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陈军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陈军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章学诚;三位一体;治史之道;语言争夺

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能真正称得上史学家并记得住名字的不多，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1738－1801)算得上一个。他的学术思想与乾嘉时期兴盛的考据之风迥然有异，在后世学者的眼中，他将传统的史学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即“考求名物”、“训诂章句”及“疏通义理”，所谓“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即便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仍具有建设性的学术价值。章学诚生前声名孤寂，民国前后，他的“六经皆史”论在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等日本东洋史研究专家那里，不断被推介出来，才使得本土学界以别样的眼光，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

一 “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器”:章学诚对传统“经学”的新解

章学诚引《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指出“道”既然是形而上的，就不会只存于一二部经典之中。他主张“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正典也”。［1］1之后，他又将“六经”比作“器”，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章学诚进而推测，孔子本人也并不认可六经能载道:“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皆器也。”［1］132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显然受到了明末王夫之(1619－1692)的影响，只不过，王夫之在《周易外传》里说法略显极端:“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系辞上传十二章》)，并提出“无器则无道，道在其中矣”;他还进一步指出:“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这种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孔子的所谓“君子不器”的价值观。而对于这一点，章学诚的语气相对缓和许多:“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并折衷性提出“即器存道”、“道器合一”的观念。尽管“道”与“器”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也是“多义性”的(“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和抽象的“道”相对，指事物的具体形态;二是可见的自然之物、生活必须的物质生产与手工产生的物质形态，包括建筑、战争与生活所需的器物、工具等;三是与智力活动相对的体力劳动)。然而，无论“六经皆器”还是“六经皆史”，这在乾嘉诸老的眼里就是“大逆不道”，为时风所不容。但在传统经学问题上，章学诚坚持认为:“故可形其形而明其明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1］138这里，他强调的“道”是活生生的——即人不可能超越现象本身去悬空谈“道”，“道”存乎于万事万物之中并通过其显现出来。又如，谈到南宋郑樵对秦“弃儒论”的新解时，章学诚因时而变，以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道”之门径:“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蕴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皆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20“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非才不及也，势使然也”。［1］139章学诚对“道”“器”关系的新解，尤其对“器”价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文人世界观的核心问题，自然是无法回避的。这既是对宋明空疏“理学”的一次反正，又是自南宋郑樵以来，具有近代史特征的实学发展在新阶段的梳理与总结。总之，“道”与“器”在他们笔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抽象了。

二 章学诚的学术境遇与“三位一体”的治史方法

观念决定方法，方法亦影响观念，但时下仍有人诘说:“艺术界的人，似总不爱守本业，反忙于跨越学科分际，进入到考古、思想史或文化学的领域”。［2］然而，这恰恰是走对了路，就像无须诧异研究中文的人老爱跻身美术界;搞艺术的人兼能在艺术史之外，斩获启发与证据，甚至熟练建模编程、把赏高等数学的趣味等让人羡煞的事儿。朱熹(1130－1200)曾有述曰“看文字须如法官深刻，方穷究的尽”;“诉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或疑有误也”。［3］中国的考证法，即源取两宋以来的司法体系，做学犹如断案，须集侦探、律师及法官职能于一身。几种视野与学识是各有侧重的，掌握的门径多了，自然解题的法子就多。况且“立证”、“辩护”与“判案”，也恰是史学研究中皆不可缺的三个方面，对应了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方法，即“考求名物”、“训诂章句”及“疏通义理”——“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在学术研究中要根据各自所处环境和不同个性采用适当的方法，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先生说得好:“钉钉子就得用锤子，拧螺丝就得用起子”。譬如，鲁迅的敏思与犀利是顾颉刚做不来的，而后者专嗜古事的咬文注字，实与鲁迅的趣味相佐，话不投机、以致势同水火的例子，古往今来，自不仅这一处了。但也有例外，隔了近600年的章学诚和郑樵，个性截然相反，却师古一脉、隔空神通。章在《文史通义·申郑》篇里对郑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然而，郑樵变史志章程、自成一脉的家风，自然遭到不少清代文人的攻击。

乾嘉学风正统人物王鸣盛(1722－1797)，秉承汉学家法、贬抑义理的治学路数，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的《十七史商榷》序，犹如一道伐异檄文，他说:“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而求之也。但当文字，辨音读，释音诂，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义论求法诫，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尤是也……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专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默守汉人家法。”背道而驰的两种史观，章学诚的学术境遇谈不上有什么悬念。王鸣盛谪郑为“妄人”，戴震更斥其为一介“陋儒”。

章学诚反对治学各分畛域而致文人相轻、相互攻击的风气，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鉴于天真气盛、屡受朝中学士大夫的轻乎、嫉恨与排挤、退隐夹漈山三十年的郑樵之遭遇，持重内敛的章学诚凭一己之力，违逆时风法诫，遑论“六经皆史”，对有可能的诘难是有预见的。他的文集载有致钱大昕的信，就曾经数度婉辞钱规劝其公开发表著述的建议，推称自己的学问不合时宜，可能成为攻击的众矢之的云云。［4］288，341

显然，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对郑樵的叩述，其实亦在为自己辩护。与记忆力超群的万斯同不同，章学诚在儿时反应极为迟钝，记忆力不好，连背诵数百字的文章也显吃力，文章写的不漂亮，却总有一己之见。不难推测，可能正因记忆力不行，才成就其卓尔不群的判断力，这也应归其所谓“不得不然之势”吧。

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谈到清人痴学，像黄奭这样的扬州公子哥，属于学问不大，却极嗜好纂述，手上捏有史料，就能玩一把学问的富户商贾，确不在少数;更甚者，如张金吾之流，热衷于校雠学，嗜好藏书、刻书、出版，以致狂热到不惜倾家荡产的痴家，也着实不在少数。［4］493，532如此等等，乾嘉之际，单纯以考据为学之风，在此可见一斑了。

这种情形下，主张著述不仅要有独断的见解、又必须有独特体例、兼具真正意义的章学诚——越发显得另类了。然而有意思的是，真到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付梓出版之前，却并非时人说的，“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除去钱大昕等少数人，对章学诚学问大抵认可外，不少主流学家或立于用心之险恶、或出于异类之好奇、或充当席间之笑资，以致各怀心机，暗地里却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道理很简单，假若章的学问真上了台面，那些只嗜“参互搜讨”、混迹文人圈的痴家，趣味不投，自然食不甘味、以致自取其咎了;再或者，心里佩服的紧，嘴上也捂着不说、或反着说。陈丹青那一句似乎没头没脑的话:“中国从来不鼓励智力活动”——似乎一时间找到了某种出处。章学诚生前的学术命运早已注定，直到民国初年，遂被新文人推高为——“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引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后来，以资料业为史学正宗的顾颉刚(1893—1980)，秉承乾嘉“文本实证”主义的遗风，又兼具郑、章独断之精神，考证出“大禹是条虫”——有敢“拿那几千年的烂账，作最后一刀”的雄心，正如顾老慨叹道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于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5］尽管学术取向固然与时代精神与学术生态有关，但个人的才智与趣味差异在史学的各类研究上，亦各有倚重的——或偏考据、或执义理、或重辞章、抑或兼而有之，这本应也是极平常之事，用章学诚话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然而，问题确实并非那么简单。

三 以中西比较的观点论章学诚在治史方法上的突破

思忖清代文本考据盛行的“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有不少额外的启发:其一、学术情境的必然性(清初“文字狱”，类似日本锁国期间，绝禁诸学，独让医学一径，为学术“荷尔蒙”找一出口);其二、自宋代学术中兴至清以降，包括史学、文学、建筑、交通、律法、艺术、地理乃至裹脚等，或于外受西学影响、或于内不断“演化”、趣味及技术手段不断累积、逐步相对呈现出衰转前的“回光返照”。实事求是地讲，就乾嘉学派整体学术而言，“文本实证”的考据主义的确拓展了中国史学内部诸学科的研究视野及路径，练就了学者的历史敏锐性，在此节点上，呈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遭遇前的一个文化高峰。暂且不论高低，中西文化的主流，终于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亦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余英时在《中国史学思想的反思》中说:“中国史学晚至十八世纪开始与它的西方对应者接近，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史学家曾设想历史是一个走向明确结局的直线发展过程，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循环观“也好，或者“进步论”也罢，中国学者绝少有人能够阐明某种“宇宙法则”或特别“结局”，这似乎又“暗合”了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有的直让人有诸流归源、殊途同归之感，但此类暗合能否有在学理上相互比附的可能?这是个有趣却极有危险的问题。譬如，章学诚对“六经之旨”的阐述，应天时人事之变而变，认为“道”沉潜于今古演绎的历史大“势”之中，并以所谓“不得不然之”显现出来。这其实与海德格尔本体论强调的“此在”(Dasein)概念已经相当接近了。他的“以史解经”学说的精髓在于，在发展“通史”一脉的基础上，强调只有把“经典”置于历史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诠释、理解与处理，才能真正领悟“经”与“史”、“道”与“器”的内在关系，这其实与海德格尔解释学的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中，“此在”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此在”既是“自身”又是“历史”的存在，并且将与此有关的实体都作了历史性的处理;第二，“此在”呈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在时间的延续中展开，这种本体观照下的“此在”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人或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事物的暂时性，正因为鉴于历史的参照框架(所谓“一切学问无非史学”之说，正以此为起点的);第三，“此在”的历史性使人们得以沟通过去与现在，并认识到存在本身。［6］

再往前追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及郑樵《通志》百科全书式的编纂体例，是否暗合了西方“百科全书学派”继普林尼《博物志》之后的再度崛起?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何以想见，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一文中，强调经济基础对道德意识与社会秩序重要性的问题，在公元1世纪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里早已述而有之;章学诚主张，凡可称为学问者皆史学也，不存在非史学的学问。这与西方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迈纳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的观点和章学如出一辙，历史学在作为通常学问的同时，又是一般学问以上的学问;特洛尔奇在《历史问题及诸问题》中也认为:人类及其有关文化、价值的所有思维在根本上都是历史化的存在);章学诚评价郑樵“慨然有见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的见解，甚至同德·索维尔“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实体”命题，如此神似;再者，所谓“训诂章句，疏通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1］165——章学诚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与西方解释学的奠基者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二分法”(文字训估处理与文本深层意义的释读)，几近一脉而同出……此类问题诱惑力之大，时让人不惜“飞蛾试火”，但结局往往却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理论俘获，而这种剧情的开端，常始于语言的纠缠与争夺(仲维光在《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一文中说到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及其传统学术思想提出批评，这不仅在德国，甚至世界其它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因为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因此，东方学者很多对西学理论的警斥，倒不完全是固守篱樊的某种偏执，却往往又是从语言的“曲解与错位”开始的——这还不能仅仅从“阅读即误读”或“翻译即背叛”的层面来理解。所以，研究开口的把握与语言的坚守，是二难却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于是，国内有学者奋而谴责——语言有时是学术上所谓“路径依赖”以外的另一个帮凶。同样，波普尔(Karl Popper)对德国知识分子“原罪”的讨伐——崇尚思辨、玩弄晦涩概念及其对语言的污染，主张回归启蒙时代相对纯净的学术传统——极有侧面的启发与匡正。如此一来，一个新的悖论产生了——众多由语言阐发的问题(包括史学问题)，在回旋、冲撞与纠结数遭之后，重新又回到语言本身来解决问题。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用几近无奈的判断句式作了一个总结——当代哲学的使命只剩下语言分析了——表面上看，这种击鼓传花的物件，似乎又重新回到乾嘉时代老派文人的案头……

然而，谈到类似的问题，梁启超(1873－1929)曾有此说:“清儒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7］70对此，陈垣先生(1880－1971)看法极有不同:“在乾嘉诸老中，不过笔记一条，扩而充之，则为今人一论文矣。譬如炼奶，一匙可冲水一大碗也”。［8］几番喧闹，人们似乎已经不记得，章学诚在此之前已说得极明白:“整籍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也”(内篇《浙东学术·注》)。显然，无论是史纂还是史考，在章学诚那儿，无非是解史的工具而已，而非史学研究本身。章学诚进而总结出“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训诂章句，疏通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章学诚所谓的:“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出其故;思得于永，显微相次而显查于微”。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赞誉说:“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7］18余英时的观点与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里对章的评价类似——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历程中，“章学诚作品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够称‘历史哲学’的作品”。［9］如此之高的的评价，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后，尽管章氏学说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清乾嘉以来，由于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说并没有真正获得相称的地位以及起到应有的作用。

学术创新是当今学界追求的方向，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在此之前，中国学术史上固守与创新之间经历的此消彼长、曲折交错的过程。长久以来，中国式的学术生态上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普罗克汝斯忒斯是希腊神话里记载的巨人，总爱羁留旅客，缚之在床，体长者截其下肢，体短者，拔之与床齐，暗指强求一致的制度、学术、主义等等，我们这里或可叫做“削足适履”)，使学术创新尤其之难。反观今天的史学研究，特别就方兴未艾的设计史学而言，我们绝不可把它从社会史、观念史、艺术史、经济史以及民俗史等科目中割裂出来，孤立地进行所谓的研究——那种依照典籍或出土的历代器物(包括建筑遗存)，按照编年顺序不分轩轾地罗列，依次描述一番的传统架构，显然有着致命的缺陷。就此而言，清代学者章学诚，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异类，其“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在漫长的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的研究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学术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1］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校注．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

［2］缪哲．汉代艺术中外来母题举例——以画像石为中心［D］．南京师范大学，2007:10．

［3］胡适．考证的责任与方法．载互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M］．台北:1984:5．

［4］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93，532．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86．

［9］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的反思［M］//历史与当下:第二辑．吴莉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51．

On the Zhang Xuecheng’s Theory of“Trinity”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Jun
(School of Art，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

In period of the qianjia of Qing dynasty，the vogue of textual research of academic is prevalent．As rebels，Zhang Xuecheng was violation of academic fashion but he established school of academic by himself．Therefore，he is of the“outrageous”in the thinking of other scholars．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has generated a lot of fascinating“coincide”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It is unexpectedly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aptur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However，in other sense，Zhang＇s works is enough to match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eyes of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especially for his“Trinity”study of historian Road(“text reading”，“relics research”，“logical reasoning”and stressed the“three aspects together integrate”)．In Context in the local culture，Zhang＇s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e been up to a new level．Although Zhang’s theory at some time in the past caused concern i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omestic things has changed fiercely．His academic value has not been really emphasized．Zhang Xuecheng＇s theory at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concerned，still remain with fresh vitality，and can promote contemporary scholars remain vigilant and reflection with a innovation level．

Zhang Xuecheng;the trinity;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language competition

K09

A

1674－117X(2011)05－0065－05

2011－05－24

陈军(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设计艺术与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