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戴安林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戴安林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三大优良作风，论述了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整顿“三风”，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本色和宗旨的重要保障——“两个务必”。他的党风建设思想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作风建设学说，在实践中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重作风建设，而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是其最富有独创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风建设思想作一番探讨。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P1093－1094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1］P1094在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寻找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1－112“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P801另一种就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其中一种表现为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表现为经验主义态度。两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割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其特征。“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1］P1094都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严重的危害。所以，必须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为此，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1］P109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P1093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坚持和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就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是联系。”［1］P1094要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须努力做到: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P1096“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P1094－1095

第二，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1］P1095他进一步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1］P1095他尤其强调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1］P1095因此，错误倾向都必须坚决克服。

第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指出:“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P1095－1096

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因素，难免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和错误就应该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加以纠正。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P1096他充分论述了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重要性:“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脸。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的有效的办法。”［1］P1096他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原因:“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P1096－1097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作风建设的方向和命运，体现着整个作风建设的灵魂。只有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才能真正地、全面地、卓有成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因此，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只有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而且能够立党为公，不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惧怕别人的批评，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对的和敢于改正错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党而言失去的是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得到的是党在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政治上的纯洁，行动上的一致，是事业的成功和人民的拥护。因此，发扬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从此，三大优良作风就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内容。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二)论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整顿“三风”

抗日战争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解决党内“三风”不正的问题，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P812

在整顿的“三风”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最为重要，因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P813因此，整风运动首先是从解决学风问题开始的。主观主义是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想方法，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所以，毛泽东对主观主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他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1］P812－813他列举了主观主义的三种表现:一是不注意研究现状;二是不注意研究历史;三是不注意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危害性就在于这种极坏的作风，在党内产生恶劣的影响，使党的队伍受到腐蚀，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1］P800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他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P801“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1］P819－820在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过程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P802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宗派主义实质上是主观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表现。毛泽东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宗派主义在现实的表现:一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方面向党闹独立性，大搞个人主义。他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1］P821－822二是在局部和全体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方面搞本位主义。他指出:“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1］P824

在整顿学风和党风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对文风的整顿。文风是学风和党风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1］P827他列举了党八股在现实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毒害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的危害极大，只有清除了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处，也才能从根本上整顿好党的作风。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1］P840“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844

学风、文风和党风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从根本上讲，学风问题，文风问题都是党风问题。毛泽东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P812所以，科学的改造党的作风，就必须在学风、党风、文风三个方面同时入手，才能全面有机地完成党员干部和党自身的自我改造。

(三)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本色和宗旨的重要保障:“两个务必”

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革命的领导主体向建设的领导主体即执政党转变。面对历史方位和工作重心的根本转变，党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否经得起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的历史性课题。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他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P1438－1439

毛泽东的这一段论述蕴含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第一，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人可能会骄傲起来，自满的思想可能滋长，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如果不坚决防范和克服这种情绪，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甚至失败。

第二，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成绩越大，形势越好，越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和宗旨，始终维护好和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毛泽东把中共中央进入北京执掌全国政权，看成是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掌全国政权的考试中考出优异成绩，能否继续地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否继续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保障。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风建设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历史性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4］P285他们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他们还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P283“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P285正因为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这个党必须依靠群众，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率领群众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认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5］P687－688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他们在实践中积极运用这一武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例如:恩格斯1879年在致德国工人运动约翰·菲利浦·贝克的信中，尖锐批评了社会改良主义赫希伯格一伙企图把“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庸俗做法。［6］P365恩格斯1891年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谈到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豁达大度，善于容纳不同意见的素质时，批评他“不要那么气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7］P88恩格斯在1995年致菲利浦·屠拉梯的信中，严肃批评了巴枯宁派一味追求“华而不实的作风”，［8］P463给党带来的危害性。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使党成为一个真正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党，成为一个善于领导群众的党。他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9］P651他还强调指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因而要热情支持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针对党执政以后出现骄傲自大、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列宁指出:对于俄国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0］P372他把骄傲自大、贪污受贿、与文盲一起并列为党的三大敌人。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指出这是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P552他号召全党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进行斗争，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12］P253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的创造性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和科学论述了“党风”这一概念。毛泽东指明了党风的含义和本质。党风，即党的作风，它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反映党的特征和品格的整体精神风貌，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的综合体现。它主要包括党的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文风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个方面。

第二，成功地探索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创造性地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风气，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第三，创立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即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成功指导了党的作风建设实践，而且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建国前夕，面对我们党即将夺取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两个务必”思想的指引下，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内保持和发扬了廉洁奉公、密切群众、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不仅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风尚的改变。

(二)为把中国共产党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由于他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以城市为工作重点，在城市中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建立起的共产党组织也是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为主要成分。他们的建党学说主要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建党经验的科学总结。

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业极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只能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和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决定了我们党要发展壮大自己，别无选择地要大量从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吸收党员。针对这样的国情，毛泽东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他们同工人阶级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拥护党的政治纲领，愿意跟共产党走。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不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且也能够加入共产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使得许多消极的东西腐蚀着党的肌体。这种消极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存有主观片面性和个人主义，政治上易生左右摇摆，组织作风上多有自由散漫性和家庭宗派观念等等。我们既不能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排斥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也不能按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影响和改造党的队伍，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克服、防止和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的建设必须针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进行斗争。毛泽东认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实质，是以何种世界观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往往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1］P875，对此，无产阶级决不能姑息迁就，“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1］P876这就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着重整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主义觉悟拓展他们的政治视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他们头脑，使之彻底改造原来的阶级立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因此，毛泽东提出了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这是毛泽东党建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主要有五点内容:

第一，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基础。

第二，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帮助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更要在思想上入党，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第三，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原则，是把坚持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作为中心的环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第四，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二是以党章为主要内容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三是明确党的宗旨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第五，加强党员的作风建设，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

正是由于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党风建设方面大力实践和认真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和举措，创造性地把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改造和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党的建设的学说，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奇迹。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1］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周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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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3605(2011)01－0049－06

2010－10－21

戴安林，男，山西祁县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