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述论

谢忠强,李 云

(运城学院思政部,山西运城 044000)

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述论

谢忠强,李 云

(运城学院思政部,山西运城 044000)

特定的自然因素以及人为社会因素导致1939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洪水给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努力最终克服了灾荒。1939年海河流域水灾爆发的教训和救灾的经验都对当今的防灾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1939年水灾;海河流域;中国共产党;救济措施

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地自然灾害的频发,救灾救荒史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综观其研究内容,论者多着墨于“旱灾”和“蝗灾”,而对水灾之考察则略显不足。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海河流域1939年水灾的相关史实进行初步梳理,权充引玉之砖。

一、水灾成因

海河流域所在的华北地区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农垦地带之一,其广袤的地势、软松肥沃的土壤以及雨量、热量相吻合的集中,都是适合农耕的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这些因素又均有着极易导致灾荒的不利一面。包括海河流域在内的华北地区年降水量在“400～800mm之间,其分布自南向北、从东向西递减”[1]。受季风气候影响,华北地区的雨量集中于7～9月,虽与作物的生长季节吻合,但受其影响,这3个月又“极易发生水灾”[2]。

除了气象规律外,地形、地势也是水灾形成的重要因素。华北平原大部分河流与黄河相似,河水发源于西部高原山区,河水流向平原时,沿途带来大量泥沙,河流到达平原,坡度减小,水流减慢,河床泥沙淤积,7、8月大雨时“经常发生渍涝”[3]。仅就海河流域的河北省而言,其降雨量变动性就很大,雨水70%集中在夏季,尤以7、8月为多。以民国时期华北的永定河为例,其发源于山西管岑山,经察哈尔而入河北,上流地势较高,坡度较大,水流迅速而带沙之量亦大。于是一部分泥沙不能顺利下行而沉积于山地与平原交界之处。据统计,此沉淀量达“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4],仅次于黄河。河道既被泥沙所壅塞,则其容水量自然减少,而水之来源仍不断增加,在此情形下“河道决堤,横流酿成洪灾也就不足为奇了”[5]。

气象、地形、地质等客观因素为水灾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外在诱因,但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人为因素往往更能对“灾害的规模、程度、频率等产生重要影响”[6]。旧社会严重水灾的形成,固然与自然土质、雨量及地形坡度等有关,但人工修治之废弛以及官吏之侵吞剥榨等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华北防治水灾的措施主要是修筑河堤。由于河床淤垫日高,堤坝几乎成为防范水灾的全部屏障。华北境内河道纵横,绵延数千里。每一水系均呈网状分布,其堤坝之总长无法计算。在此境遇下,即便不是河政失修,要保证所有堤埝的完好无损也远非易事,更何况在多事之秋的民国时期“经费短缺及被挪用侵占向来是水利部门的通病”[7]。由于堤坝过多,中央及省政府所能护理的仅为官堤,其他则难以顾及。以河北为例,因经费所限该省河务仅能就各官修堤工,“分别酌事岁修”,并于大汛期间,“督饬该管河员”,注意保护而已。其官工以外之各河民堤,则为官方力难兼顾,不得不仍由关系村庄负责岁修,“而本省农村,数遭兵燹灾侵,经济概处力所不逮,遂不免时有溃决”[8]。以冀中为例,大清河、子牙河和永定河都设立了河务局,局下设段,但堤防管理很不全面,只限于局段附近,且着重下游,疏忽上游,像滏阳河、滹沱河等支流都不在管理之列。另外,工程的修筑多采用包工制,致使经费层层克扣,不能悉数用于工程,这就大大降低了工程效能,影响了堤防的巩固。官堤岁修是由业堤村(即指派修筑河堤的村子)负责,但因业堤划分不合理,多被群众视为一种负担。民埝的修筑,由受益村庄负责,因得不到政府补助,群众对此亦漠不关心。况且,“某些堤防向为当地势力把持,他们只顾局部利益,毫无整体防洪的大局观念,更成为堤防全面管理的障碍”[9]。堤树对巩固河堤抢险有重要作用,官方对此还是认真保护的,既有看树的巡夫,又有严格惩罚盗树的法令,但盗树、伐木之风一直不绝。群众也视植树为负担,敷衍了事,堤树成活率极低,直到抗战前夕,堤树数量始终有减无增。抗战爆发以后,情况更加糟糕,各河堤大多遭到战火破坏,不少河堤被毁,大量堤树被伐,各条河道的河务局也相继解体,职员弃职逃散,河务无人负责,“残堤决口比比皆是”[10]。

除了河务管理部门工作不力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也是造成1939年海河水灾泛滥的重要人为因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华北沦陷的大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屡屡借暴雨肆虐之机掘堤放水,主观制造洪灾,迫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仁人志士。1939年夏季,由于低纬度热带系统异常活跃,台风频频北上,海河流域7、8月间连续多次出现暴雨,“雨日多达 30～40天”[11]。从1939年7月10日开始,河北省连降暴雨,河流水势猛涨,日军乘汛期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滏阳河等河堤扒开决口182处。进入8月初,河北省又连降暴雨,永定、大清、潮白、南运、子牙等河流洪水猛涨,河堤决口甚多。8月中旬及下旬,河北受台风袭击,出现3次大暴雨,永定、大清、北远、潮白、男运、子牙、滏阳、滹沱诸河河水并涨,日军再次“乘机掘堤”[12]。

综上所述,海河流域集中分布的降水规律,独特的地形、地质造成的河道分布状况,以及长期以来旧政权河务废弛等主客观因素的同时具备,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灾荒的侵略政策”[13],所有这些都使得1939年空前水灾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无法避免。

二、水灾概况及危害

泛滥的洪水给海河流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时间洪水所到之处,坡田荡为沙地,“平原沦为泽国”[14],庄稼全被洪水淹没,房屋倒塌无数,人民群众饥饿无粮,流离失所。早在1939年7月的第一次暴雨后,安平、河间等7县就尽成泽国,被毁良田17万顷,冲走粮食60余万石,淹没村庄1万多个,灾民达300万人,在冀中,淹没30余县,受害群众400多万,造成冀中数十年未有过的大水灾。经历了数次特大洪峰后,冀中35个县没有一块地方有干地。据朱德、彭德怀致重庆国民政府电称,灾情最为奇重者为高阳、蠡县、安国、任邱、肃宁、安平、文安、深泽、饶阳等县。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亦对冀中各县灾情程度作了总结:“十成灾者有文安、雄县、安新、新安、新镇5县”,“九成灾者有安平、青县、深泽、任县、清苑、高阳、霸县、永清、安次、新城等10县”,“八成灾者有武强、饶阳、交河、新乐、无极、博野、任邱、固安等8县”,“七成灾者有献县、定县、安国、大成等6县”,“六成灾者河间1县”,“四成灾者徐水1县”,“二成灾者深县1县”,“总计被灾成数为八成以上,共计淹田153852顷(约76926 hm2),被灾村庄6 752村,被冲房屋168904间,损失约16000余万元,现无衣无食之民众已有1912800名,且逐日增多”[15]。

除了冀中区外,海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也没能幸免。据不完全统计,仅晋察冀的冀西14个县的水灾,就倒塌房屋61498间,冲毁田地73388 hm2,冲走粮食84510石,受灾人口约300万。另外,察南等地也有4个县损失财产467万元,有7个县倒塌房屋61984间,有4个县淹没田地27722.8hm2,冲毁田地38999.3hm2;北岳区沿河滩地是著名的粮食产区,但几乎被冲毁,其中21县原有滩地11361.8 hm2,被冲毁的达9 841.7 hm2,“有10个县被冲走粮食84 510石,有8个县损失树木23万余棵,有4个县淹没牲畜 2260头”[16]。

与冀中相较,冀南受灾范围更广。冀南区隆平、尧山、任县、南和、平乡、巨鹿、鸡泽、永年、肥乡、邯郸、威县、清河、景县、藁县、栾城、赵县、宁晋、柏乡、故城、枣强等30个县,顿成泽国。计淹没村庄2082个,淹没耕地55096顷(约27548hm2),灾民约300余万。滏阳河沿岸,任县、南和县境及宁晋泊一带,平地水深一丈四五尺,直到1940年春尚未退尽。面对一片汪洋,农民无法耕种,只能捞取鱼虾水藻充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副主任杨秀峰、宋任穷勘查灾情后指出,除少数县份以路途遥远阻隔尚未勘验外,计隆平被淹十分之九,清河被淹五分之四,宁晋被淹三分之一,平乡被淹五分之二,巨鹿被淹五分之一,柏乡被淹过半,任县被淹90余村,南和被淹40余村,南宫被淹20余村,威县尧山被淹各10余村,禾付洪流,房屋倾圮,水势浩大,后落无期,灾民生活濒于极端危急。因灾情奇重,惨状空前,9月初边区政府又通电全国:“灾情之最奇重者除冀中外,莫如我冀南”,“灾民数逾百万”[17],“查广平、曲周、肥乡、平乡、南和等5县,统计受灾村庄共有364村,田地被淹429.4 hm2”,“冀南第3专区枣强、东光、衡水、阜城、景县、武邑、故城7县受灾面积平均为60%,其中最重的故城为90%、东光80%、衡水75%,较轻的阜城为25%”,“被灾共1464村,被灾人口衡水12.5万人,景县16万人,东光7万人,阜城2.3万人,武邑12.4万人”,滏北区宁晋、束鹿、晋县、赵县、藁城、栾城 6县“除宁晋东区外,全被水灾,束鹿淹了40%,晋县 35%,宁晋 70%,赵县 20%,藁城 70%,栾城20%;受灾人口约30万”[18]。

水灾并不限于河北,豫北的安阳、临漳、内黄等县,8月中旬连降大雨,各河决口,秋禾尽淹。鲁西运河、卫河、大清河决口,馆陶、临清、武城、恩县、夏津、东平等县首当其冲,一片汪洋。鲁北黄河故道泛滥,两岸村庄被淹没百余。据以上各县灾区统计,灾民共有130余万。此外洪水还殃及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北平与保定之间,完全成一大湖,淹没县城达14座。通县被淹,门头沟煤矿区浸水,矿洞多处倒塌,平津铁路两侧也是一片汪洋,路基屡为水冲断。

大灾之后又往往伴有瘟疫。生活的贫困,环境卫生的恶劣,医疗设备极端落后必然会造成疾病的流行。以海河流域为例,战前就有天花、肺结核、霍乱等流行。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进入了相持阶段,战争与灾荒使得医疗卫生条件更趋恶化,各种传染疾病也大规模流行开来。1938年冀中开始流行疟疾,1939年上半年整个海河流域“疫病流行”,1939年秋至1940年夏“涞源、易县疫情严重,在调查的110550人中发病人数为70 040人,占到了63.4%,死亡人数为18 500人,死亡比例高达26%”[19]。在此由于资料的局限,暂无法对海河流域的瘟疫损失进行确切的数字说明,但通过散见于各地的零星资料大致可以确定,1939年前后的瘟疫,“在水灾泛滥时往往助纣为虐”[20],使灾情雪上加霜。

三、救济措施

1.多方筹措救灾资金

灾情发生后,面对嗷嗷待哺的受灾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积极行动,在边区财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1939年8月30日边区政府拨款10万元,分发到冀中、冀西和晋东北重灾区,而且特别要求简化发放手续,确保分配公平。除了政府拨款外,边区政府还积极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晋察冀边区发起募捐救灾运动,各级党政军机关及救亡团体的工作人员纷纷慷慨解囊。他们将半月、一月甚至数月的津贴作为赈款,全部捐献出来。如边区财政处印刷一局捐款500元,华北游击大队第一队捐款1000多元。华北游击大队第一个月的津贴全部捐献出来,共3000多元。军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捐款361元,定兴县各级工作人员捐款2000多元,繁峙县县区政府职员捐款246元。边区工人也踊跃捐款。据统计,“唐县工会募捐款20777元,灵寿县煤矿工人捐款26432元,瓷窑工人捐2 065元,平山、井陉两县工人捐款7 349元”[21]。非灾区农民也积极支援救灾。据不完全统计,“有24个县的农会募集救灾款达17.7万余元,救济物资小米4500余石,枣子、花生、山药等1.5万余石”[22]。10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亦“捐款救济费一万元”,并“致函慰问灾民”[23]。

2.确保灾区生活物资供给

拨款、募捐之外,边区政府还采取措施狠抓粮食工作。为了确保灾区的粮食供给,根据地紧急出台了相关政策,争取“开源”,明令“凡可做粮食充饥者,如红枣、黑枣、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植物树皮、树叶、地下茎等代替粮食,以补粮食之不足”;“统一调剂边区境内粮食,将受灾较轻地区的粮食拨运到重灾区”。同时设法吸收敌占区的粮食,成立运粮队到敌占区购粮。根据地粮食工作除力争“开源”外,还大搞“节流”。灾情发生后,边区政府向全区发布命令禁止粮食酿酒。为了更大限度地救济灾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工作团体内部还掀起了一场“节食节用”运动。边区政府要求部队每人每日节省米一两,每马每日节省草料一斤。群众团体工作同志照部队标准发给米数,每人每日节省四两。一般民众每日节省三两为原则,特别劳动者节省一两。为了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各级工作人员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冀中军民为度荒救灾,实行节衣缩食。所有用粮部门无论政权、机关、部队、团体,由过去每天三餐一律改为两餐,每人每日定量由二斤缩减为一斤六两,后再减为一斤二两”,“各党政部门工作人员都自动取消津贴费,以减轻人民负担”[24]。

3.积极安置灾民

钱款救济和粮食工作也只能暂时解决灾民衣食方面的需求,“而大水迟迟不退,许多灾民房屋被淹,导致他们无家可归”[25],因此如何为受灾群众安排住处和谋生出路便成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救济灾民的当务之急。为解决灾民的住宿问题,“晋察冀边区各级政府号召,有房子的借给没房子的住,房子尚能修复者,就发动群众或工作人员帮助整修,能打窑洞的地方打窑洞,不能打窑洞的盖房子”,“边区军政机关人员及工人都曾自动替没有房屋住的人造房子”;为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出路问题,晋察冀边区在各区成立了灾民工作介绍所,帮助灾民重新寻找就业谋生的门路。经过一年的训练后,有的地区介绍灾民参加人民军队;有的地方则设立灾民工厂,实行以工代赈。如平山县灾民工厂,资本已达几千元,针对灾民中的妇女和儿童分别组织了洗衣队和收容所。另外,成立难民垦区,将重灾区的灾民转移到受灾较轻或没有受灾的区域也是边区政府安置灾民的重要举措。如灾情严重的完县、石家庄就曾组织20余户100多人,到另一个有肥沃荒地的地方去积极开荒种地;“阜平县也曾移民到八区黑崖沟一带,成立革新社,采取政府扶持,农户自由经营的方式,效果颇好”[26]。

4.发动灾民生产自救

早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在出现灾荒情况时要“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苦难”[27]。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边区党委决定除党政军各部门积极救灾外,还要积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193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冀中工作的指示信》强调,要“在被水淹的地方,应从速办理急赈,这些地方在水退后,大部留下沃土,应加紧种麦,供给明年粮食,应设法调剂麦种,保证这些地方今年的充分种植”[28]。1940年春天,边区政府发布《奖励生产事业条例》,“积极提倡生产,提出‘恢复耕地面积,恢复农业生产量’的口号,发动军民一齐走上生产战场,争取生产战线上的模范”[29]。为此,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发动群众,设法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引入抗灾度荒中去。大水灾后,个别受灾较轻地区的庄稼得以幸存。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号召全体军民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用人民的汗和战士的血保卫秋收”[30]。最终各级军政机关工作人员配合农民加紧收割,夺回了这些宝贵的粮食,并在幸免于水灾的高处岗地抓紧补种短期谷物与蔬菜,鼓励和组织灾民开垦荒地。

5.着眼长远,科学防灾

除了大力鼓励群众的农业生产热情外,根据地政府还从长远考虑,号召军民兴修水利、根绝水患。大水成灾后,根据地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的同时发出“彻底治水”的号召。为治理水患,边区改组了治河机构,如冀中区撤销了河务局,成立了由冀中行署统一领导的县河务委员会,由各县县长、实业科长、武委会主任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还聘请当地热心公益、熟悉堤工的人士为委员,负责采购和监修。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以冀中区为例,“在兴修水利中筑滹沱河堤35 km,浚河82.5km,筑堤262.5 km,为民国以来少有的大工程”。而北岳等其他地区在大水灾后,也做出积极努力,治水、修渠。例如“平山等13个县整理旧渠123道”,“阜平等11个县开凿新渠74道”,“易县等13个县整理旧渠2611道”,“五台等25个县开凿新渠1 216道”。为保证开凿水渠的持久、牢固,边区政府也非常重视沿渠堤坝的植树造林工作。边区行政委员会分别于1939年9月29日和10月2日颁布了《晋察冀边区保护公私林木办法》、《晋察冀边区禁止造林办法》等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军民积极植树、护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仅就北岳区统计情况而言,1939年“平山等20个县植树46.5万棵,成活率达70%以上”,1940年“阜平等30个县植树1386万棵,成活率高达75%”[31]。

各地群众修渠、造林的举措不但是边区政府“以工代赈”救灾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长远眼光”[32],更闪耀着军民团结“科学治水的伟大智慧”[33]。最终,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克服了1939年水灾的同时,也为整个华北抗战局势的持久坚持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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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970(2011)01-0015-05

2010-10-20

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讲师,硕士,从事灾荒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