语，宣示表现为声音的对象性倾诉，戏剧对话则呈现为客观化和间接性表达。而中国新诗的三种声音则同自身的进化发展紧密联系，同诗人的使命意识和艺术探索紧密联系，相继表现为宣示的声音、戏剧角色的声音、独语声音。“如果我们说，五四以后诗有特殊的贡献的话，那便是‘声音’种种变化的探索”。［2］因此，研究新诗的声音，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和艺术追求的理解。

宣示声音与新诗发生

叶维廉认为中国新诗的发生是应对着历史使命的，即“要把旧文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传达’到更多的人”，这种使命决定着初期新诗的声音：“白话负起的使命既是把新思潮（暂不提该思潮好坏）‘传达’给群众，这使命反映在语言上的是‘我有话对你说’，所以‘我如何如何’这种语态（一反传统中‘无我’的语态）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惠特曼《草叶集》里‘Song of Myself’的语态，事实上，西方一般的叙述语法，都弥漫着五四以来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