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道德的当代价值

文/谭笑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在其非事专长的“余事”、“零碎事”[1]——编辑出版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先后编过9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为‘相识与不相识者’的书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合共约2000多万字”。[2]在长期的编辑出版活动中，他勇于担当、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的编辑道德观念一以贯之，警示当时，启迪后人，于今仍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勇于担当，引领潮流

鲁迅的编辑出版活动和整个文艺创作一样，一开始就以改变国民精神为己任，这是其编辑道德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在30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他一直勇于担当，战斗在引领新思想文化潮流的第一线，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并以“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的政治责任感，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大力推进思想文化更新。在思想文化更新的过程中，他既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辑录和整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主张“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辩证“拿来主义”。他在《奔流》编校后记中曾说:“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既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