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宴》、“小资文学”及其话语限度

刘成才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春宴》、“小资文学”及其话语限度

刘成才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春宴》表现的安妮宝贝式的“小资文学”的“精神内核”是当下时代与消费社会的合谋，其“时代局外人”姿态恰恰深深融入时代意识形态建构之中。而物质性细节刻意营造的情调传达出的准意识形态，是作家在严峻现实面前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建构，是对一代人生活经验的简化。读者被其营造的虚假景观控制并导致主体的“内部殖民化”，主体革命潜能与反抗资本异化可能性的丧失。《春宴》预示了“小资文学”“贫乏时代已来临”。

安妮宝贝；《春宴》；“小资文学”；话语限度

首先得承认，作为一个非“安粉”，阅读《春宴》完全是因为其声势盛大的宣传：首印120万册，安妮宝贝首次出演华丽封面，随书附赠《春宴》全媒体资料片，内含万榕书业邀请香港前T V B著名配音师叶清及其团队为小说量身定制的120分钟广播剧、音乐短片、5款主题墙纸，新书上市后广播剧在全国100多家电台播放；在全国发行前，京东商城以975万元买断《春宴》两天独家网络销售权；百度文库与番薯网同时开售《春宴》电子书，售价19元，创造国内大众图书电子书价格新高。这一切是传统文学作家想都不敢想的。

万榕书业老总路金波评价《春宴》的主旨是：“爱情只是一场注定散去的盛宴，可是春天这么好，你怎能不盛装出席？”但是，当我们满怀期待盛装出席这场春日盛宴时，却如一位追随她多年的读者感叹的那样：“安妮，你可曾为自己忧虑过？这一场《春宴》，我发觉我们没有尝到太多新的美味，只是，好多的人似乎都多了些困倦。”[1]

《春宴》表现的安妮宝贝式的“小资文学”的“精神内核”是当下时代与消费社会的合谋，其“时代局外人”姿态恰恰深深融入时代意识形态建构之中。而物质性细节刻意营造的情调传达出的准意识形态，是作家在严峻现实面前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建构，是对一代人生活经验的简化。读者被其营造的虚假景观控制并导致主体的“内部殖民化”、主体革命潜能与反抗资本异化可能性的丧失。在当下中国沉重的社会现实中，以安妮宝贝为代表的“小资文学”注定只是一场破碎成空的丰美与悲哀，而她为读者摆下的这场春之宴席正如她在小说最后所警示的，“贫乏时代已来临”[2]343。

一 《春宴》的“精神内核”和“自我结构的真实性”

为什么给小说取名为《春宴》，安妮宝贝说：“花下的宴席，人与人之间的相聚，嬉戏，彼此欢好愉悦，再怎样恋恋不舍，也是会变幻和结束。”同时，还通过小说中的贞谅说出其含义：“我知道天下所有的宴席都有终结。但依然希望这一刻，这注定破碎成空的丰美和悲哀，永无停顿。”无疑，安妮宝贝讲述的依然是一个注定分离的故事。

《春宴》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而讲述地点则放在了“真正的颓废和美，不是被消灭之前苟延残喘的存在，而是被清除之后，无数次重建和改造之后，面目全非却轮廓完整的一具残骸”的岐照，一个由辉煌六朝古都没落成的三四线城市。这是中国大多数古城的现状，之所以选择在岐照写作，和其小说常出现的咖啡馆一样，只是一种融合和疏离的状态，不具有实际的地点指代意义。

女主角庆长是个快速结婚又离婚的自由撰稿人，小时候父母的分手养成了她疲倦、颓废又冷漠的气质，这恰恰吸引了英俊儒雅的外企高管许清池。在经历过爱情小说中常见的哭泣、自残、失踪等波折后，有着幸福家庭和固定情人的清池决心离婚，和庆长组建家庭。但男人内心深处劣根性加上情人于姜意外怀孕，让庆长决绝地离开清池。也正是这种决绝姿态吸引了有别墅、持外国护照并愿意理解她的心理医生宋有仁，最终，两个人一起飞往瑞士，在一个有雪山、湖泊、碧蓝天空、大片山林和草地的别墅里，庆长“戴着草编太阳帽，穿白色连身裙，赤脚在草地劳作。她站在田畦中，采摘薄荷和迷迭香，准备晚饭材料。风中有清冽浓烈的植物芳香，一阵一阵沁人心脾。身后传来幼小孩子的叫声，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庆长，庆长。也许是最小的孩子睡醒，要找妈妈，他们一起来寻找她。她欢快答应，说，我在这里，转过脸去，看到抱着孩子的男子走下楼梯，向她靠近。”

在这个标准爱情电影镜头式的结尾里，安妮宝贝终究无法突破自己，这感情到最后一如她最喜欢的破碎镜子的比喻，只是一厢情愿的破碎的幻觉。安妮宝贝每次采访中都要刻意强调自己小说的“精神内核”：“我写的小说，故事基本都简单，大概几千字就可说清。”“我的书不是言情，不是简单的感情故事，也并不只写男女情爱。书的探索范围很广，包括人性范围里的一切情感和精神内核，有冲突、矛盾、挣扎、自私、光明、黑暗、占有等种种形式和表达，如果从言情的角度去读，会忽略掉作品更深刻的内涵。”可惜我们每次透过这“精神内核”所看到的，只是有点烂俗的爱情故事。

安妮宝贝把自己和小说定位于“时代的局外人”：“我确认自己写过的所有小说，其实都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所谓的边缘人，是指在所置身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又一意孤行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局外人。在所置身的时代，我像一个来到异国他乡的人，没有根基。”小说的叙事者也是“在出租车上如果听到电台播新闻，一定要求关闭。我不关心前赴后继与时俱进的一切。略带封闭的生活有其必要，从而过滤掉多余的资讯、概念、观点、见解，及一切以种种面目出现的俗世方式和规则。”只是，当读者按照小说去设计自己生活时，豪车、别墅、鲜花农场之类现代生活象征的吸引力更加直接，操作性更强。正是这种“时代局外人”的文学，深深地融进了时代意识形态建构之中，成了成功生活的指南书，就像深谙出版之道的网友所说的“把文学书做出实用性来，就能畅销”那样，安妮宝贝的确在这个时代发现了自己小说的“自我结构的真实性”。

透过《春宴》可以发现，安妮宝贝小说虚幻的爱与物质主题反复演绎成创作意识形态，各种故事装上这两个流行元素被包装成精美的文本被大众消费，写作与消费市场合谋演绎着一曲甜蜜的合唱，这未尝不是安妮宝贝创作与消费社会达成秘密和解的痕迹所在。安妮宝贝刻意强调小说的“精神内核”和“自我结构的真实性”，也只是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读者已被其小说“精神内核”规训和建构，一个“受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3]。

二 一种被简化或被殖民的书写方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阶级理论中，分析了阶级惯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为品位，而品位又反过来使阶级界限更加明确。他认为，社会阶级结构可以内化为阶级独特的阶级惯习，不同阶级在其阶级惯习的制约下带着独特的阶级秉性进入不同品位的场域，以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品位是对分配的实际控制，它使人们有可能感觉或直觉一个在社会空间中占据某一特定位置的个体，可能（或不可能）遭遇什么，因而适合什么。它发挥一种社会导向作用，引导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占有者走向适合其特性的社会地位，走向适合位置占有者的实践或商品。在给定了被选定的实践或事物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以及其他行动者就商品和群体之间的对应所具有的实际知识的情况下，它意味着一种实际的预期，即预期了这种实践或事物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是什么”[4]。因此，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是一个阶级对其社会地位的展示。

读者对安妮宝贝最常见的调侃是其对情调的刻意营造。白色纯棉布衣、哈根达斯冰淇淋、蓝山咖啡、日本料理、爱尔兰音乐、杜拉斯、村上春树、蓝色鸢尾花等物质细节是其刻意营造情调最常见的手段，《春宴》的物质性标志依然。对其小说中人物一律热爱纯棉布衣，读者调侃道：“那些人过了十多年了，也不换换衣服，还是棉、麻、灯芯绒”，“棉布衫因你而脱销十几年了吧”？

安妮宝贝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这些物质性细节，已经变成了一种具有能指意义的符号，这些物质性的意义符号所指向的是一种准意识形态的暗示，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不自觉地会把这些物质性符号当作现实意义的指向。读者在接受这些物质符号暗示的同时，也会接受其背后暗藏的对物质享受、生活情调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放大。而安妮宝贝小说对这些的刻意放大与营造，实际上遮蔽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把当下中国的全部现实生活简化为特殊阶层对物质生活的刻意追求与炫耀，而绝大部分人真实而残酷的生活成了无法言说的自身的“沉默的大多数”。

安妮宝贝自然不这样认为，她讥讽批评者：“因本身经验和感受的有限，关注于情节的细枝末节，拿人物的打扮和身份等话题来一味说事，这很可惜。他们揪着一些皮毛，却触摸不到其中血肉。”那么，《春宴》的血肉是什么呢？是清池对与庆长的未来的憧憬：“我们有一栋带花园的白色房子，有三个孩子。你在屋前花园里摘薄荷和迷迭香，准备晚饭的材料。屋后，最小的孩子醒了，我抱起他，推开屋门去找你，看见你戴着草编的太阳帽，穿白色连身裙，赤脚在草地上劳作。你起身，转过脸来对我们微笑，笑容这样美，像黑色燕子穿行过天空。”是最后这些幻想都变成了庆长的真实的生活。

安妮宝贝对物质细节的迷恋，在深层次上是作家丧失对当下中国现实感受力而为自己刻意寻找的一处虚幻的避难所，因为就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普通人而言，这些物质性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像是一种幻想和讽刺。文学所照见的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当安妮宝贝在小说中宣称：“整条大街散发着物质沸腾的气息。贫穷是一种可耻。如果没有爱,有钱就可以”[5]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把自己的作品简化为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现实社会任何尖锐的问题似乎都不复存在，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简化以及对普通人生活世界的一种“殖民”。

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一最初由胡塞尔提出的概念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通过社会的结构变化整个地受到约束和变化。”[6]165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生活世界一直不断地受到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各种被社会职能化和分化的子系统而整合的“制度群”所组成的“系统”的挤压与侵占，随着“系统”这种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技术、科学、金钱、权力等主宰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个体成了社会中的旁观者。“生产关系自主的系统从外部侵入生活世界，就像殖民主义者进入部落社会一样，并且强迫其同化”，从而造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深层侵入”[6]236。

对这种“生活世界殖民化”，昆德拉的思考更令人惊心：“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啮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7]而小说本该是反抗简化与遗忘，用心呵护“生活世界”与人心的复杂与丰富。《春宴》的首印120万本，再有力不过地说明了当安妮宝贝在小说中对一种物质化的生活铺陈为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象征的时候，就以一种暴力的方式把当下这个时代缩减成物质性生活的殖民地，其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也强暴地覆盖了其他的写作可能性，成了一种被简化或被殖民的书写方式。

三 “小资文学”及其话语限度

“小资”（bourgeoisie）作为一个阶级划分，在城市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8]。1990年代以后，作为贬义词的“小资”开始变身流行，一般意义上指都市中收入较高的白领和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品位和情调。布迪厄在“新小资产阶级”概念中主要从文化资本和社会文化学来界定，小资产阶级是文化教育资本的投资者，他们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向往风格、教养与别出心裁，而且他们作为“文化生产者，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他们掌握了文化资本的“社会炼金术”，因此，能“把任何既定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即建立在所有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的合法化占有，就是社会炼金术的基本运作”[9]。

安妮宝贝一出现就被视为“小资文学”的典型代表，其作品中到处可见“小资”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春宴》中的庆长是独立撰稿人，孤身一人进入福建南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乡镇拍照片，为古桥留下印记，“被这随风而逝的美，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都市参加固定圈子的聚会，长时间在家里，睡觉、看碟、清扫、学习烹饪，大量阅读古籍、哲学、生物学、宗教、天文学书籍，痴迷富山清琴的三味线弹唱，学习日语，喝长岛冰茶，对世俗的一切从不在意。

在格罗瑙趣味社会学研究中，安妮宝贝式的“小资”生活方式“最能体现出社会差别”，趣味“基本上只是个修养概念，意即教育和解放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高雅趣味越来越被理解为并非决定于一个人良好的身世和社会背景。它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任何一个在选择物品和行为方面表现出高雅品位的人都是一个绅士或女士。因此，高雅的品位不仅标志了人属于‘上层社会’，而且是进入这个‘上层社会’的主要衡量标准”[10]。据此，我们不难理解读者之所以会和安妮宝贝小说中的小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是因现实生活中“小资”虽然格外重视精神层面上的个性与自我认同以及对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和讲究时尚先锋，但在尚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却不得不忍受沉重的工作压力与激烈的职场竞争，而建立在物质性符号基础上的“小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可以奋斗和接近的实践可能性，同时，更具有现实上的可模仿性和无限的可操作性。“小资文学”所建构的“高雅”生活方式由于其无限可复制性，被建构成社会中普遍接受的现实生活，其实，只是以“小资”名义制造出的一种社会差别性，从而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中起到“区隔”作用而已。

但是，以物质性堆砌为代表的安妮宝贝情调，在当下的中国现实语境中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生活，当无数的读者沉溺在这种情绪中时，不觉中已被一种消费社会的虚假景观所控制，并进而从内心认同这种控制。这种对资本消费社会剥削的盲视，其直接的后果便是主体革命潜能和反抗资本异化可能性的丧失殆尽，以及主体的“内部殖民化”：“这种殖民已经替代了以往殖民焦点（即对世界的殖民），也就是说，殖民的焦点已经从领土转移到了肉体。与内部殖民化相关联的是‘技术对内部组织的入侵和它进入生活核心之中的微型机器’。”[11]在“小资文学”这种内部殖民的“景观”中，“那些逃离我们的力量，以其全部力量向我们展示了它们自身”[12]。这种统治方式的转变，在阿尔都塞的研究中，已经成了现代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3]。个体则在这种“殖民”统治中，被设法变成了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

重返安妮宝贝作品，我们会发现其小说人物的复制性。《春宴》中的庆长、信得、贞谅，其生活方式和所强调的具有极度的相似性，安妮宝贝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塑造多少个人物，实际上都是被抽象、被本质化的安妮宝贝式的“这一个”。就像她小说中的一段话：“休息的时候大家聊起余纯顺，又聊到徒步或骑车环游世界等行为。一个男生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人都很矫情。表面上洒脱自由，其实内心软弱无力。他们没有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所以采取极端的逃避态度。本身只不过是颓废的弱者。”[14]在本质上，安妮宝贝式的“小资文学”不过是用矫情文字虚构出一个物质性的世界，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软弱无力，逃避当下社会现实。这种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小资情调，刚开始会以其仪式化了的华美吸引读者，但当其弥漫成一种恶趣之后，在当下社会就会变成一种镜像式的幻想与意淫。

所以，《春宴》一出版便在天涯、豆瓣、人人上被网友围绕“安妮宝贝笔下那些凛冽细碎的男女”主题进行狂欢式的恶搞，安妮宝贝作品中那些固定风格的文字，如：“一棵植物。棉布。海藻般的长发，丝毫没有修饰过。眼神凌厉，有穿透力，仿佛看透前世。”“那是一个怎样安静明烈的男子。乌发。黑眸。白色衬衫。笑起来的时候，便是极酒微酣时。他安然揽了另一个男人的肩耳边细语。”“带花。海藻般的长发。妖冶。颓然。冷峻。沉静。倔强。决绝。坎坷。洒脱。我行我素的女子。”“脸上有淡淡的漠然的表情。眼神清澈。波西米亚续袖毛衣。人群中令人惊喜的存在”等，配合搞笑图片，完美地解构了安妮宝贝的“小资”情调与文字风格，将安妮宝贝为读者准备的这场春天的盛宴变成了一场文学狂欢嘉年华。很多读者在狂欢中扼腕叹息年轻时太矫情，认为“安妮阿姨用文字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如同下水道般的地下王国，拉着大批人堕落，只成全了她一个人虚幻恶心的梦想，叫人沉湎其中不能自拔”[15]。

当下的文学研究者在面对《春宴》之类的作品的时候，往往是失语的。一些观点被反复地演绎并过度征用，被循环施加在对小说及作家的评论上。通过对《春宴》的解读我们会发现，当代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主要采取的是内在的方式，即葛兰西所说的“认同”，即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让外在知识、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逐渐地渗透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要求。这种“认同”在某种意义上是福柯的权力的“生产性”：“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仪式。个人以及个人就此可能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创造。”[16]

当面对《春宴》这样的文学文本，而我们的研究与创作都在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时代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文学以及对文学的研究，是否会在这种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而失去对事实应该具有的谦虚与诚恳。正如日本学者沟口熊三在反省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时曾批判的那样：“如果说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假说的学问，那么，这个结构相应地具备作为假说的机能。问题是假说再怎么样也是假说而不是事实……换句话来说，由于没有别的假说与之对立，因此它基本上失去了假说对于事实本该具有的谦虚。”[17]

最后，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当下这个高度经济化商业化的时代里，在一个权力话语不断地生产出它的衍生者，并且渗透到社会所有层面的社会里，文学与文学研究如何实现对现实的发言，文学这种“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18]？

[1]孔令燕.海拔8000米的鸢尾——读安妮宝贝《春宴》[J].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0（5）：216-217

[2]安妮宝贝.春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3][美]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23.

[4]刘欣.阶级惯习与品位：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33-42.

[5]安妮宝贝.下坠[M]//安妮宝贝.告别薇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95.

[6][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7][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2.

[8]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

[9][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7.

[10][芬兰]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M].向建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11][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95.

[12][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13][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孟登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64.

[14]安妮宝贝.七月和安生[M]//安妮宝贝.告别薇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256.

[15]优越生活.安妮宝贝笔下那些凛冽细碎的男女[E B/O L].[2011-03-06].h t t p://t y s u r l.c o m/n s j z r x.

[16][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54.

[17][日]沟口熊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李畡平，徐滔，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4.

[18]蔡翔，等.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N].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2-23.

Spr ing Banquet，“Petty Bourgeoisie Literature”and It’s Discour se Limits

LIU Cheng-cai
（College of Literatur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 China）

The“spiritual core of petty bourgeoisie literature”in Anni-Baobei’s Spring Banquet is conspiracy of present era and consumer society.“Its time outsider”attitude is in fact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ime ideology construction.The writer, through creating deliberately sentiment by material details, conveys the quasi-ideology and constructs material ideology in grim reality and simplifi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The reader is controlled by the false landscape in it, which leads to reader’s“internal colonization”and lost of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and resistance of capitalist alienation. Spring Banquet indicates that the“poor era of petty bourgeoisie literature is coming”.

Anni-Babei; Spring Banquet;“petty bourgeoisie literature”; discourse Limits

I 206.7

A

1674-9014（2012）04-0095-05

2012-04-0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的当代文学创作转型研究”（10 B Z W096）；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七年文学与1990年代文学关联研究”（11 W02）。

刘成才，男，安徽亳州人，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与当代文化批评。

田皓）