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
——由 “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王 婧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1620)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
——由 “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王 婧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1620)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未成年人 作证特免权 合适成年人参与

2012年5月，上海一位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到学校，提出要询问这个孩子。校长“拒绝”了警察的要求，提出“学校可以让班主任接受询问，提供所有掌握的信息，但警察不可以在校园内直接询问学生”。校长的理由是，孩子是未成年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自己的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父母犯错是大人的事情，和孩子没有关系。学校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①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校长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赞誉：“重视人性考量”，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立足教育本旨”，拒绝冷酷无情的执法，是“理性之举”②。相形之下，法律的地位则略显尴尬：从立法层面而言，有评论指出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存在不周延之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